【编者注】呼吁取消审查制度一文被全面封杀、微博被禁言三月后，李银河在微信发表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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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成福柯所说的，哪里有作用力哪里就有反作用力。就具体压力的反抗比宏大话语更可靠。但是并不是所有宏大话语都失效了，比如关于专制和民主的关系，就既是宏大话语，又有现实意义。
在中国的语境中，常常会感到福柯的思路有点超前。因为中国社会所面临的还是从中世纪走向启蒙的阶段，所以启蒙话语是最解渴的，最能击中痛处和搔到痒处的。福柯的话语是在重新评估启蒙话语、启蒙理性和启蒙宏大话语，那是在后现代社会中针对他们的环境、他们的社会和他们的语境所做出的新颖分析，却未必适合于中国的语境。
福柯一生的著述聚焦在权力对主体的塑造，强调有一种无形的、弥散的、生产性的力量在塑造着人们的自我，而并不是一个有形的权力在压抑人，禁止和打压人的自由权利。然而，在中国这样实行千年古制的国度，情形却恰恰相反，权力是有形的，集中的，压抑和禁止是彰明昭著的，理直气壮的，蛮不讲理的。因此，宏大话语在中国的语境中还是有效的，这就是针对专制的民主话语，针对禁止的自由话语。民主自由都是最宏大的宏大话语。
在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社会，事情走向极端，人民沉默，像一座阴燃的煤堆，等待一个偶然的外因，燃起熊熊大火。在这样一个不实行言论自由并且有文字狱良心犯的国度中，每个人的良心会受到折磨：仅仅因为有的人因言论而入狱，所有在狱外的人，内心的平静就被打破了——有的人仅仅因为有良心而入狱，那么内心稍微敏感的人就会觉得自己不敢出来发声是懦弱的，是驯服于权力的，是丧失了自己做人的尊严的，是苟活于世的。
当人因为自己正义的发声受到权力的打压时，心里会觉得自己无论如何对那些受到权力更严酷迫害的人有所交代，对自己的良心是一个安抚。我喜欢有压力的生活，没有受到过不公正待遇的人容易丧失生活的动力。受到压迫才有反抗的动力，增加言说的冲动，增加生活的动力。这是我真实的心理活动，是被禁言三个月的感想。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我因之被禁言的文章正是针对禁言这种做法的论述，因此禁言这一行动本身就成了中国目前没有言论自由的一个有力证据，成为我的论说之可以成立的一个佐证。如果如官方在联合国所说，中国的言论是自由的，那我关于言论自由的言论就应当可以发表，现在，我由于发表言论应当自由的言论而被禁言，就成为官方自辩中国言论是自由的这一说法的反证，说明他们是在当着全世界说谎。
一个有趣的状况是：跟那些因为提到某个具体事件的言论被判定为不可以发表，凡是发表了的都受到压制的言论相比，我的言论却有点特殊，我没有提到或评论某个具体的事件，只是在原则上阐述公民应当有言论自由的权利，应当取消审查制度。而对这样的言论应不应当禁止就构成了一个悖论：我们虽然是实行言论自由的，但是我们不允许发表主张言论自由的言论。这个悖论竟至带了点哲学悖论的意味。这种做法之荒谬比不允许针对某个具体事件的言论发表更加明显，其荒谬程度以其与前者相较更高十倍百倍的荒谬展现在众人面前。如果说针对某个具体事件的言论是应当判刑的，那么主张言论自由的言论应当如何处置呢？
我为自己在2017年7月9日这一天发表的微博《我们为什么应当彻底取消审查制度》无意中制造了这样一个揭示中国言论自由现状悖论的事件感到意外，同时也感到兴味盎然：权力该如何应对这一悖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