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潮工作室 | “葛宇路 你无权改路名”

撰文 | 师岑

出品 | 网易浪潮工作室

前不久，中央美院学生葛宇路用自己的名字“命名”了北京的一条道路，为此他还自己制作了路牌标识。这个路名最后被导航软件收录进地图，连路政工作都给路灯编号上标注了“葛宇路”。最终，葛宇路的“行为艺术”被拆除，又因其他事情遭学校记过处分，再次被推上风口浪尖。

许多网友为，“葛宇路”已经被导航软件收录，应该从便民出发，继续沿用，但实际上并没有这么简单。1986年民政部颁布的《地名管理条例》中的两句话，就已经宣判“葛宇路”这种命名是不合法的，一句是“一般不以人名作地名”；另一句是“城镇街道名称，由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审批”。

简单一句不合法，并不能理解路名变更背后的意义。纵观路名在中国一百多年的折腾史，每到一个历史关口，在时势变革之际，路名也总是跟着变，它的意义远远超过文字本身。

租界洋人起的最早路名

中国古代，除了经过严密规划的京城核心区域，一般地方是没有路名的。有也只是在繁华地段，民间为了方便的习惯叫法，比如巷子中有户姓唐的大户人家，于是叫“唐家巷”，或者临近白河，所以叫“白巷”，等等。这些都不是官方行为，也不具备现代路名的行政意义。

晚清中国仍处于农业帝国的垂暮，除了供给驿马奔驰的驿道以及城内少数可供马车行走的道路外，大多数道路并不能够承载交通工具的使用，仍然以步行为主，也因此而狭窄、错落。

那时候的道路系统有多混乱，从1921年程天固对广州道路的整改可见一斑。时任广州市工务局局长的程天固在着手建立广州道路系统时，所做的第一件事是拆房子、拆城墙，拆得满城瓦砾、交通阻塞之后，才能够重新修路。原来的广州根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城市规划可言，不拆就不能建。

这还是民国十年，还是比上海开埠更早的广州，尚且如此，可以想象19世纪的西方人进入上海时，面对的是多么原始而混乱的道路系统。除了拆建修补，中国最早具有行政意义的路名，也是西方殖民者起的，始于对上海租界的改造。

1843年，也就是《南京条约》签订的第二年，伦敦的传教士麦都思到沪参与道路修建工作，他最早提出直接用中国地名来作为路名。1863年，英租界和美租界合并为公共租界，要整顿租界路名时，英国人要求用英国地名，美国人要求用美国的，吵得不可开交。而麦都思的儿子英国领事麦华佗站了出来——都别吵啦，听我爸的，就用中国的地名。

麦华佗拟了一份《上海马路命名备忘录》，成为1865年租界道路命名的指导文件。租界内道路基本上都用中国地名命名，南北纵向马路用省份，东西横向用城市，所选取的城市名基本上是对殖民势力在中国的一次盘点。

比如根据《南京条约》所开通商口岸命名的广州路、厦门路、福州路、宁波路；根据1858年《天津条约》所开商埠命名的南京路、汕头路、九江路、牛庄路等；根据1860年《北京条约》命名的又有天津路、北京路、圆明园路等。

租界之外，还有越界修筑的道路也要起名字。这些道路多以殖民先驱的名字命名，如以英国领事名命名的劳勃生路（Robinson Road），以及凯斯威克路（Keswick Road）、林肯大道（Lincoln Avenue）等。

可见，上海租界道路的命名就是殖民者势力的一个微观缩影，租界内是已经占领的城市，城市方位也与道路方位对应，一个小小租界像揉进了大半个中国。而租界外则是开疆扩土的人名，宣示着扩张租界的野心。

许多租界路名一直流传至今，如今黄浦区数不胜数的地名道路就是当年的遗迹，南京路、北京路，恍若一种“身处上海，吞吐全国”的错觉，但别忘了，曾经用这些路名吞吐全国的不是上海人，而是洋人。

谁的地盘谁起名

洋人在租界修路的同时，晚清的近代化建设也在逐步开展，自然会涉及到学习西方的路政，但在道路命名上却没什么特色，比如张之洞在南京修的第一条马路叫“江宁马路”。上海在光宣年间修建的马路路名也很简单，比如福佑路（因东至福佑桥得名）、肇周路（从周泾通往肇家浜）、方斜路（从方浜桥通往斜桥）等等，和租界大开大合的路名相比，这些路名简直太不走心了，甚至有些偷懒。

中国人在道路命名上开始注入情感和内涵，要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才开始。1928年，东北易帜，南京政府终于在名义上统一了全国，大规模的市政建设运动也随之开始，道路命名也染上更多政治色彩。

比如“每个城市都有一条”的中山路，虽然从1925年孙中山去世时，广州就已经把惠爱路改名为中山路以表纪念，但那时候中国的大半地方还不认他是国父。1928年，南京为了迎接孙中山的灵柩，修建了中国最早的中山大道，也是南京第一条柏油马路，至今仍是南京中轴线上最重要的交通枢纽。此后，中山路才在全国逐渐流行。

上海的中山路更有意思，观察地图可以发现这条中山路是环状的，所以又叫“中山环路”（今为内环高架桥部分路段），它和黄浦江一起把租界给包围了起来。之前提到租界的越界筑路是出于扩张租界的企图，那么“中山环路”这种堪称水泄不通的全包围，将越界筑路扼杀在圆环之内，在路名上以国父之名钳制住膨胀的租界。

比起单条道路，更显特色的是整个道路系统的命名。1927年之后，国内几个大城市都开始了市政革新与建设，如1929年上海制定《大上海计划》，以孙中山《建国方略》中对上海建设的设想为基础，规划了一幅“抗衡租界”的新上海蓝图。所谓“抗衡租界”，就是在租界以外另立上海市中心，以此来彰显谁才是上海真正的主人。古训曰“名从主人”，路名对主人身份的确定非常重要。

上海的新市中心被确定在租界以北的江湾镇一带，也就是现在的江湾五角场，当时那儿还是大片农田。具体建设不细说，想要强调的是，这个新市中心的核心区域道路命名非常有趣。

根据计划，这片核心区域将被建设成一个“中”字的形状，而连接“中”字的东西南北有四条主干道，分别名之以“三民路”（今为三门路）、“五权路”（今为民星路）、“世界路”（今同）、“大同路”（未建成）。而在“中”的四周，道路向四面延伸，东面呈整齐的方格状，西面则为放射状。

道路则分别以“中华民国上海市政府”这些汉字为首字来命名，一共包括11条“中”字头马路、10条“华”字头马路、5 条“民”字头马路、10条“国”字头马路、9条“上”字头马路、13条“海”字头马路、15条“市”字头马路、12条“政”字头马路与8条“府”字头马路。这一庞大的设想最终因日本入侵，只实现了一部分，沿用至今的路名也基本没有“上”、“海”、“府”三字，而以“国”、“政”二字为首的仍留存较多。

1937年，抗战爆发前夕，量子力学大牛、诺贝尔奖得主玻尔还因公来到上海，特意提出要去江湾的新市中心看一看，并且对那里宏伟的道路系统和精美的中国楼台式建筑“留下了很愉快和很有趣的印象”。当时的“大上海计划”已经实施十年，虽因战乱停顿过一段时间，但已经建好了市政府大厦、图书馆、博物馆等，道路也初具规模。然而几个月后，上海沦陷，这些新建筑在日军轰炸之下只剩残垣断瓦。

日军全面侵华之后，对所占领城市的路名也大动手脚。比如上海，日本人把新市中心路名首字的“中华民国上海市政府”，换成了“中日协同建设新东亚”；在青岛，日本人干脆把全市的道路全部换成了“XX町”、“XX丁目”，从路名上看俨然是座日本城市；在厦门，日军宣布扫除所有“敌性”路名，连同英布路因为带个“英国”的“英”，都要改成同兴布路。

有趣的是，1943年汪伪政府成立后，伪上海市政府在路名里强调恢复“民族自尊”。根据1944年的一份名为《大东亚共荣圈现状：便览：上海新旧路名对照表》的文件，伪政府对租界路名大动干戈，除了保留中国地名式的路名外，所有以外国人名、外国地名或机构名来命名的道路，全部更改。比如霞飞路改为泰山路、白保罗路改为新乡路、比亚士路改为西湖路、卡德路改为嘉定路等等，尽力去除殖民痕迹。

然而，上海市民们早已经习惯了“殖民化”的路名，伪政府改成中国路名后反而引起不适。以至于需要官方出力，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告诉市民们，这种把洋名字改为中国名的做法，其实早在八十年前租界时代就已经有了，还列举了一些当时改动的路名，如上文提到的南京路、北京路等，因此呼吁大家要适应并使用新路名。

新中国新路名

新中国之后的路名，又是一套崭新的命名词汇，例如常见的“解放路”，就是1949年后逐渐出现的。当时解放军军队节节胜利，一路攻下城市后都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修改路名，定一条“解放路”，部分城市在解放时没有解放路的，也大多在之后几年内补了一条。如1949年，杭州、镇江、宜昌、温州、桂林等诸多被解放城市，都出现了解放路。

那么，定哪条路作为解放路呢？大略有以下三种做法。

第一是由中正路改名而来。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蒋介石声望达到极点，许多城市都把城市主干道改名为中正路以示尊敬。当时的中正路多是城市核心枢纽，比如杭州的中正路是东西干道，繁华闹市区；天津的中正路则被称为“东方华尔街”，用当时最高领袖的名字命名，自然是为了凸显核心地位。1949年后，武汉、长沙、杭州、镇江、天津、桂林等城市的中正路，陆续都改成了解放路；1945年上海的主干道中正路在1950年也改名为“延安路”。

第二是把解放军进城的道路改名为解放路。东莞解放路的前身为高第街，高第街当时在城外，是进城的一条公路。1949年10月17日，解放军经此路入城解放莞城，因此命名为解放路。类似的还有广州的解放路原名中华街，宜春市的原名景公街，还有新疆叶城县、福建三明市等等，这些城市的解放路都是解放军进城的道路，因而得名。

第三种则是后来修建的重要干道，也以解放路为名，以示纪念。比如成都的北大路改名解放路，恰好就在成都解放二十周年之际；无锡解放路，是1950年修建的环城大道，这条路重现无锡“龟背古城”的轮廓，也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黄岩市的解放路，是1958年改的名，乃市内最长的一条道路。这些解放路都是整个城市的重要干道甚至是城市标志之一，改名解放路也可见此名分量之重。

但据知乎网友“马骏”使用地图数据统计，截止到2014年7月，全国的路名数量表上，解放路只排到第十名，更多的是人民、文化、幸福、光明路，排名第一的则是建设路。

“建设路”在全国的出现，则是受1950年代“一五计划”期间，大规模发展工业和城市建设的影响。比如上海闵行1956年时就有一条建设路，郑州则是1953年，成都的建设路在1956年建成，但当时还叫做猛圣路，1965年才改为建设路，这条路是成都当时最重要的工业基地——东郊工业区的门户。

而一些地级、县级城市则要晚到80年代改革开放后才有“建设路”，寓意“现代化建设”。比如高平市1984年、邢台市1980年、长乐市1980年、格尔木市1984年、肇庆市1986年等等，大多是城市要修建新城区、新工业区，因此才有建设路。四季如春的昆明则没这么俗气，1979年就给一条路起名建设路，原因是旁边要建一家新电影院。

其次，带有旧政权色彩的、有封建迷信因素的路名也需要换掉。如以国民党要人名字命名的道路，改成了“延安”、“淮海”、“瑞金”等具有革命历史意义的路名。而所谓带封建迷信色彩的路名也要换掉，如上海就在1964年修改了带庙、堂、寺、观的路名，观音堂路改为佳木斯路，高昌庙路改为高雄路，指江庙路改为芷江西路，留云寺路改为柳市路等等。

虽然要在路名上扫除封建迷信，但是北京50年代的一份档案中，关于道路命名的上级指示还是有这么一句：“个别带有群众不喜欢的‘坟’字的，可以改掉。”

2015年，郑州市政府发布文件，将“祭（读为炸）城路”改名为“平安大道”，结果被几名市民一纸诉状告上法庭。案件一审后，法院认为原告“缺乏行政诉讼上的利害关系”，因此驳回起诉。但几位市民继续上诉，案件至今还在二审。

“祭城路”起源于商朝的祭国，论路名的历史底蕴，恐怕国内很少有比这条路更深的了。可这几位市民如果回顾一下中国路名的改名史，就会知道，即使路名每天都要用到，它依然不是个人所能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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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维基百科. 1865年上海工部局命名道路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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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archives.sh.cn/slyj/shyj/201306/t20130604_387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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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崔乃夫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大词典 第1卷.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8.01.

[19] 袁庭栋著. 成都街巷志 下. 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 2010.04.

[20] 梅佳（选编）.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北京城市道路命名史料[J].北京档案史料,2007,(第2期).

[21]知乎“全国范围内出现频率高的街道名都有哪些？”下“马骏”的回答：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4334863/answer/27501225

[22] 题图：“葛宇路”在拆除，来源：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