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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一个新鲜名词刺激了几乎所有人的神经：低端人口。为政府出谋献策的专家提出，要靠政策清理低端人口。一石激起千层浪，低端人口一词立马引起网络热议。

那么什么是低端人口？是按收入分还是按智商分？是按工作性质分还是按有无住房分？专家没有给出具体的定义，但是，似乎除了官员巨贾以外的所有人都有点人心惶惶，觉得自己可能就是低端人口。我的朋友，著名律师刘晓原就跟我说：“我这么多年在北京没买房，我肯定是低端人口了。”像刘晓原这样的全国知名律师都觉得自己是低端人口，那么，在北京没买房的所有媒体人、公司白领也都觉得自己是低端人口了吧。那么，那些做小买卖的，送快递的，送外卖的、乃至某些政府里的临时工是不是也是低端人口？

中国的专家总是能说出让人大跌眼镜的话，且不说将国民划成三六九等是不是违宪，也不说他们这样说将无产阶级先锋队置于何处？单是阶层歧视这点，就会让官方很尴尬。怎么着？打仗时需要士兵，老百姓就是革命战士；需要粮食的时候，老百姓就是老乡；当城市需要建设的时候，老百姓叫建设者……，当老百姓奉献完青春和血汗后，却换来一句：“你们是低端人群，请主动离开城市……”

老百姓都离开城市了，只剩下你们这些专家，剩下你们这些精英，你们吃什么，喝什么？你们上厕所都自己清理？你们看老婆看腻了，想找个夜总会放松一下，结果进去了，全是你们这些精英的老婆，你们愿意？城市的运转，一分钟都没法离开“低端人口”吧。

近期北京完成了一系列针对外来人口的清理，有的村子甚至要求外来人口按月交钱，而且每月交两千。除此之外，政府各部门也在采取各种措施清理小商铺，工商税务卫生环保天天查，导致这些小商铺无法经营只好关门。还有二环内地下室不让住人，大红门搬迁清退零售人员1.5万人，外来人取暖费为47元每平米等等，清理外来人口的措施可谓无所不用其极。然而，城市干净了，但相应的也导致服务成本提高了。北京这种办法有用吗？暂时看是有用的，但从长远看是不可持续的。

众所周知，北京近些年发展过于迅速，城市盲目发展，缺乏长远的规划，城市功能大而全，导致交通拥堵，人口膨胀，“城市病”严重。有关部门想了很多办法，但是都收效甚微。这次北京清理外来人口的举措就是其中之一，而且是比较荒唐的一种做法。

其实，控制北京人口靠堵靠拦靠赶，不如采取纾解的办法。虽说现在在搞什么雄安新区，让那里承担某些首都功能，但是，那里什么时候能建成，建成以后效果如何都是个未知数。那么，现在怎么做？其实我有一个能立马见效的办法：效法大清，让省部级以上退休干部告老还乡。

大家知道，从明朝起，为缓解京师人口压力，明朝政府采取的是劝返外籍流民，整治关厢，严控占籍京城，具体措施就不说了。到了明朝，外来人口还是向北京拥，清政府首先对长期居住在北京的外来人口实行严格控制，按流寓人口编定保甲。租住民房的客民，必须有切实可靠的保人，也就是今天所谓的以房管人。其次就是遣散流民回原籍。雍正初年提出“就食京师流民，清查口数，资送回籍”，此后又规定：“闲散游荡，立宜摈逐。惟候补、候造之人，读书之人，贸易生理之人，方可听其在北京居住。”但是，乾隆中期之后，清政府限制直省人口占籍京师的政策明显改变，逐步放松了对流民的驱逐，也就造成了流民在京谋取职业、占籍北京外城的机会。当时，除京畿移民之外，来自山东、山西以至南京等地的谋生者颇多。

在清政府允许百姓进入京师谋生的同时，为了控制人口，他们采取了一个重大举措：限制致仕官员胥吏寄籍京城，鼓励返乡养老。康熙中期规定，凡京官革职、休致、解任，严催起程。至于各部院衙门书吏，五年役满考职后，即严催回籍；若潜匿京城或私自来京均要问罪，遂成为一项制度。清朝退休制度规定，年满60岁的官员即可退休。退休官员一般均回原籍养老，仅有少数高级官员可留住京城，但不少人不愿离京返乡。如，广西临桂(今桂林)人陈宏谋奉调进京历任吏部尚书、工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最后官至东阁大学士，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因病且年事已高辞官，但想留在京城久居。乾隆皇帝亲自劝其返乡，并设酒席为其饯行，同时令其回乡所经过之处地方官员要在20里内料理护行。陈宏谋深感皇恩浩荡，10日后带着家眷及佣人30余口返乡。乾隆帝此举使不少退职、辞职官员打消了留京久居的念头，纷纷离京返乡。这些出自政治原因的政策，同样减缓了京师城市人口的机械增长。

大家看看，清政府这个办法好不好？我不知道现在滞留在北京的省部级高官有多少，但我相信，加上他们家属，服务人员，绝对不是小数字。他们在北京占据的资源绝对是庞大的，尤其是他们的车辆数量也绝对让人咋舌。就不要说他们占用的医疗资源、教育资源及其他资源了。占用资源还是小事，各地官员要经常找他们办事，那就要千里迢迢地进京，于是，又造成北京交通进一步拥堵，宾馆资源紧张。还有，很多各种协会、会议，经常请这些人去站台，又催生了灰色的会议经济，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所以说，这些退休的省部级退休官员住在北京，可谓是弊多利少。

如果让他们告老还乡呢？这就好处多多了。一，他们回乡，服务人员也跟着回去，北京人口至少会减少几十万，车子少了，交通拥堵状况立马缓解；二，他们回乡，北京的某些高端住宅就会处于过剩状态，房价就会有所下降；三，他们回乡，北京的某些医疗资源，尤其是高干病房就不会长期被占用，医疗资源就会被释放；四，他们回乡，经常来京看望他们的地方官员就不回来北京了，这会进一步舒缓北京的交通；第五，他们回乡，北京的某些以会议经济生存的类似卢俊卿那种协会就生存不下去了，这些协会的人员就会分散到各个省市去，也会进一步疏散北京人口；第六，带动地方发展。他们回乡了，地方为了他们的健康，会建医院吧？修路吧？整治环境吧？这不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吗？第七，最重要，他们回乡了，会起到整治吏制的效果。现在的地方官员目无法治，为所欲为，甚至欺男霸女，使得老百姓民不聊生。如果这些省部级官员回乡养老，那些官员还敢乱来吗？如果老百姓去找退休高管告状，他们虽然不能直接处理，但是一个电话就能让让恶吏丢官，客观上起到纪委的作用，这不是好事吗？第八，促进地方就业。他们回乡了，吃穿住行需要有人服务吧，来看望他们的客人也需要有住的地方有吃的地方吧，这些不都是新的经济增长点？第九，会让地方的美女增加，现在，美女都跑到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去了，农村里长得像点样子的年轻女人根本看不到，如果高官回去了，美女也会回去，农村男青年找对象的质量也会提高吧？……

总之,效法大清的退休官员告老还乡制度，不仅可以环境北京人口压力，还可以带动地方经济，拉动内需，好处多多，建议有关部门重视天佑的建议，如果可行，也算是天佑为经济和改革做出来贡献吧。有这么大的贡献，大家还不感谢我，给我发点奖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