谌旭彬/整理
1980年初，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歌曲》杂志编辑部联合举办了一场“听众喜爱的广播歌曲评选”活动。
活动决定以听众投票的形式，选出十五首最受欢迎的歌曲。投票时间为1月3日到1月24日。
短短20天里，主办方收到多达25万封的听众来信。2月份，十五首最受听众欢迎的广播歌曲揭晓，清一色是温柔缠绵的“抒情歌曲”。曾主宰民众娱乐生活近30年的进行曲、组曲、合唱曲，无一入选。
这“15首歌曲”，是中国大陆最早的“流行音乐排行榜”——当时，“流行音乐”还是一个禁用词汇；也是中国民众30年来第一次通过投票，自由表达自己在音乐方面的审美取向。
“听众喜爱的广播歌曲”评选
1979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设了一档名为“中国音乐信箱”的栏目。由27岁的王炬担任节目责任编辑及主持人。这是一档听众点播节目，王炬每天会读到数百封听众来信。他的主要工作是统计出听众点播最集中的几首歌曲，然后在每周一的点播时段播放。
王炬后来回忆：
“这个节目非常受欢迎。当时有个听众工作部，每天负责收信、拆信，然后给我电话。我就下去拿，扛一袋上来，我的办公室永远都是塞满了听众来信。”
统计数据显示：观众的点播喜好，明显集中在抒情歌曲上。听众的这种倾向引起时任电台文艺部副主任康普的注意。据王炬回忆：
“在一次组里的编辑会上，她（康普）问我们能不能通过一种方式，把群众的呼声反映出来？”
一场名为“优秀广播歌曲”的群众评选活动遂由此启动。
评选方案很快拟了出来。方案的基本原则是：从1979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的创作歌曲中，评选出10首最受欢迎的歌曲，以听众的投票多少来评选。据王炬回忆：
“我们甚至提出要给获奖歌曲发奖金，还申请2万元评选经费。评选名称最初叫‘优秀广播歌曲’，但后来由于评选结果引发争议，才决定用‘听众喜爱的广播歌曲’。”
活动得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批准，但经费申请落空。稍后，中国音乐家协会《歌曲》杂志愿意出资5000元（主要用于统计选票的劳务）协助举办这次活动，《歌曲》编辑部成为联合举办单位。应《歌曲》杂志排版需要，原定选出10首最受欢迎歌曲，改作选出15首最受欢迎歌曲。
王炬负责具体执行事务，听众的参与热情让他相当惊讶：
“从1980年1月3日收到第一批选票，到1月24日投票截止，‘十五首’的评选过程只有短短20天的时间，收到了25万封来信投票。……开始还只有几百封投票，到了1月11日，一天就收到6600封投票信，我估计大概算高潮了，没想到12日就达到10000多封来信，15日又收到25000多封信，到了1月16日，早上用麻袋背了两次来信，突破30000封，总数已达到104700封。王惊涛赶紧和中央广播事业局警卫部队联系，请部队协助统计。《歌曲》杂志方面则由从部队转业的冯世全负责，联系他的老部队北京卫戍区部队，几个团，拆了近一个礼拜。”
《歌曲》杂志当时还发布了将要出售入选歌曲歌篇的消息。所谓歌篇，即刊印入选歌曲的彩色折页，售价为每份2角。许多投票信里，夹着皱巴巴的毛票，要求购买歌篇。据《歌曲》编辑部舒小模回忆，听众订购总额达39.8万元，歌片销量超过200万份。
《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落选
评选统计结果显示，得票前15首歌曲，几乎清一色是抒情歌曲。根据王炬保留的统计数据底稿，得票前15首歌曲依次如下：
（可点击图片放大观看）
第16至20首依次是:《周总理，你在哪里》38645票；《红杉树》34338票；《西沙，我可爱的家乡》33156票；《草原之夜》32561票；《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32224票。
上表所示原始排名数据，后来又有细微变化。《祝酒歌》与《妹妹找哥泪花流》排名位置做了互换。变化的原因，据王炬回忆，是数据补报的结果：
“1月23日，《歌曲》编辑部送来补报数据，排名次序略有变动，《祝酒歌》多得几千票，排在第一位，《妹妹找哥泪花流》排在第二，以下顺序没有变。”
这一数据补报，出自主办方的谨慎考虑——《祝酒歌》的创作背景是歌颂“四人帮”垮台，歌中饱含对新时代新生活的美好期望。其“政治正确性”远胜于《妹妹找哥泪花流》。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主办方选择了以“部队补票”的方式，完成二者排名位置的互调，使《祝酒歌》以微弱“优势”胜过了《妹妹找哥泪花流》。
“补票”同日下午，还安排了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音乐家协会、《歌曲》编辑部和总政歌舞团等多家单位的专家和领导审听入选歌曲。期间发生了一个有意思的插曲。据王炬回忆：
“王惊涛按照得票顺序，将入选的15首歌曲一首一首放给大家听。会议室气氛很严肃，15首抒情歌曲集中在一起播放，那个抒情的气氛与1980年早春的严寒还是有些不协调。
“专家们开始发表意见，对本次评选大多数是肯定的，也有为数不少的人提出做一些调整，例如，有人提出是否选20首，这样《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和《周总理，你在哪里》就都选上了。马上有人反对，《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不能排在最后，要选必须排到第一。选20首的提议遭到《歌曲》编辑部的坚决反对，20首歌篇要浪费印张，而当时纸张极为匮乏。正在激烈争论时，站在大录音机那里放歌的王惊涛，用浑厚的男低音对我说：‘这是强奸民意！’
“王惊涛的话虽然是对我说的，但整个会议室还是能清晰地听到。会议室里立刻变得静悄悄的，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
最终，“平衡名单”的事情不了了之。
另据选票上所附“身份调查”项的统计显示，此次活动，青年占投票人数的70%以上。据“来信地址”项统计显示，城市青年占了绝大多数，农村选票只占7%。
票选名单的公布，承受着相当大的压力。王炬举例说：
“比如《心上人啊，快给我力量》，关于这首电影插曲就讨论了半天：一直以来都是党给我力量，爱人怎么能给人以力量？”
此次评选，李谷一有四首歌曲入选。日后，她曾一度被打上“黄色歌女”标签。
1980年2月15日和16日，“15首最受群众欢迎广播歌曲”音乐会先后在首都体育馆和工人体育场举行。李谷一、郑绪岚等原唱到场，上万观众将场馆挤得水泄不通。主持《歌曲》杂志的冯世全也很高兴：
“‘15首’之后，《歌曲》的发行量直线上升，哗的一下，我们的发行量从几万份涨到1983年的37万多份”。
针锋相对的其他榜单
“15首”评选出炉后，曾长期占据“主流”乃至垄断地位的战斗色彩浓厚的“群众歌曲”也不甘示弱。
1980年4月，来自十三省、市、自治区和解放军的131名歌手在北京参加了为期十三天的民族、民间唱法、独唱、二重唱会演。4月23日，参加会演的全体歌唱演员向“全国歌唱家、人民的歌手们”公开发出了一份《高唱革命歌曲的倡议书》。
倡议书中说：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外来的某些不健康的‘流行歌曲’在某些人们中间传播，它同我国人民的革命精神面貌是格格不入的。作为受党长期培养的文艺工作者，人民的歌手，我们要积极行动起来，用革命的、前进的、健康的歌声去抵制那些靡靡之音。我们殷切希望词、曲作家们多创作具有正确的政治思想内容，鲜明的战斗风格，浓郁的时代气息的歌曲去教育人民、团结人民、鼓舞人民。”
演员们发出倡议：
“在演出舞台上，大唱革命的健康的歌曲，并且要经常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到部队去，到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线去，教唱革命歌曲。”
随后，针对“十五首”的风靡，总政文化部向全军推荐了十二首歌曲，要求“掀起一个大唱革命歌曲的热潮”。这十二首歌曲是：
《向国防现代化进军》、《战士的回答》、《四化建设是鲜花》、《我当上解放军》、《人民是靠山》、《走上练兵场》、《杀敌立功歌》、《我爱我的称呼美》、《战友之歌》、《连队的歌声》、《像雷锋那样》、《跟着共产党走》。
为消除“15首”带来的“负面影响”，音乐界不遗余力。
1980年5月，中国音乐家协会等六个部门向全国推荐了12首具有“战斗精神、时代意义”的歌曲。“这些歌曲中，仅有《再见吧，妈妈》一首曾入选“15首”。
12月，文化部和中国音乐家协会又联合举办了一次“优秀群众歌曲评奖”活动。
此次活动的评选方式不再是“群众说了算”，换成了“专家说了算”。由各省市词曲作家、音协负责人，各省市文艺团体推荐组成的“专家评委会”，投票选出了31首“优秀群众歌曲”。
排在最前面的是：《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新的长征，新的战斗》、《人民———战士的母亲》、《打桩机在歌唱》等。入选“15首”的《祝酒歌》、《再见吧，妈妈》、《边疆的泉水清又纯》等，只出现在名单的尾部。
作为“15首”评选的执行人，王炬也遭遇了来自上层的压力。1980年4月，他在压力之下制作播出了“部队歌曲12首，与15首做平衡”。王炬在日记中写道：
“播出后，群众没有反响。”
这些“平衡”无法改变民众的审美趣味。1983年，《解放日报》等单位举办“迎五一青年晚会”，节目内容分两部分：一部分是朗诵，“其内容都是祖国四化建设和建设者的颂歌”；另一部分是流行歌曲演唱。著名戏剧表演艺术家祝希娟回忆这场晚会：
“在演出过程中，已明显感到有少数观众特别偏爱流行歌曲，当然，这也无可非议。但是当演员朗诵完歌颂清洁工人美丽心灵的节目后，不仅没有掌声，却是一些观众的嘘声中下台。下一个节目仍然是朗诵，演员一上台还没开口，就是一阵嘘声，然而演员仍然耐心引导说：‘晚会上应有各种各样的节目，朗诵可以陶冶人的心灵，希望大家安静地听我朗诵。’但嘘声仍不止，使演员无法演下去，只好闭幕。这个演员在后台流着泪说：‘我从艺廿多年，从没有受过这样的侮辱！’”
“从艺廿多年”确实不容易，然而时代已经变了。
如何理解“15首评选”的结果？如何理解观众们的嘘声？作为当事人的王炬，是这样看的：
“十五首选出来之后，连我们这些老编辑看了都啧啧称奇。群众怎么都这么集中听这些歌？但又是千真万确的。现在冷静反思，我觉得还是有一种逆反心理。当时很多人都来信表达，认为这不是纯艺术的投票选举，而是一次对十年禁锢的反抗。”
（参考资料：王炬，《“十五首歌曲”评选纪实》，载《广播歌选》2010年第08期；田志凌，《“抒情歌曲”从此由禁忌走向流行》，载《南方都市报》2008/11/12；刘一霖，《1980年“听众喜爱的广播歌曲”评选活动回眸》，载《音乐生活》2009年第06期；陈占彪，《八十年代初的“流行音乐风波”》 ，载《世纪》2011年02期；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