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张帆
出品 | 网易浪潮工作室
很多年以后，津巴布韦姑娘莎朗看着自己的孩子，准会想起中国扬州那个遥远的下午。
那是2017年7月，21岁的她发现肚子里胎动减少，于是独自来到医院就诊，孤身在扬州，医院帮她联系了扬州外事部门。外事部门二话没说，安排她远在非洲的家人来中国陪产。莎朗顺利产下一名健康男婴后，分管扬州外事、旅游和卫生工作的副市长特地前往医院看望她，那天还下着大雨。
当时，扬州是个拥有462万常住人口的城市，每9个月间就有3.1万新生儿出生，平均每个月有3000多个。“扬州有那么多的医院，医院中有那么多的孕妇，他却偏偏走进了我的病房。”
一切可能仅仅是因为，她是外国人。
这种对外籍人士格外优待的做法，实在不是首创，早在晚清时期， “一等洋人二等官”的现象便出现了。
晚清时，根据《江宁条约》《虎门条约》，外国人有了所谓的“治外法权”，就是在五口或中国内地，外国人一旦犯罪，不使用中国法律进行约束和制裁，而是交给英国法庭，运用英国法律量刑治罪。
这条规定直接把洋人的阶级提升了一个等级，特别是之前在大清传教特别不顺利的教会们，自此找到了一条广纳手下的道路。因为在洋教士的庇护下，即便是华人，如果与教会扯上关系，也可以不走大清法律。
在1846年7月发生在广州的一件骚乱事件中，一位英国商人仅仅是看广州小贩不顺眼，就上去把人打了一顿，之后引来大量当地人和外国商人对峙，其中有外国人开枪打死了三名中国人，最后的处理结果也仅仅是以法不责众为理由，向肇事者罚款两百元。当时就有乡绅贴告示说，“高官们对洋鬼子敬若神明，却鱼肉百姓，视人命如草芥。”
英法联军俘虏两广总督叶名琛 / 网络
不过，虽然嘴上骂着外国人洋鬼子，但人们对外国人的态度在变好。到了1859年，英法联军实际上是同清政府一起管理着广州。清朝官员请求英国人协助管理，很快成为自然而然的事。
而清政府本身的腐败也加速了百姓对这些外国人的信任。广州地区的居民同样开始向联军寻求帮助，革除地方上的腐败和不公正。当英法联军不干涉地方事务时，人们反而忿忿不平。要么是敌人，要么是贵宾，外国人在中国始终处于这两个极端化的位置上。
事实上，20世纪初到改革开放前，一系列战争和运动曾经大量减少了外国人来华的次数。出版于1981年的《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收录了1840年-1949年间来华的人名，在美国来华人士中，以传教士为最多，其次为具有一定科学和教育水平的大学教学和管理人员。可以看到的是，从1919年之后，来华的外国人在不断减少。
美国来华传教士和大学教育者人数 / 《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李佩珊整理
尤其在60-70年代，中国与国外的联系基本上被阻断，甚至与国外联系本身就有可能被安上“间谍”、“资本主义走狗”之类的罪名，中国百姓几乎接触不到的外国人。
但对于来到中国的少量外国人，至少在那些重大的历史事件面前，中国人依然坚持优待的做法。比如在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就有人专门批评在华外国人的“五无、二有”，其中二有就是指外国人一有特高生活待遇，二有各方面的特殊化。
但这并没有改变“不平等”的局面，因为真正参加60-70年代那场运动的外国人并不多，更多的在华外国人则在领事馆和其他组织的庇护下紧急出国，这简直是外国人能在动荡年代享受到的最高特殊待遇。
将外国人特殊化对待，一直延续到了21世纪。在今天的中国许多地方，都有专门贩卖外国面孔的行业。人类学者大卫·博伦斯坦发现，常常有经纪人去街头寻找外国人演出，他们有没有才艺并不重要，只要依样画葫芦就行，人们需要的只是那张来自欧洲的面孔。这个面孔不论扮演什么角色，都会被想当然地尊重和欣赏。
2010 年，重庆建立了当地最大的外国人租赁公司，这项生意就是让外国人去扮演各种不同的角色，陪客人吃一顿饭1000元，唱一首歌1000-1500 元。——“只要老外往那儿一站，那就变了，就不是某个偏远山区房地产修的房子，那就是未来国际化的城市。”
2017年8月25日，山东济南，金发碧眼洋模车展“淘金”，一天站6小时日赚千元 / 视觉中国
这项工作被人称为“白猴子”。一位资深从业者分享了他的经验，他从事这个职业已经二十几年，25 年前在台湾，15 年前在北京和上海，后来则是在成都、达州，一路向更远更偏处。很多城市都需要“白猴子”，而那张欧洲面孔，也被诠释成“国际化，都市建设和西方优质生活”的鲜活代表。
人们常说“物以稀为贵”，不过外国人并不是因为少见而十分珍贵，而是因为少见的外国人被塑造成“精英”，才变得珍贵。
20世纪80年代以前，普通外国人在中国居住的身份问题主要靠居留证制度解决，但活动范围和居留时间受到严格控制。能在中国安家落户的外国人，大都需要特批。
在80年代后，政府需要外币，所以外国游客和投资者被视为贵宾，国家需要技术和管理来跟上世界的步伐，外国工作者都被视为“外国专家”。
来自美国的Steven Weathers 经常在中国广告中饰演科学家，而他本人则是文学老师 / BBC
抢手，意味着这些“外国专家”在全球最难申请的绿卡之一“中国绿卡”面前，也更有优势。
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2015年的数据显示，自2004年中国开始发布外国人永久居留证至2014年，10年间，只有7300名外籍人士获得永久居留证。因为从2004年开始发放的外国人永久居留证，主要只面向四类人群：投资类、任职类、特殊贡献类、亲属投靠类。这样的移民政策，传达了一个讯息：那就是中国欢迎高素质的外国人才。
2017年9月8日，西安首次向15名外籍专家颁发”永久居留身份证” / 视觉中国
争取到掌握“高端技术”的外国人，尤其是外资企业的加入，是有明显好处的。截止到2010年，中国利用外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已超过40%，外资企业创造了27%的全国工业增加值，实现了57%的进出口值，交纳了20%以上的税收，引进60%左右的技术，吸纳2400万左右就业人数，外资企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因此，在中国人的脑海里，从政策到媒体宣传，外国人更有钱、更先进的形象也越发深刻。
中国人对欧美等地外国人的印象和礼貌也刚好跟这些地方对中国的投资相对应。根据2017年商务部外资司发布的的1-6月外资投入数据来看，投入外资前十位国家/地区分别是香港（484.3亿美元）、台湾省（30亿美元）、新加坡（25.1亿美元）、日本（17.3亿美元）、韩国（15.4亿美元）、美国（14.5亿美元）、荷兰（13.2亿美元）、德国（11亿美元）、英国（8亿美元）、法国（5.9亿美元）。他们投入外资总额占全部的95.1%。
但如果说，中国人对所有外籍人士都有着超乎常人的礼貌和优待，也不是事实。最为人熟知的是，生活在广州市的黑人一直被贴上各种跟犯罪有关的负面标签，而大量被拐卖或者自愿嫁到中国的越南、菲律宾新娘，也常常被认为贫穷、落后的代表。
也就是说，中国人心中“外国精英”的形象，一开始就与那些“底层”外国人无关。
2015年03月29日，福建漳州，30岁的越南新娘抱着6个月大的孩子（中）和丈夫、婆婆合影 / 视觉中国
这种排斥不难理解，因为“热情好客”往往是人们一厢情愿的想象。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们发现，人类有着一种近乎本能的排外情绪，对于“非我族类”，不仅不信任，还会因为外地人可能占用本土资源和工作机会，而产生仇视的心态。
这点在移民政策上也有体现，对高素质人才（大多数是欧美人）的格外优待，与对低素质人才（大部分是东南亚或者非洲人口）格外排斥，其实就是一个问题的一体两面。
台湾学者们用“阶级主义”来解释这种差异对待。当移民政策以“接纳优质的移民，排除劣等外来者”来筛选人口时，就造成了主流媒体和本地人对待外来者完全不同的两种态度，要么被当做上层精英，言语上客气谦卑，要么就是被当做低端劳动力，态度也变得傲慢，几乎没有中间态。
回到文章最开始的故事，莎朗虽然来自津巴布韦，但她是留学生，恰恰符合人们对“应该优待”的外国人的某些想象——有学历，有钱。
2012年2月20日，武汉，日本小伙环游世界单车被偷，网友接力找到车 / 视觉中国
这种近乎二元对立的态度在人口多元化的大城市中更加常见，而对于不常见到外国人的小城市来说，外来人口所带来的实际困扰还没有出现，他们也未曾感觉到这种排外情绪，外国人依旧是主流印象中的上层精英形象。对于小地方的行政人员来说，他们一样被这种标签化的印象所影响，从而给予外国人更多的优待。
要知道，对某类人群的优待要多少，对另一类人群就会有多少排斥。
对外来人口的优待还体现在对留学生的痴迷上。
2010年，来自194个国家的26.5万名外国留学生来到中国的620所大学、研究机构和教育机构。这些学生大部分拿到了中国政府的奖学金。同年，中国有724万大学生，他们中能拿到国家奖学金的只有0.2%。
为什么要那么多留学生，表面上看当然是为了促进国际交流和教学水平，但我们也可以从一些研究报告上找出不同的答案。
比如，广西师范大学的一份研究报告就指出，“留学生群体已成为我国衡量学校发展的重要指标”，而“在政策上扶持高等学校招收留学生，对于提高我国高等学校的国际地位，提升学校的专业水平，扩大学校学生多元化选择机会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贵州财经大学的考虑可能更周到一些，为推进本校国际化办学战略发展，吸引更多优秀外国留学生报考，他们设立了“贵州财经大学外国留学生奖学金”。这个奖学金的标准是博士生每年2万，硕士生1.5万，本科生1万， 看起来确实不多，但该省的研究生奖学金却是博士生每年1万，硕士生8千。同时，为扩大本校国际化办学影响力和知名度，他们还设立了一个“贵州财经大学ISEC项目外国留学生奖学金”。
2017年9月5日，济南，山东师大举行新生开学典礼，来自五大洲的外国留学生出席 / 视觉中国
招收留学生是否能提高教学水平一时还难以论证，但提高国际知名度却显然已经是大家的共识。湖北经济学院早在2006年就把“大力推进留学生教育和教学、科研人员的互访”写进了自己的五年规划中，而紧接在后的目的就是“使学校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进一步提高。”
不仅大学热衷于引进外籍人才，城市更是如此。
上海研究员吴从环认为，“外籍人才引进战略，是指借助引进外籍人才，进而不断提高上海的人才国际化程度。”国际化这个词太诱人了，以至于在未来十年的规划中，上海专家表示要引进20万海外高级人才；另一方面上海也宣布，到2020年要守住2500万的人口红线。一边是拼命要引进，一边又是拼命想赶走，这大概也是上海这类“国际化”大都市的常态。
对整个国家来说，外来人口的数量也很重要。在国际人口占国内人口比值上，全球平均水平是3%，发达国家在10%以上，即便是人口大国的印度也达到0.6%，而在中国这个数字仅为0.07%。
2015年在中国居住外籍人口的来源国家、地区分布 / 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而且在这些国际人口来源国家或地区中，亚洲国家占绝大多数，香港和澳门就占去1/3，而发展中国家又占据高比例，如菲律宾、越南、秘鲁等。这使中国看起来，一点都不“国际化”。
也许真正的因果关系是，一个国家越有国际化水平越能吸引更多的外籍人口，而中国特色的逻辑是，用令人乍舌的优待来吸引外籍人口，从而证明自己有吸引力。正因为此，你才能看到那么多的“老外钱包、护照、自行车、摩托车丢失，却又在众人帮助下快速找回”的热心肠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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