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组织部号称“天官第一部”，掌管高级官员的升迁仕途，历来以暗盘操作、“黑箱作业”著称。最近，明镜出版社出版中组部前官员阎淮的长篇回忆录《进出中组部：一个红二代理想主义者的另类人生》，掀开了这个“黑匣子”一角。这次“明镜书刊”节目，我们请该书的责任编辑高伐林来做一个介绍。

法广：你们这本《进出中组部：一个红二代理想主义者的另类人生》，这么长的书名涵盖了很多信息？

高伐林：是的。作者与我们反覆推敲书名加副标题，长是长一点，但“中组部”“红二代”“理想主义者”“另类人生”这几个词，堪称全书的关键词，概括了全书的内容，浓缩了作者的人生，也突出了回忆的重点。

法广：上次你也曾介绍过阎淮，他是被陈云办公室安插到中组部工作的？

高伐林：阎淮是革命干部的后代，1945年生于江苏淮安。1964年进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 这个系是研究核技术的，是当时中国保密级别最高的专业之一。他刚读两年就遇到文革，离开学校，分配到甘肃煤矿机械厂，从工人靠实干升至厂长。后来他调回北京、进了煤炭部，当一位副部长的秘书。1982年，阎淮被陈云办公室点名，实际上就是陈云钦点，安排到中共中央组织部刚刚创建的青年干部局，这个局的首任局长李锐也是陈云钦点的。

法广：陈云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怎么具体过问到阎淮这一级别的年轻干部？

高伐林：因为阎淮与陈云的大儿子陈元，早在1966年文革风暴初起时，就在清华校园成了莫逆之交。当时要好的清华同窗，还有宋任穷的大儿子宋克荒、以及同样是干部子弟的刘泽彭，号称“布尔什维克四人帮”。到八十年代初期，中共改革开放，干部新老交替，陈元就向父亲推荐阎淮到中组部青年干部局，他说：“青干局是我们‘布尔什维克四人帮’实现理想、大展手脚的绝好舞台和重要基地。我父亲主管组织人事，宋克荒父亲是中组部长，刘泽彭是宋部长秘书，青干局这块前沿阵地只能你去占领。”

法广：这本书就是回忆在中组部工作的经历吗？

高伐林：作者用这部35万字的回忆录，回顾大半辈子的“另类人生”。阎淮自诩为“红二代中的理想主义者”，虽然与陈云家族渊源很深，与陈云小女儿陈伟兰更一同创建并领导中共治下第一个组织人事科研所；他父子两代与江泽民夫妇有长达60年的交情，与其他中共政要家族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他虽然也动摇、妥协，也有哥们义气的小算盘，但他终究放弃“红二代”特权，抛掉大多数红二代那种“前辈打江山，后代保江山”意识，秉持普世价值，站在中国大多数老百姓立场思考问题、观察社会，不仅在筛选官员时从考察标准和考察程序这两方面与时俱进，更研究并制订对中共组织人事制度进行大刀阔斧改革的方案，其基本思路，被赵紫阳在十三大的政治报告所完整采纳。

法广：他草拟的方案实施了吗？

高伐林：没有，“六四”枪响，葬送了中国转型的前途，这些改革方案统统成了泡影。我们知道，中共组织人事制度是中共政治体制的核心之一，类似《红楼梦》里的通灵宝玉、命根子。阎淮說：邓小平“六四”后颇为坚决地宣布，十三大报告一个字也不许动！但是，一个字也没有实行！

“六四”后的整肃并未危及阎淮的安全。但他决定与这个向人民开枪的政权一刀两断，出走海外，一度投身民运，后在法国、新加坡、美国从事研究。从作者来讲，他写下这部回忆录，要完整回顾、反思自己的人生；但从读者来讲，最感兴趣的，是他在中组部青干局工作和后来研究人事改革方案这一段经历。这是全书精华所在。李锐和杨继绳两人为其作序，都强调了这一点。

法广：李锐和杨继绳是怎么说的呢？

高伐林：阎淮的老上司李锐说：“阎淮在波澜壮阔的时代风云中往往处于漩涡的中心，他的回忆录更具价值，读者能从中看到七十年来社会的变迁和他的跌宕人生。”阎淮的清华学兄、研究大饥荒和文革的著名学者杨继绳更称赞：这本书信息量大，有很多“干货”。这些“干货”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最有价值的是作者在中组部的那一段经历。杨继绳对阎淮所回忆的中共干部选拔制度、选拔程序、选拔标准，印象深刻。

法广：中共这套干部选拔制度，致命伤是什么？

高伐林：阎淮的书披露，中国的官员采用委任制，这就是任人唯亲和排斥异己的制度条件，是吹牛拍马之辈向上爬的便捷通道。那些具有独立人格的人，即使能力强、品质好，也难被委任。这种制度使得下级对上级层层依附、上级对下级层层控制，山头、派系由此而生。中国不乏千里马，但这套制度下，是不是千里马，不是在赛马场上一比高低，而是由所谓“伯乐”评定，而多数有权选官的人不够格被称为“伯乐” 没有慧眼，更有亲疏远近的利害计算。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阎淮书中多次提到他的好友、陈云的长子陈元的一句话：“统治阶级要有统治意识。”

法广：这句话意味着什么？

高伐林：过去人们一直认为，中共权贵集团，也就是俗称的“赵家人”，只是“闷声发大财”，但陈元这句话表明，他们有明确的“阶级意识”。有了这个“阶级意识”，搞特权就可以理直气壮、肆无忌惮。阎淮披露，陈元还说过：“对干部子女政策的出发点应是阶级利益，它是阶级政策的一部分。”这样我们就明白了：文革后期以来，干部子弟为何占有了一切有利先机：参军、保送上大学、提拔当官、公费出国留学……他们靠父母的权力和人脉，轻而易举掌管重权、成为巨富。中国那么多不公平事件为什么无法阻止？正是因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意识”，强烈地维护其“阶级利益”。

杨继绳说：我对陈元校友的“阶级自觉性”十分震撼。我也十分震撼。我认为，披露了这个奥秘，这正是阎淮先生这本书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