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崎下了飞机，见到农场主李卫的第一句话是，“请你帮我准备好葬礼，我要死在中国。”
文｜新京报记者张艳东 编辑｜苏晓明
校对｜陆爱英
川崎广人比较不同肥料下小麦的生长情况。受访者供图
这里是中国河南省新乡市原阳县小刘固村。
村子里几乎看不到年轻人——他们前往城市里打工，留下七八十岁的老人和妇孺闲来无事，三五成群在街边聊着天。这个常住人口不足700人的偏僻乡村，距市区车程60公里，村中随处可见的2层小洋楼和平整的泊油路，证明村民们生活还算安逸。
村子东南角有一个农场，农场主李卫包了400亩地，养殖散养鸡、种植各种农作物、建立堆肥厂。但村民们还是习惯叫它30年前的老名字——“猪场”，它现如今的全名是“小刘固农场”。
这里住着一名71岁的日本人，他叫川崎广人，在农场进行着一项循环农业的实验。
实验说起来不复杂，核心就是用猪粪、牛粪、鸭粪、米糠、发酵粉、酒渣通过高温发酵制成堆肥，用以代替化肥农药或者降低后两者的使用量。
这场实验一做就是4年，虽然川崎和李卫每天披星戴月，可依旧没有取得成功。村里人认为川崎这一套不靠谱；来农场取经的年轻人，很多待了三天就走了；由于生活习惯的差异，这位日本老人还和农场职工起了冲突……
可他依旧信心满满，有人问他推广循环农业的梦想什么时候能实现，他一直说，“就快了，就快了！”
川崎广人在田间查看土壤状况，受访者供图
农场里的日本老人
9月20日凌晨四点钟，农场里的所有人包括公鸡都还沉在睡梦里，川崎广人从地铺上爬了起来。尽管川崎已经在小刘固农场生活了4年，但比起躺在床上，他还是习惯打地铺，他在日本这样睡了60多年。
川崎迅速穿上那套沾满污渍的深蓝色工服和五星军帽，一边整理衣衫一边走向农场后面的堆肥厂。
他熟练地从鼓风机上拽出拧成团的气管，插进一人多高的粪堆中。用鼓风机打入大量空气，能让粪便的微生物分解效率更高，发酵得更充分，肥力更强也更均匀。
接着他开始巡视大棚、堆肥，7点半主持晨会，白天为在农场深造的研修生授课，下午和晚上一直憋在办公室里修改培训会的PPT，除了中午1小时的休息外，他得一直忙到晚上9点钟。
以打开一瓶啤酒为讯号，一天的工作才算宣告结束。
这一天的安排也是他现在人生的全部：运营小刘固农场；培养循环农业人才，对有志于循环农业的年轻人进行为期一年的技术培训，再把他们送到日本农业公司工作两年；推广循环农业理念。
这些工作有了阶段性的成绩。原本亩产千斤的小麦在浇灌了几年堆肥后，产量升至1200斤左右；第一批农场20人参加的研修生项目，有3人被日本公司接收；培训会办了13届，近700人参加，参与者有环保人士、大学生、农业公司负责人和政府官员。
川崎还投资5万多元，架设了1000亩地的液肥管道，供当地农户免费使用，“帮农民们赚了钱，他们就会相信我”。
川崎喜欢在工作后拍照留念，热衷于发微博，享受在人群中央的感觉，他渴望被人看见自己的价值。他有21万微博粉丝，2015年，一次为村子里遭受家庭暴力的妇女求助让他声名鹊起。
可与他的微博影响力和工作不匹配的是，在当地村民眼中，川崎依旧是“那个猪场里的日本老头”。在被随机访问的十几位村民中，鲜有人能说清川崎是做什么的。一位农民使用了农场液肥，理由是“反正不要钱。”
“那个日本人，见过，没说过话。”一位88岁的老爷子说，“咱中国人，不和日本人说话。”
“什么专家，他要真是专家，怎么没有工资也没赚钱。”住在农场东边200米左右的一名中年男子不耐烦地说。
川崎广人在田间查看塑料薄膜下的农作物。受访者供图
“我很幸福”
川崎广人从田垄两侧抓起了两把土，左手的土呈现颗粒状、呈黄色的，是长期施用化肥的结果，右手里深褐色、有黏性的土壤是用堆肥灌溉的。
“今年，农场有机小麦一亩地（比往年）高出100斤”，川崎略显兴奋。面对有人认为化肥肥力强、产量高的观点，川崎叹着气并摇头道，“堆肥种出的产品好吃，安全，减少疾病，产量更高。”
在这个日本老人眼里，这是常识，可现实告诉他他错了。
2006年，在日本消费者合作社工作的川崎面临退休，机缘巧合下他以农业研究者的身份应邀到青岛农业大学访问。
川崎广人调研发现，中国农村因大量使用化肥、农药导致了土地、水污染和土壤板结现象。而中国现在的农民，大部分已经不制作或不懂怎样制作高质量堆肥。
他决定扎根中国推广已被日本验证的循环农业技术，让退休后的人生变得有价值。
“川崎先生是一个必定会优先一切考虑价值和生存意义的人”，合作社的老领导、同乡加藤善正回忆道，川崎从少年时代就是日本共产党的拥趸，参加了1960年爆发的反对《美日安保条约》和修改和平宪法的公民运动。
参与运动的个人代价极为惨重，川崎和他的家人、亲族都受到株连，在很长时间内没有工作。以至于他年近30岁才第一次吃到肉食，此前只吃过猪内脏。但川崎不在乎，反而自豪于这场运动阻止了修宪，使日本避免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
辛勤工作一生后，川崎对退休生活产生了恐惧。“在日本，60岁退休，没有给老人的工作，老人呆久了，病了就坏了，家庭也坏了。”川崎说着，脑袋向后仰起，双手举高，双眼翻白，模仿起老年痴呆的样子。“我就变成这样，但是我在中国推广循环农业，这种人生价值在日本没有，所以我幸福”
回国后，川崎开始自学中文并决定有一天能回中国农村。川崎通过翻译农业论文，攒了些钱。2013年，他便背起30公斤的行李和20万元钱，开始了“云游万里中华”的计划。
从甘肃天水一路东行，从内蒙古到北京直至河南，这一路远不如云游般诗意。彼时业已67岁的川崎做过除草工、睡过大通铺。在北京连200元一个月的工作都没人雇他，最惨的时候有上顿没下顿，更别提施展循环农业的抱负了。
直到经朋友介绍，川崎以访客身份来到了小刘固农场。他发现这里还在坚持使用堆肥，但技术并不成熟导致了亏损。他意识到，这可能是施展抱负的机会，便住了下来。
农场主李卫回了郑州，随后的一个月，川崎每晚都会给李卫写邮件，建议如何改造农场、建立循环农业。但他没有收到一封回信。
两个月过去，一天晚上，李卫偶然打开几乎弃用的旧邮箱，发现了几十封未读邮件，全部来自于那个只有一面之缘的日本老头，她逐封阅读了信件。
李卫之前是《河南日报》的记者，2009年父亲李敬斋过世后接管了农场。她事后才知道，收不到回信的川崎四下问村民“有没有见到李卫”。那晚她枯坐至深夜，最终决定搬回农场，和川崎一起改造农场。
顽固的“火药桶”
川崎是个“火药桶”。
村子里一个上小学的男孩偷了农场的三根甘蔗。当晚，母亲和孩子带着偷来的甘蔗来农场赔不是。李卫害怕川崎发脾气，把他推进了办公室。
“啊！”隔着办公室的门，川崎发出一声怒吼，玻璃被震得嗡嗡响。
“这是最低限度的文明，没有人教他们”，“这不是第一次了，小时候偷东西，几个孩子一起偷，长大了怎么办”……当他想起上个月，村子里两个年轻人因为白天酒驾去世了，川崎终于忍不住了，便大声吼了出来。
办公室外的李卫有些尴尬，她看到川崎走了出来，赶忙拿起一根甘蔗递给他吃。川崎摆了摆手，“我不吃”，转身就走进了办公室。
在和川崎相处了一年的研修生胡伟眼里，老师整日笑眯眯的。大家工作不认真、开早会迟到时，老师才会讲些道理，但极少发脾气。
但“不文明”例外。
办公室的窗户上、墙上贴了很多川崎对员工的劝诫。
“我们文明人，在办公室内别吐唾沫，在足球场上随地吐痰一下子，就被退场了。”
“白天不喝白酒，因为白天喝酒是一个坏习惯，喝酒不仅让家庭瓦解，而且让公司，合作社损失更大。”
川崎广人在窗户上贴上了他的绝食抗议。受访者供图
因为喝酒，川崎还发起过一次绝食抗议。
2015年3月的一天，新乡市刮起了大风，塑料大棚被吹开了豁口，冷风对刚种下去的作物幼苗是致命的。但职员们却跑出去喝喜酒了。只留下川崎一个人裹着破洞的棉衣，干望着被破坏的大棚束手无策。
“白天都喝酒，不工作，我一个人，怎么办”，他以绝食向李卫“示威”。
“农村里有喜丧事儿大家都会喝点酒，中原人豪爽，不醉不归，这里的习俗他不懂。”掌管农场8年时间的李卫更理解员工们的行为，但又担心川崎出事，李卫还是妥协了，最终解雇了这批白天饮酒的职工。
厕所脏是川崎的命门，他每餐饭最多只吃一小碗。这是他为了少去厕所刻意把胃饿小。如果厕所很脏，他就会自己跑去打扫。川崎身体力行想改变员工们的习惯，但厕所依旧脏乱。
他时不时就会爬到农场楼顶怒吼，这是他表达不满的最终手段。
现在，李卫很担心这个心直口快而又顽固的日本老头得罪人，遭人记恨，也害怕他年事已高，会气出病。
每当川崎不高兴时，李卫就先向他道歉，“你别生气也别骂员工，对不起都是我管理不到位，有什么事你都骂我，我去说他们。”
今年8月份秋收，川崎广人在收割小麦。受访者供图
孤独
有时，川崎广人也会感觉李卫不理解他。
李卫叫他理解中国的现实，川崎抢着话说，“李卫说入乡随俗，我不，我为农场好。”
年逾古稀后，川崎的体力愈发捉襟见肘，他常常自责本应该到大棚里指导研修生工作，却常常扛不住辛苦。
“我一个人做不了循环农业”，他认为有志于循环农业，拥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年轻人才能接过他的担子，他管这些人叫“新农民”。
新农民大都是川崎的微博粉丝，胡伟在来小刘固之前，曾一次性把川崎的微博从头到尾翻了一遍，直到半夜3点钟。“我要学堆肥就要跟最牛的人学，我去过很多农场，但是真正懂堆肥的人我觉得不多”，从小生长在安徽黄山农村，胡伟甚至觉得自己的水平比很多人都高。
他记得第一天到农场来，川崎整个下午都热情地带他参观农场的田地和堆肥厂，反复讲解循环农业理念和技术。这些年轻的研修生，多少缓解了他的孤独。
川崎渐渐将工作重心转至培训会和研修生的招募，他曾为了吸引更多人报名，采取过谁来学习给1000元的方法，但有不少学员拿到1000块补助后，就溜之大吉；加之当时农场尚未盈利，这法子很快被放弃了。
现在的研修生每人每月需要交纳1500元，包括学费、住宿和三餐。但有些人只是为了堆肥技术而不是学习循环农业理念，套两天话，趁着夜深人静招呼都不打就打车走掉。
这犯了川崎的另一大忌——说谎。
“我不信任年轻人，他们说谎，觉得农业艰苦，只选择简单的路”，川崎声音略带疲惫。
李卫觉得老爷子受到了伤害，“他每次一讲就是三四个小时，说到说不动为止，但其实对方要不就是为了赚钱，根本不想学习；要不就是吃不了苦。”
第一批研修生前前后后有20多人参加，最终只有3人坚持到了最后。
来农场学习的研修生合影。
川崎有两个地方可以倾诉心声，一个是微博。“微博有很多人帮助我，在微博上，我心里安定。”
另一个是农场创办者李敬斋的坟墓。川崎时常觉得，这位为官至省农业厅人事处处长，而后回乡办厂的前辈，就是他的中国知己和精神支柱。
但其实二人从未谋面，网上也搜不到关于李敬斋的只言片语。川崎对这位1942年出生，2009年过世的老人的了解和想象，全部来自于镌刻在墓碑上的铭文——“为民请命，心系农桑。归田原阳，养殖办厂。呕心沥血，惠泽故乡。”
朗诵碑文时，川崎常常不由自主得哭起来。在日本的60多年里，川崎只向上帝祈祷，但在小刘固，他开始向李敬斋祈求保佑。
“请帮我准备好葬礼”
川崎学着用李敬斋墓碑上的句式为自己作诗。
“余生任务，培养人才，期望未来，循环农业。”
去年11月份开始，川崎咳嗽症状持续恶化。晚上咳得睡不着，他只能一边看书一边熬到天亮。川崎预感这不是感冒，但因为工作忙碌便没正规医院治疗。
直到今年4月份时，川崎出差回日本。工作完成后，他去了医院，结果被诊断为肺炎。医生强制要求他住院治疗。
结果两周后，他就带着药飞回了中国。川崎下了飞机，见到李卫的第一句话是，“请你帮我准备好葬礼，我要死在中国。”他要求把墓碑建在李敬斋墓旁。
对川崎来中国的决定，夫人的态度也有了松动。
在丈夫刚刚表达出要来中国的意愿时，川崎夫人就不止一次地找到加藤正善，央求他劝丈夫放弃，至少还完房屋和两个孩子的教育贷款再走。
起初，夫人还会在邮件里试探着对他说，不要烦恼，烦恼的话，最好回日本。但她现在已经完全放弃了，69岁的夫人曾对川崎说，我决定不再依靠你了，你在中国有成就，很幸福。你放心吧，我会坚强地生活下去，坚强地死。
夫人也曾想追随川崎的事业，2014年7月，不顾丈夫的反对，川崎夫人来到小刘固。但她很难适应农场的生活尤其是厕所。经过丈夫的劝说，川崎夫人最终选择了回国。
川崎累了的时候，有时会捧起案前的汉语词典。他在这本书的书缝上，用马克笔抄录了一段摘自《圣经：新约马太福音》上的经文——
“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
这段话同样被张贴在了农场会议室的大门上。川崎觉得这是劝大家伙克服困难的金玉良言，虽然农场里没几人能够看懂，但他还是用中文勉强地解释了一下，“为人民服务，就是不能找容易的路。”
但川崎相信，死亡的那一刻，上帝会清点他人生价值的多寡并给出公正的裁决，“现在我痛苦，但死了可以上天堂。”他挑起眉毛露出窃喜的笑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