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6月,我参加了一个县级市的事业单位考试,经过笔试、面试,最终以总分第二名的成绩通过。随后体检、政审,等一系列流程结束后,7月底,我正式进入了市委宣传部工作。
消息传开,几乎每个朋友都恭喜我,父母甚至激动到流泪,兴奋之余,我完全无法想象这场看似“信手拈来”的事业单位工作,竟然处处暗藏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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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参加事业单位考试之前,我在Z市一家小报做实习记者,专跑敬老院、医院、社会救助管理站、公墓等行业的公益类新闻,每个月基本工资800元,3篇通讯类稿件任务量,完成后按字数算工资。
可是,在工作的3个月内,我没有一个月完成任务。因为事实上我们是专门挖掘这些机构的各种管理漏洞,以此来向受访者索取封口费。这对于满怀新闻抱负的我来说,无论如何也做不到。
于是,我离职了,在当地租了一间房,专心备考公务员。
那个时候,省考和国考还没开始,但事业单位考试的信息已经在网上不断更新了。做记者是我的最爱,当我看到河南的一个县级市Y市宣传部招聘10名编辑记者的时候,我不顾一切,收拾了行李,坐上了前往Y市的大巴。
入职第一天,宣传部长开了一个欢迎大会,安排员工到新成立的日报社工作,试用期3个月,转正后办理入编手续。
我被分到时政新闻组,负责市委书记和市长的报道。不管有没有任务,手机都要24小时开机,一旦有任务,马上去市政府跟车出访。
那时候大家工作热情高涨,尽管有时采访到很晚,报社全体同事还是会等我回来,写稿、选照片,其他人编辑、排版、校对、发印刷厂、发送电子版给网站,一系列流程下来常常已是深夜。活干完了大家才去吃饭,对着寂静的街道一通乱喊乱叫,哈哈大笑。
不知不觉,我们度过了3个月。
突然有一天,有人说,这都来3个月零10天了,是不是该转正和办理入编手续了?话音刚落没两天,社长给每一个人发了一张转正申请表,但自始至终没提编制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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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职4个多月后的一天,社长给我打电话,要我第二天上午9点去市委小白楼,参加一下市委常委的会议。恰好我得了重感冒,社长便派了别人去。
我在家里休息了一天,第二天身体稍好些时去了报社。刚到报社,就听见社长的怒吼声、摔东西的声音和女孩的哭泣声。一小会儿,社长把所有人召集到会议室。
“昨天社里出了严重的政治失误。”社长怒气冲冲,“一点政治常识都没有,还大学毕业!‘市委常委’和‘市委全委’都分不清吗?一字之差,知道问题有多严重吗?!可能我们报社就此就没了!”
社长的话,并非危言耸听:当时新闻出版总局有规定,县及县级市不允许有自己的日报社。Y市日报是在没有刊号的情况下,以内刊形式对外发放的,随时都有可能被撤销。
那个替我参加会议的女孩,在编制还没批下来之前,就被开除了。
此后的一段时间,大家噤若寒蝉,都不敢再提编制的事。
转眼入职6个月了,春节将至,大家都希望能在回家过年之前把编制的事情解决了。
有一天,我们加班到深夜,社长动情地说:“快过年了,编制年前估计解决不了了,但各位请放心,过了年,我一定想办法先把编制问题解决了!”我们一阵欢呼。
按照一般惯例,春节假期之前,社里开了一次年终总结大会,分析报社成立半年来所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就在会议召开的当天,社里突然进来了8位岁数不小的陌生人,他们熟门熟路来到会议室,面无表情地坐在那里,让我们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后来我们才知道,这8个人是宣传部没有编制的老员工,工作时间最长的将近15年,最短也有6年。在报社成立之前,他们负责一份政府内参的编辑工作,报社成立后,便被上面安排到这里工作。因为报社仍旧不能解决他们的“编制”,老员工们索性一起请了长期病假,想趁新报社“无人可用”之时要挟宣传部把他们的编制问题解决了,但没想到,宣传部迅速成立了招聘小组,招来了我们。
老员工的突然到来,让那次总结大会变成了一场气势汹汹的控诉大会。大会开得一片狼藉,老员工气冲冲地走了。临走前,扔下一句话:“我们的编制解决不了,新来的也别想解决。”
3
过完年,事情多了起来,断断续续一直忙到“两会”结束。一切回归平静,我们才又敢提编制的事情,那时我们已经入社将近10个多月了。
此时又是每年的公务员考试和事业单位考试的季节,信息铺天盖地,有人坐不住了,留还是走,犹豫不决。我们去找社长,社长说正在协调,3天后,我们接到社长的通知:“先把档案转移到市社保局人力资源中心。目前编制严控,政府可用编制极少,只能先走社会招聘了。”
我们一下子炸开了锅,领导的一推再推,感觉这就是个坑。那之后,大家的工作情绪急转直下,有人开始准备第二次公务员考试了。
突然有一天,那些“请假”的老员工纷纷来上班了。虽然准时上下班,但大多时候都没有在工作,而是聚在一起窃窃私语。
我们几个“新员工”也猜测,编制应该是快批下来了。于是,工作热情又异常高涨起来。
我除了跑时政新闻,还帮着政协写调研报告。其中一个调研报告是有关本市宗教的现状和未来发展,伊斯兰教、佛教、道教、基督教以及一些不知名的宗教,整整跑了一天,宗教局局长对我很是赞赏。
在车上,他问我:“小陈,今年多大了?”
“23了。”
“真是年轻有为啊……唉,可惜了,你们的编制估计眼下这几年是不会再有了。”
他的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我们的编制批不下来了?”
他惊讶地看着我,“难道你们社长还没给你们说吗?哦哦,那没事,可能是我掌握的信息有误吧。”他停住了嘴。
4
五一之前,社里组织聚会。社长没参加,组织者是老员工中一个叫涛哥的人。
聚餐时,老员工频频向我们新员工敬酒,什么年轻有为、肤白貌美、高大帅气等等各种夸赞。酒过三巡,涛哥突然一本正经地说:“编制算什么东西,月月拿着千把块钱的工资,撑了十几年了,到现在还是编外人员。”
他猛喝了一杯酒,倒满,一饮而尽,再倒满,再一饮而尽,再倒满,举起杯对全体人说,“来,干杯,为坑死人的编制,干杯!”
我们跟着一饮而尽,醉意开始袭来。涛哥突然说:“哥给你们一句真心话,你们离职吧。树挪死,人挪活。你们年纪还轻,与其在这个小地方憋屈一辈子,不如去Z市这类大城市闯一闯,别把青春耽误在这里了。”
我觉得这是一场骗局。编制一定是快下来了,只是名额不多。
“其实,有没有编制无所谓,大家工作得开心,这就够了。”这是一句违心的话,我只是想故意刺激老员工。
他说:“其实你们的编制已经下来了,但是被人顶替了。文化局局长的女儿一个,宗教局局长的儿子一个,劳动局……我们是真心心疼你们,不想让你们重走我们的老路。一个人的青春就那么几年,一旦过去,后悔都晚了。”
我说:“涛哥,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那这段时间你们为什么突然来上班了呢?”
他笑着说,“我的傻兄弟啊,我们来是因为已经知道这辈子都不会有编制了,回来收拾残局,准备下一步工作的。也不瞒你们了,我们有一个计划,做最后的一搏,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参加。”
“我们打算联合起来,实名写一封上书信,写上我们的委屈,每个人签上名,按上手印,我负责把这封信递上去。”
我有点打怵,但想着他们在机关混迹多年,知道后果,况且对我们来说算是最后一搏,如果失败,也可以趁年轻另寻他路。
涛哥和几个老员工在上面签了名,按了手印。新员工在短暂犹豫之后,也跟着签了名。
我大致看了下内容,草草三行话,写了我们的付出以及希望得到公正待遇,下面密密麻麻签满了名字。
5
第二天,按照涛哥的要求,我们全体人员关了手机,在出租屋里等候消息。
终于,涛哥来电话了,“起作用了。副部长说马上开全体会议,但是大家千万别轻举妄动,不明确给一个答复,我们坚决不回去。”
我们在出租屋里一直待到下午。涛哥又打来电话,“副部长说了,问题会解决的,大家收拾一下,回社里吧。”
副部长和社长坐在会议室主席台上,我们呼啦啦挤满了一屋。
副部长说:“我先宣布个任免通知,刘社长被免职了。”
顿时,会议室各种议论骤起,乱糟糟的。
我看到社长面无表情地坐着,歪着头,眼皮耷拉着。
副部长大声呵斥“安静”,大家又安静了下来。
“胆子真是够大啊!知道你们这是什么性质吗?暂且不说这件事如果闹大对市里面会产生多恶劣影响,单从你们个人来说,这件事对你们的未来会产生多大影响,你们考虑过吗?!有问题、有不满情绪,都可以向上级反映,但是,罢工、写上书信,这种形式,不能!也不应该发生在你们这些有着极高政治觉悟的大学生和在机关工作多年的员工身上!”
“我知道,编制对于一个机关人员的重要性,但是机关人员更应该知道,凡是都有流程,有规矩。我听说了,你们听说你们的编制被人顶替了,但是想没想过那是谣言?还有你们……”副部长扫了一眼老员工,“你们在政府部门工作了那么久了,不来上班已经给了足够的宽容,带头闹事,让人心寒!”
最后,他对着大家说:“这次罢工性质很恶劣,事后会对每个人做出严肃处理,等候通知吧。”
没过多久,我们接到通知,凡是在上书信上签字并按手印的员工,统统辞退。
办理离职手续的时候,老员工都没有到场。
一个未在上书信上签字的人偷偷告诉我们:“你们太傻了。那些人在利用你们联合上书,这么多年,他们都是一半时间上班,一半时间干私活。即使不干了,还有事干。可你们呢?这种机会不好找啊,说不定再等等编制就批下来了……”
后来离开Y市,我了解到,刘社长并没有被降职,只是换了一个岗位,宣传部又招聘了一批大学生,留下来的那几个人的编制也陆陆续续批下来了。
每次回想起当初的举动,还是会心有余悸。我一直在想,为了编制我挣扎了那么久,和自己斗,和社长斗,和老员工斗,和副部长斗,可最后什么都没有得到,值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