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打开后备箱，我惊出了一身冷汗：我的背后不见了。

这是在台北，宝哥从台北高铁站接我到酒店，下车取行李时发现的。宝哥是我在台湾多年的朋友。

这个包里，几乎有我全部的家当，护照、现金之外，还有我的电脑，这几年写的文章、拍的照片，以及工作的所有资料，都存在电脑里，没有备份。

宝哥一脸凝重，他知道这些资料对我的价值，未作任何犹豫，说了两个字：报警。

对于报警，我没有报任何希望。一是我觉得警察对丢失物品的破案率极低，如同大海捞针；二是我对和权力部门打交道有天生的畏惧，毕竟是自己的错，对方不仅会给脸色，说不定还会被奚落一番。

就在去台湾的一个多月前，我在济南丢失了自己的钱包，也是从高铁站到酒店办理入住时发现不见了，钱包里有我的身份证、银行卡和几百元现金，打电话到高铁站查询，列车上没有，车站也没有。

我有些无助地问宝哥，报警有用吗？宝哥说得模棱两可：“报警了警察就会帮你查。”

二

我们去的是铁路警察局台北分局台北分驻所，位于台北高铁站一楼。一进门，警察就坐在正对着门口的办公桌前，好像单位的前台，我们大概说了情况，未等警察回话，旁边一位白发苍苍的奶奶上前来，邀请我们坐到大厅的沙发上，“别急，天太热，先喝杯水吧？”

老奶奶身着粉色的马夹，是这里的志工。在台湾，所有的服务部门都会有志工，景区的导游、交通协管员、卫生清洁工、荣民之家，只要有需要，就会有人报名做志工。而且做志工需要上网提交申请，统一安排。

心急如焚的我们哪有心情喝水，但是老奶奶就像超市的推销员一样，端着水递到我们跟前，“别急，喝口水再说。”

面前的茶几上，竟然贴着二维码，上面写着，诚挚邀请扫描至脸书粉丝专页按赞，为铁路警察加油打气。

堂堂的警察局，一点都不严肃，让我怀疑是否可以找到自己的背包。

三

警察让我回忆，背包丢在了哪里。我实在是想不起来，我发现，自从媒体把40岁的人归到中年人之后，我的记性就越来越差了。

我说，我唯一记的在台南火车站候车时背着包，有可能在候车时丢在了椅子上。警察马上拨通台南火车站的电话，经查询没有发现。

那么就是落在了高铁上。我说。警察又根据我提供的车次，拨通了列车组的电话，同样是没有发现。

警察猜测，是不是前往酒店的路上丢了。我们分析，不可能，因为车辆一路没停，到了酒店取行李时就发现包不在了。

我心想，会不会被别人顺手牵羊拿走了。宝哥看出我的担心，肯定地说，不可能有人偷你的包。我没好当面驳他，台湾出了那么多电信诈骗，怎么就不会出小偷呢？

最后的希望，就在台北高铁站了，警察打电话到台北高铁站失物招领处，同样是没有。

我彻底绝望了。

四

虽然没有任何线索，警察依然让我去做笔录，说做了笔录，他们会将这个信息上网，如果有其他警局捡到包，会联系我。我有些不情愿，浪费时间而已。

“你是不是喝酒了？”警察问我。

“没有。”

“那你的脸色怎么这么红？”

我有些语无伦次地强调，“是黑，我长得黑。”越说，我脸越红，我当时甚至想提醒他，这句话不要写进笔录里。

警察很好奇地盯着我看。宝哥又补了一刀，“他来自大西北，最近又在台湾晒了好几天了。”

我也好奇，为什么北回归线上的台湾人，小白脸那么多。

“你要确保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没有撒谎，否则你将要面临刑事指控。”警察一本正经地说。我一脸严肃地回答：“没有。”我的面前是一个摄像头。这个场面，有点像多年前看的香港警匪片里的场景。

“你保证你今天没有喝酒？”

“真的没有！”

晕，不知道其他人做笔录时有没有这句话。

五

从开始进警察局，到做完笔录，大概花去了一个多小时。在这期间，从警局门前经过的人，不停地有人进来问路，坐在前台的警察会立马站起身来，很有耐心地指给对方。有一个路人一时听不明白，警察还出了门，为他比划。

一个位于火车站的警察局，人流量巨大，在大陆都是藏污纳垢、警情不断的地方，在这里竟然在一个多小时里，没有第二个人来报案。

正在我纳闷时，突然，有几个年轻小伙子火急火燎地进门来，看来是大事了！几个警察一拥而上。原来是其中一个小伙子，上电梯时不小心划破了脚，流血了。

那个穿着粉色马夹的老奶奶也挤上前，“别急，先坐在这里喝杯水吧，天气太热。”

警察很快拨打了紧急救护电话，有两三分钟的时间，医生来了，为那位受伤的小伙子做了包扎。

老奶奶和警察的热情劲，如同北京火车西站的假发票贩子。

我真怀疑他们是担心下岗才这么热情。

六

出了警局，已是晚上8点多，大家都很沮丧，宝哥请我们到楼上去吃快餐。点的鲁肉饭刚刚上桌，宝哥的电话响了，是警察局打来的，告诉我们，他们查了监控，发现我在台北下高铁时，背着包。

我们迅速回到警局，警察分析说，我的包丢在台北高铁站的可能性最大。警察似乎也很沮丧，因为没有人捡到，就是被偷了，这种情况在台湾很少出现的。

正在无奈之际，一个警察忽然说，会不会在其他所？说完，他立马拿起电话，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地打。

能听得出，他是在询问附近的派出所。我们站在旁边，紧张得要命。

“你们那里有没有捡到一个黑色的双肩背包？”

“没有。”

挂断再拨。就这样，一直打了至少六七个电话之后，终于传来了好消息。我的背包被一位路人捡到后交给了巡警，巡警将它带回了他工作的派出所。

我们激动万分，不停地向警察表示感谢，警察却很萌地对我们说：“一定要给我们好评哟！”

晕，这那里是警局，活脱脱一个淘宝店。

七

“你们台湾人真好。”我有些贱兮兮地对宝哥说，宝哥却说，“这只是一方面，核心的原因是台湾有严格的法律，如果捡了东西不上交，是要按侵占遗失物罪来惩处，而且台湾到处都是摄像头，没有人敢冒这个风险。”

“人是不分好坏的，好的制度就会造就好人，坏的制度就会造就恶人。”宝哥又补一刀。

搜索发现，真有人因捡到手机未上交而被法办的新闻，最新的一个案子是在2016年12月，一位老人捡到454万元的现金，16个小时后才报案，警方认为媒体已大量报道新闻，而老人不可能没有看到，却迟迟未能交还，以侵占遗失物罪将其起诉。

做过记者的人，好去查究，我搜索了台湾的刑法，真的有这么一条。而民法中的另外一个规定，让我大跌眼镜，关于遗失物，拾得人可以向丢物人索要十分之一的报酬，不过有几种情况是不得索取报酬的：在公众场合或公共交通设备内拾得遗失物，或者拾得人未于七日内交存拾得物，或者受领权之人为中低收入户等特殊境遇家庭。

而更早前，报酬的比例高达十分之三，因为一位贫困的大学生丢失学费，被拾得者索取高额报酬，媒体报道后一片哗然，法律随之修改。

想想，这也是法律和人性的较量吧。

我将在台湾丢包的过程发到微博后，竟然有数千的转发和评论，好多大陆人都遇到同样的情况，失而复得让人意外惊喜。

回到大陆，一直觉得应该给他们点个赞，按照警局的提示登陆脸书，却显示无法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