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十九大召开已经不足20天。从九月初开始，所有待在北京的人就已经陆续为此做好了准备。

海淀区的一家企业从九月中旬正式停工，因为早已熟识这一规律的老板不用揿动计算器就能够知道结果：停工一个月所遭受的损失，比坚持开工时要面对的办理各种证件、接待各种检查，且极大概率上要遭遇罚款要省心省力得多。朝阳一个高端小区的家政公司向小区内雇主统一发放了问卷，提供了两个选择：或者从国庆期间就让住家保姆持续工作到十月底，这样雇主需要多承担假期期间的翻倍工资；或者从国庆假期开始就让保姆们回老家，等到会期结束后再回来，这样雇主们就会在此期间无人可用。而必须要做出二选一的原因是，在这段时间内，家政公司无法提供保姆们的休息场所，她们将无处容身。

2016年，G20会议在杭州召开。当时网上有很多段子流传，例如：带了瓶早餐奶，进地铁喝一口，过安检喝一口，进小区喝一口，等到了家已经喝完了。再如，过安检连丸子头都要捏一下。这些段子都把火力集中于严苛得近乎荒唐的安检制度给人生活带来的不便。

2017年的金砖五国会议在厦门召开，当地同样对安保措施吐槽不断。例如说，有外媒记者称，厦门街道空旷无车，一看就是经济极为凋敝。当地人看了报道嗤之以鼻，因为那里平时遇到早晚高峰都是寸步难行，只不过为了会议全部禁行，才导致街道空无一人。

但是，也许没有人想到过，有一座城市已经在过往的几十年里习惯了为各类庆典和全国性会议让路，大到会期十几天的中央级会议，小到几乎每天都有的天安门广场升降旗、外国重要来宾的机场清路……为提供服务而设计的城市功能和管理经验，已经深入到北京这座城市的骨髓深处。

在央企总部、工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占据北京经济来源大半壁江山的时候，这样的模式仍能如期运转，甚至能够在年复一年的磨合中形成自己独特的生活节奏。

每年全国“两会”对于淘气的学生来说不亚于福音。即使最严苛的老师，对于在此期间迟到的学生也会网开一面，因为“交通管制，路上堵死了”是足以服众的理由。设在北京的工厂、零售企业，都习惯了每逢盛会就会陡然严格起来的各种检查，并已经能够估算出一个较为精准的数据并将其列入生产成本。就连街道上精力尚数旺盛的大爷大妈，每逢秋风起就会知道，带上红箍四下巡逻的时间又到了。

这些细节，恐怕很多生活在北京这座城市的人都并未觉察，更不会有人认真地计算出这种习以为常背后所隐藏的巨大成本，以及给平素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所造成的沉重负担。

9月11日，丰台的一家企业就贴出了告示：根据丰台区政府综治办指示，本单位内居住的所有外来人口必须在2017年9月15日之前搬出清空，录用外地人员的企业一律暂时停业，有关合同的履行待区政府新的指示之后再做协商。

通常在会议前20天左右的时间里要求清退外来人口，是这些企业已经习惯了的惯例，而近年来，时间越来越提前了，算上会期，这家企业就要有50天左右的时间完全停工，但是社保、房租等相应的成本却仍然需要履行。

此前很多人不明白的是，作为首屈一指的国内大都市，北京的服务业为什么那么差，夜生活为什么如此贫乏，24小时便利店为什么那么少？人们在晚上十点之后想散心或娱乐一下，为什么可选择的地方和项目都那么少……

造成这个事实有很多原因，如气候、如人口特征、再如历史沿袭……但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便是：北京从一定程度上说早已是一个为了服务而设计而运行的城市。

为市民提供方便，与为大会提供完善的服务，仅仅在城市设计的角度上，就需要完全不同的侧重点。

从街区设计上，北京的环路和大路设计就更便于组织各类大型活动。八万人的“鸟巢”体育场，每年有上百场满座的演出。等到演出结束，整个体育场的人如同水银泻地一般走向四面八方，在短短十分钟的时间内能够做到全场人员安全疏散。

更有说服力的例子是天安门广场每天早晚的升降国旗，日均观旗游客数量超过两万人，但在升降旗仪式结束后，短短两三分钟之内，整个广场聚集的人群就已经四散分开。

而在服务业数一数二的上海，曾经留下的一个纪录是：当2010年世博会开幕式散场，四万多人被堵在高架桥上生生困住了几个小时，其中还包括中央常委们的专车。

与之相关的还有很多，例如北京的大型商场从来不允许24小时营业，超过千人的聚集性活动需要层层报批，一遇大型活动就要进行不同等级的安防检查。只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每逢尾数是9的年份，都是国庆大年，天安门广场循例会举行阅兵仪式。在仪式之前的几天，长安街沿线的所有写字楼都会逐一被牵着狼犬的武警检查，而在仪式当天，周边两公里之内全都会拉上警戒线，禁止市民穿行。

那些曾经在给G20会议或金砖会议上被杭州和厦门市民吐槽的层层安防，其实每隔几年就会出现在北京，作为这座城市习以为常的一部分。

然而如今的矛盾点在于，当工业、制造业、生产性行业和小商贸因为不符合“首都功能”的设定而被列入清退名单，但北京并不能借由发展目前仍是短板的服务业来增加自己的经济收入。

无论是城市建设格局、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承接的大型服务任务，还是几十年间所形成的观念，北京都很难在短时间内实现由政治服务型城市向市民生活型城市的转变，而这成为北京发展城市服务业的根本性阻碍。

与此同时，旅游收入还在出现实质上和未来预期上的双重下降，而在此前，旅游业已经一度超过金融业，成为北京的第一大支柱性收入来源。

众所周知的雾霾、旅游项目相比于国外游的单一枯燥，都使得北京旅游的吸引力下降。而从2018年开始，北京还会以限制车牌、限制时间等方式减少旅行团的数量。按照统计，现在北京天安门、景山、北海这一系列位于市中心的一日游览景点每年接待游客约为一亿人次，往来的游人和大轿车极大地妨碍了市中心的交通，也不符合未来十几年内让北京“安静下来”的规划初衷。

当疏解和整治清除掉了小商业者的生存空间，他们并不可能将自己的生意转移到旅游或商业服务上来，如果说，此前相对封闭和简单的商业服务功能不至于影响北京这座城市的运转，但在疏解和清退成为大背景的今天，整个城市的经济血脉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旧的已经离去，但新的还未到来，更不可能会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