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期英文《中国画报》封面
被中国称为“知华派”的美国学者沈大伟（David Shambaugh）近日在华盛顿说，中共19大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高度集权，家长式的专制统治重新在中国抬头。另外，由于反腐败运动，中国的政治氛围中弥漫着一种恐惧文化，中国以前的“专家治国”模式不再，体制处于僵化。
过度集权和反腐造成恐惧文化和制度僵化
沈大伟11月9日在首都华盛顿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就中国的未来发表演讲。他对19大后中国的政治氛围、经济挑战、社会状态以及外交态势等发表了看法。
在谈到19大后中国的政治氛围时候，这位在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担任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的教授总结了以下几点。他说，第一，习近平的权力过度集中；第二，父权制、家长式专制统治重新出现；第三，党掌控一切，党领导一切。第四，恐惧文化蔓延–反腐败运动造成政治机制停滞、专家治国模式崩溃、制度僵化；第五，政治改革为零，党内民主和党内选举让位；第六，对公民社会、媒体、知识分子、高等教育的打压加剧；第七，地方政府合法性缺失；第八，中国的富豪、中产阶级移民和向国外转移资产。
沈大伟说，中共19大后，中国重新出现了毛泽东时代的家长制专制统治。他说，这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并没有好处，因为党以及制度沦为最高领导人手中的统治工具。他说，过去40年来，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及其后的江泽民、胡锦涛、包括赵紫阳、胡耀邦在内确立了中共的集体领导体制、制度化的决策机制。但是，现在权力高度集中，决策机制被边缘化，“专家治国”的现象不再。他说，从政治上来说，习近平现在所做的是“倒退”，而不是“前进”。
他这样解释反腐给中共带来的体制僵化。他说：“反腐是好事，也很必要，但是，在整个官僚体系，包括国家、党和军队却造成了一个负面效应，那就是恐惧文化。我昨天和上海来的一个代表团见了面，他们告诉我所有的一切都停止了。大家担心晚上被带走，被‘双规’”。
他还特别提到，当一个国家的精英把财产和家庭成员都转移到国外的时候，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反应的更是一个政治问题。
他说：“当国家的精英将他们的财产向国外转移的时候，这说明他们对自己国家体制的未来没有信心。他们一只脚踏出国门，他们在做好准备。”
沈大伟特别指出，这些精英中包括中共党员。
从中国历代王朝更替来看中国的未来
沈大伟在演讲中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也就是从中国的历史来看中国的未来。他列出了中国历朝历代王朝更替和衰败的前提条件：第一，都有一个被孤立和专制的皇帝；第二，朝廷内部的朋党纷争；第三，精英阶层腐败；第四，意识形态空洞，对普通老百姓没有真正的意义；第五，经济混乱；第六，民众起义和反抗风起云涌；第六，自然灾难；第七，来自边境和领土的压力。
沈大伟特别强调说，他不下结论。他让听众自己判断。他说，这些前提条件在现在的中国有的已经出现，有的并没有出现。他特别声明，他不是“中国崩溃论者”。
2015年，沈大伟曾经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文章“即将到来的中国崩溃”。（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他在文章中预测，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从一贯对华温和到突然“唱衰”，沈大伟的“改变”引发高度关注。有人曾揣测沈大伟介入了中共的政治斗争， 在为其中的一方擂鼓助阵。当时，中国官方媒体连续发文反击，一段时间无人敢邀请他访华，形同被封杀。不过，现在中共对他已经“解禁”。
中国现在处于“硬威权统治”阶段
沈大伟在演讲中说，中国现在处于“硬威权统治”阶段。一年前，他在自己的新书–《中国的未来》一书的发布会上也说，从2009年以来，特别是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中国一直在实施“硬威权主义。”
他说，从“硬威权主义”出发，中国未来的发展面临四条岔路：往左倒退至新极权主义（neo-totalitarianism）；沿着现今的硬威权主义（hard authoritarianism）道路一直往前；走回1998年至2008年的软威权主义（soft authoritarianism）道路；或是大力开放改革、向右转向“新加坡模式”的半民主社会。
他曾经表示，如果中国采取半民主的模式，中国的改革就会成功和彻底转型。但是，他在约翰霍普金斯的演讲中说，他很怀疑习近平会在专制后（先整顿好党和社会后）走向包容和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