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发生在北京大兴区的大火，官方口径是19人遇难，8人受伤。
起火地点是大兴区下辖的西红门镇新建村新康东路8号。通稿没有提起火原因，只称涉嫌人员已被采取强制措施。
地图搜索可见，这个地点有一家叫做英裴杰尼的服装厂，一家叫做罗之蒙的服装服饰有限公司、中国电信新建村合作营业厅，还有一家天天超市。结合微博等社交媒体口耳流传的信息，起火原因基本能猜个八九不离十。
我的学弟、财新传媒记者陈宝成以此推论，这次火灾后，以服装业为典型的北京相关产业疏散和人口转移将加快。
我同意这位资深新闻人的判断。这个被坊间称为往外赶人的产业疏散与人口转移，其实这些年来一直没停止过。
想起6年前也是发生在附近旧宫镇的另外一场火灾。我当时还在南都周刊，派北京站记者张雄去做了一篇特稿。稿件并未指向火灾本身，而是做火灾发生地的生态与社会分层。
一晃6年，南都周刊的官网早已停更，这篇名为《再见，旧宫》的稿子在网络上已很难找到。我从台机硬盘里翻出编稿时保留下来的文档，放在后面供各位分享。
这篇和另外一位驻京记者李岩写的刻章救妻事件，是我负责那本杂志新闻部分时比较喜欢的两篇特稿。张雄是安徽桐城人，心思细腻，笔底常带桐城派遗风。试看下面这几段：
在北京向周边迅速推进的城市化进程中，旧宫这个距离天安门只有18公里的小镇仍保留着城乡结合部的所有特征。
二十年里旧宫社会生态急剧变化，北京本地人被浙江生意人稀释，浙江人被他省人稀释，工人被老板稀释。4月25日凌晨的冲天大火下是无计可施的围观者，他们多是外地来京的务工者，他们是这里的过客。
旧宫是寻梦者匆匆路途中的瞬间一站，从三环到六环，他们一路向南。
重读这篇稿子，会读懂6年前后这两次灾难。最后这句，尤似一语成谶。今天的好的新闻稿，真的是明天的历史。
6年前那场火灾，我们当时查实是18人遇难，最后官方发布的口径是17人，而这次是19人。
上次那场火灾是在南五环边的南苑机场附近，这次大火的起火点在南六环边上。这个两次火灾中似曾相识的群体，花了6年时间，一路往南撤退了7公里，还是没能逃脱过情形仿佛的灾难再次跟踪而至。
“不是我们吃不了苦，是社会挤兑我们”——又想起《再见，旧宫》里这句触目惊心的直接引语。
说句不科学的话，在我的新闻记忆里，大兴特别是旧宫这个地方，仿佛是个被诅咒的钟摆，总能跟恶性案件绑在一起，先是轰动一时，然后销声匿迹，在两者之间反覆摇摆。
【大兴灭门事件】2009年12月31日21时许，张伟在大兴区旧宫镇其暂住处，因琐事和申某发生口角。张伟持尖刀猛刺申某，致其死亡。张伟唯恐罪行败露，又持刀刺死在现场呼救的女友张某。为杀人灭口，张伟随即驾车至申某的暂住处，骗开房门，刺死申某的父亲、母亲以及怀孕7个月的妻子。
【韩磊摔婴事件】2013年7月23日晚，在大兴旧宫镇524路公交车科技路站前，39岁的韩磊乘坐的白色现代索纳塔轿车遇上一辆婴儿车。因为让路问题，韩和推着婴儿车的42岁的母亲发生了冲突，将车中2岁多的女孩摔死。摔婴的恶行，让韩磊迅速成为舆论风暴的中心。
码字码到这里，刚看到新华社消息说：北京市委书记蔡奇要求成立调查组，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究责任，举一反三，立即在全市进行大排查，一村一村、一院一院地毯式摸排，要进一步关闭村镇工业大院，清除违法经营。
（2011年4月25日凌晨，大兴旧宫镇城中村大火，致17人遇难）
南都周刊：再见，旧宫
张雄
在北京向周边迅速推进的城市化进程中，旧宫这个距离天安门只有18公里的小镇仍保留着城乡结合部的所有特征。
二十年里旧宫社会生态急剧变化，北京本地人被浙江生意人稀释，浙江人被他省人稀释，工人被老板稀释。4月25日凌晨的冲天大火下是无计可施的围观者，他们多是外地来京的务工者，他们是这里的过客。
旧宫是寻梦者匆匆路途中的瞬间一站，从三环到六环，他们一路向南。
“街上哪里都是人”
4月28日下午，失火的那幢四层灰楼仍被警戒线牢牢封锁。一个年轻的警察跳下车，钻进旁边的小卖部买了个雪糕。上车时他瞥了眼警戒线外的那些围观者，他们看起来跟他一样茫然，松弛，漫不经心。
18个异乡客在4月25日凌晨北京大兴区旧宫镇南小街的那场大火中丧命。他们来自四川、重庆、河北，以及其他北京以外的地方。发生火灾的楼房为当地居民自建房，后将底层出租给一家未经工商认证的服装加工厂。根据国务院安委会发布的火灾事故通报，火灾肇始于停放在服装加工厂房里的电动三轮车，车子充电时电线短路，引燃了可燃物。
附近的村民赶来救火，泼了几桶水后发现火势已无法控制，于是拨打火警。而楼内的人被坚固的卷闸门、防盗窗还有弥漫的烟火困住，“就跟烤坛子肉一样在里头烧”。
最终30余人被疏散救出。24人受伤（其中重伤13人），危重伤员多为烧伤及气道吸入性损伤。截至5月3日，官方尚未发布18名死亡者名单。部分遗体的面目已无法辨认，需通过提取亲属的DNA来鉴定身份。
楼内住的是服装厂工人和在此租住的散户。大火让这条以服装加工厂闻名的小街陷入急刹车后的骚动中。老板们宣布停工待命，大街上满是装满大包小包和缝纫机的面包车，它们将在离北京更远的地方歇脚观望，做下步打算。
来自各地的务工者终日无所事事，在街巷中游荡。在往日，他们平均一天要工作12小时，晚上经常加班到9、10点钟，一个月只有两天的休息日。
南小街三村村委会公布的村落示意图显示，南小街西里三队有200家以上的小型服装加工厂。但旧宫人说，这里至少有500家以上的服装加工厂，多数未登记。张贴于各处的通知告诉人们：从4月28日起的三日内，所有在南小街内未注册的服装作坊要全部搬出，聚集地内所有人员全部疏散。
“现在这里的人并不算多，已经比原来少了三分之一。”李祖明开着他那辆老红旗，在撤离的人流车流中逡巡不前。“过去我的车根本不会进来，没法走。你能想象吗？南街这地方有三十万人。街上哪里都是人！”
“旧宫”因“旧衙门行宫”得名。元世祖中统四年，蒙古人定都北京，在城南二十里处修建了一个广四十顷的小型猎场。此处地势低洼，常年积水汪洋若海，当地人称其为“小海子”。旧宫本地人刘致远（化名）回忆，三十年前此地仍是郁郁葱葱，河沟遍地。“不像现在，打个井下去几十米才见水。”
从这里开车打表，到天安门的距离是18公里。沿中轴路向北10公里，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服装集散地——大红门服装批发市场。数千服装商把他们的工厂设在旧宫南小街，通过笔直的南中轴路，他们的产品从这里源源不断进入大红门，被来自各地的批发商带走。
二十年前，服装商们集结在大红门。那里有自然形成的服装一条街，在大红门一带的5个行政村26个自然村里，聚居了近4万浙江人，得名“浙江村”。城市的扩张让生意人的聚点不断南迁，他们从北京的二环、三环，一路撤退，直到现在五环的旧宫。
李祖明是一家纺织机械厂主，他现在的厂房安置在六环外的一个安静的小院里。从1997到2005年，李祖明在旧宫呆了八年。自1990年来北京后的二十年里，李祖明已经搬了10次家。城市化像一波波此起彼伏无法抵挡的波浪，将他和他的工厂推向远方。
“他们把我当枪使”
1990年，21岁的李祖明跟着表弟从四川彭州来到北京，在南三环马家堡落了脚。那时的三环里外，都还是一片麦地。最先让李祖明感到震撼的是“北京速度”：旁边全国第一个商品房小区——方庄小区，七个建筑队在那里建房，以一天一层的速度，一个月就立起一幢27层的大楼。
马家堡当时住了很多浙江人，他们开理发馆，也做服装生意。最初时在胡同里面卖钮扣拉链，挤不下了，跑到木樨园市场搭起铁棚，卖垫肩衬布，最后形成一个服装批发市场。旁边木樨园市场里，很多夫妻从家里带来缝纫机自制衣服。每天大清早，他们骑着自行车拿着自己缝制的衣服赶早市，卖完后又从布店买几十米的布匹，回家去做。
在四川老家时，李祖明已经学会了垫肩的手艺。一开始他帮着表弟干，干活时所有人都一样，并不分老板员工。李祖明一晚上睡三四个钟头都算“太多了”。每年回老家过年结账，他会收到一沓老人头，一共40张。到1994年春节，李祖明结完账跟表弟说：我想歇歇，或许要单干了，你找其他人帮忙吧。
李祖明在家休息了一年多，等再到北京时，马家堡已经开始了拆迁。他搬到四环，不久那里发生了一场火灾，两个生意人葬身火海。“过去大红门那里也有火灾。只是那时候是平房，人很容易跑掉。”李说。
他把自己的厂房安到旧宫。来到这里，一眼望去“到处都是地”。
这里只有一个派出所，一个镇政府，一箇旧宫供销社，还有一个建筑队。不过此时大红门迁来的浙江人已经捷足先登，在此地租了本地人的养殖地，四五千一亩， 盖起厂房来。到2005年，厂房群已经成规模了。
根据镇政府官方网站的资料，2002年旧宫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99.8%。在2007年，全镇流动人口高峰期已超过10万人，文化程度普遍偏低，文盲、半文盲或仅受过小学教育的占55%。
刘致远是旧宫三村治保主任，他说村里原来有1000多名原住民。到2008年，外来流动人口已经达到一万多人了。“增长了十倍多。现在你在村子里走，基本上十个人里差不多很难找到一个本地人。”
李祖明买了台粉碎机，四处收集服装边角料，打碎了重新织布再卖。这个生意挣了不少钱。2000年时，他投资187万元，跟其他三人合伙办了个服装加工厂。这年10月12日，全部设备装完投产，一个月内他们挣了30多万，马上买来第二条生产线。
正当李祖明雄心万丈之时，一个合伙人跟出纳和会计两个女孩传出了绯闻，公司财务开始变得混乱，他愤然离开。一个本地人找到他，表示愿意出钱与他合作办厂，六四分成。
李祖明为人豪爽，在圈子里信誉极好，供货商都愿意赊账给他。一年后，李祖明拿着账单让合伙人付账时，对方两手一摊。“让我在外面欠了好几十万，付钱的时候他说付不了。他是把我当枪使，耍我呢。”
让他更觉厌恶的是，在旧宫办厂，就得强作欢笑应付地方官员的吃拿卡要。镇里官员和派出所的头头们是歌厅、桑拿房的常客。三天两头招呼他：小李啊，快过来吧，给你介绍几个朋友认识一下。
“其实就是让你埋单。多的时候一天要招呼四五趟。”李祖明算了下账，2001年一年下来，他在旧宫的一家洗浴中心花了30多万。
他也觉得无聊。但跟地方官处好关系有一样好处，那便是暂住证。“他们就像抓特务一样。有任务量，每天要抓多少人。路上设个卡，逮着一个人就问：有暂住证吗？有。他拿过来扯成两半——还有吗？没了。没了就上车，拉到昌平沙河，凑够了一车人一块拉回老家，到地方通知家里拿钱取人。”李祖明说，“幸亏了孙志刚，在那之后就不这么查了。 ”
李祖明很多同乡就这样被抓回四川，又偷偷跑来，又被抓送回。在严查外地人暂住证的年代，只要一提是李祖明公司的，对方“绝对不会抓”。“我天天跟他们领导一块玩，他知道抓了不放一定会挨骂。”
2003年，“非典”阴云笼罩全城，李祖明看着北京在一个月内变成空城。“比我1990年来的时候还空。”生意上的困顿和命运的无力，让他陷入从所未有的消沉。他自问：我踏踏实实做事，为什么别人老这么耍我？
“谁不想当老板”
与他一起厮混的多是四川老乡，直到现在，他生活中交往的多数仍是当初一起闯荡北京的那个老乡圈。最初的几个人，二十年后已经变成三百人的老乡团了。大家彼此相熟，多少都能沾上点亲戚关系。
招工不易。在旧宫南小街的街道上，走不出三两步，路边便有人递上一份能闻到油墨味儿的招工广告。“过去是老板挑工人，现在是工人挑老板。”李祖明说，在2000年以前，300元一个月管吃管住，有的是人抢着来干。“你不听话老板踹你两脚你连屁不敢放一个。”
在李祖明看来，现在出来混的90后完全没有当初他们闯世界的那般气概。“他们没有压力，没钱了就会找家里要。上班时耳朵里还插着耳机，怎么喊也听不见。你还不能把他怎么样，人家一不高兴就辞职，还不是走一个，他拉帮结伙，三四个都一起不干了。”
招人越发变得困难。2007年以后，越来越多的工人从企业里走出来自立门户，“谁不想当老板？”李祖明反问，“你能拉到五六个人你就是老板。”有老板索性给工人开出条件：介绍一个人进厂，给好处费500元。有的老板干脆把厂子整体承包出去：谁招得到人，谁就是老板。
最早与李祖明闯荡的四个表兄弟，如今各自都当上了老板。300人的老乡圈里有四十个老板，平日里每周一小聚，一月一大聚。有人过生日，就一起下饭馆里开个四五桌。吃完饭坐到家里打牌聊天。这群中年人也会互送庆生红包，一般五百到一千不等。李祖明有次过完生日，等人走了点了下红包，足有两万。
没人会在旧宫过年。老乡团各自开着轿车，1700公里的路程，彭州人15个小时就跑完了。在家那半个月里，还是同样一拨人喝酒打牌，今天张家，明天李家，好不热闹。
这种沾亲带故的关系在生意场上，则变成一种稳定的共荣关系。李祖明说，他们的圈子已经基本垄断了北京服装辅料市场。老乡之间很少会直接竞争。各家都有相对固定的客户，谁也不好意思去抢别人的。
旧宫的各地人职业特色分明。在最早的时候，浙江人当服装厂老板，四川人做工人。后来四川人当上了老板，也有的搞起建材。重庆人开饭店的多，东北人搞黑帮，河南人捡破烂。
2000年左右，各地势力不时发生火拼。李祖明曾见过东北和河南两个帮派，各自拉来一百多号人，“拿刀砍，冲锋枪都端出来了。”
直到2008年，旧宫镇政府在工作规划中提到要“十抓十促”，第一项就是“严厉打击刑事犯罪专项行动。重点打击涉黑涉恶刑事犯罪和团伙犯罪活动”。
如今各地势力大体画好了势力范围，但旧宫的治安依然不佳。李祖明去南小街着火的那栋楼看过，每家窗户外都有一张牢固的防盗窗。“要是治安好，至于家家安防盗窗吗？着火谁也没法从窗户那逃出来。”李祖明说。
“不是我们吃不了苦，是社会挤兑我们”
李祖明搬了十次家，就有十个房东。“每一次搬家都是因为拆迁，路线是从三环到六环外，一直往外赶。”他估摸着现在的地方还能呆两年，如果再搬，就退到北京南边最后一站——石佛寺。
除了一次例外，李祖明跟历届北京土著房东们都处得很愉快。“实际房东都不愿意我们走，对他们来说房租也是个不小的收入。”马家堡时他和表弟租下一个四合院里的四间半房，房东一家三口蜷在一间小屋里，却可以拿到五千一年的房租。在1990年代，这差不多已超过了一个城市居民一年的所有工资所得。
本地人愿意盖房。一年前南小街将要拆迁的消息传出来，农民们纷纷将自家的平房加盖成三、四层的砖混小楼，并将屋前的空地上支起凉棚。一为拆迁能多拿补助，二是能多收租金。厂主们愿意租用农民的房子，尽管它们看起来无比丑陋，且充满危险。在旧宫，一年交付五六万租金就能拿下一间面积约200平方米的厂房。而在正规工业园区，则是十几倍的价钱。
4·25大火后无照工厂要悉数搬走，习惯收房租过活的旧宫农民将不得不重新考虑生计问题。旧宫镇副镇长张庆九对媒体说，政府将免费为南小街村民做劳动技能培训，并且计划与亦庄开发区共建，积极帮助村民解决就业问题。
早些年李祖明开车进到巷子里，最怕遇到本地的老年人。“他就是不让你。你按喇叭，他干脆就站那不走了。”
但这种不愉快在近些年越来越少，李祖明感觉，北京人在外地人面前的那种优越感，正被时间慢慢冲刷。
有几年李祖明做棉被生意，到年底了就送两床被子给房东，左邻右舍也送一床——影响你们了，给你们发点奖，皆大欢喜。“最多千把块钱，给他们一些小恩小惠他们心里面就非常满足了。警察来查，房东和邻居都包庇我们。”
但李祖明说他绝不会雇本地人干活。“他们工作理念太差。生活条件要好要轻松。这可能吗？外地人干活非常吃苦，老板说明天要交活他干到天亮也给你干完。北京人没这个理念，到点就要回家，该吃吃，该睡睡。”
北京人刘致远部分证实了这个说法。1990年代中期，旧宫旁边的亦庄经济开发区兴起，村里的年轻人都去开发区企业上班，每月能拿到2000元。这是他们之前收入的十倍。但好景不长，几年后外地人蜂拥而至，刘致远发现开发区的老板们更愿意雇佣外地人。
“说什么北京人懒，都是借口。外地人就是便宜，给500块钱人家也干，北京人一下子就被排挤出来了。”刘致远对外地人的节俭印象极为深刻。2002年，有个外地民工看见他抽红河烟，特别羡慕。“那烟五块钱一盒。我说怎么啦，这很普通啊。他说哎哟大哥您抽这一盒烟钱，够我们家一个月副食费用了——所以你知道，外地人为什么那么厉害了。”
“不是我们吃不了苦，是社会挤兑我们。”刘致远像是总结性回味一下，来了这么一句。
对于4·25南街大火，或许是出于一种本地人的认同感，刘致远认为将责任全部推给房东是不公平的。“你说房东招谁惹谁了，房屋设计当然有问题，是没达到安全标准。可是——福岛核电站达到了吗？央视大楼达到了吗？别老说安全问题，那不切合实际。”
如果李祖明们没有来北京，刘致远或许就不会在1990年失去那份月薪2000元的好工作，但他也得不到后来一年17万元的房租。外地人改变了他们的生活环境和谋生手段，但还远不止这些。
有天刘致远把儿子从幼儿园接回来，儿子忽然张口说：千??呢？刘致远寻思半天，才意识到儿子说的是“钱”。“我都不知道他学的是哪里的口音，北京话从来没这么说的。”
李祖明们则坚持他们的传统。每年过年回家，他不忘对孩子们进行一番乡情教育，提醒他们勿忘故乡。但显然孩子们已经羞于在学校里说出他们的方言，因为那“会被其他小朋友笑话”。
李祖明的人生计划里没有旧宫，甚至跟北京无关——尽管他生命中一半的时光都消耗在这个城市。他对未来的期许是：再干五年肯定回彭州老家。
“十年前就这么计划着了，但老是没钱。”他计划买一二百台机器，在彭州老家盖个大服装厂。每年过年回家，市里的官员都要约他谈谈这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