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社交网络的议论，大兴火灾的悄无声息，和北方农村的禁煤封炉，分别是从城市边缘和田野深处把盛世底下的不堪重新翻了出来，歌舞升平的宏大叙事在平日里并不会给它们留下多少空间，正如计划在执行的阶段只需要尽可能的覆盖意外以求尽快达到目标。

信奉集中制度的国家总会自身高估驾驭社会的程度，其信念周期则在秩序崩溃和经济复苏之间相互轮替，惨痛教训的印记注定会被新的崛起理想取而代之，然后造就永无止境的阶级矛盾。

城里人抱怨外地人挤占资源，可是一切的服务生产都取决于后者的流动增长，吃着碗里的热腾饭菜，实在不应叫骂掂勺执锅的厨子。

外地人觉得城里人没啥了不起就知道狗眼看人低，可是事实上成为城里人就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志向，这个时代早已不认血统，可是血统却依然决定着继承关系。

没有人理应呼吸糟糕空气，然而在某种公式的计算里，维护上呼吸道的权利被指向谋害另一些人的生存状况，仿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是在敲骨吸髓，把个人的健康建立在剥夺重工业劳工的饭碗之上。

荒诞的是，皮球真的就被踢到了这个失重的诡异球场，它在空中翻来覆去，就是落不了地。

连权力本身也有了抒发委屈的机会，坐视不管的时候，你们说我尸位素餐，开始动手了吧，又骂我不知人间疾苦，横竖都为难，还是删帖来得清净和谐。

复旦大学教授张维为曾给邓小平担任翻译，在他的回忆里，后者在1981年接待远道而来希望交流社会主义成功经验的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面对中国会不会走上资本主义的邪路、以致于给世界进步力量造成损失的的疑问，邓小平流露出极其罕见的不耐烦，一遍掐烟一边表态：

「我们还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一旦发生偏离这个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我们的这个国家机器就会出面干预，把它纠正过来。」

事实证明，国家机器本身的立场，也是充满暧昧的，就像那块插在草坪上的核心价值观路牌，摆在那里是正能量，举起来上街就是负能量，搁在两年前——或者干脆就在柴静发了那支纪录片的期间——高呼环保，搞不好就会被批作公知误国，是西方用来阻碍中国发展的代理人，然而斗转星移，时至今日再喊不计代价的治理污染，已经摇身一变成为天大的爱国主义表现，反对那些强制措施的，又沦为黑心企业家的走狗，是在帮着掏空祖国的可持续竞争力。

老百姓的政治敏感有限，不太懂得站队学问的精巧和慎重，于是总是容易遭到所谓时代的抛弃，似乎昨天还在兴致勃勃的逃离北上广，转瞬之间就发现煤车被拦在村外，连取暖都成了奢望。

和集体的骄傲相比，个体的疾苦委实被关注得太少，连送孩子进幼儿园，都时刻面临着霍布斯式的战争状态，只要没有利维坦的存在，有罪推定的怀疑就是唯一可以保护自己及家人的工具。

到头来，谁也不是安全的，年薪十万的照样有年薪十万的焦灼，在海水灌进船舱的时候，一等舱和末等舱之间，只有时间区别罢了。

1925年，徐志摩在苏联写下这样的诗句：

「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世界与那天堂的中间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类泅得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

没过多久，俄国人、日本人都不请自来的造访了这块大陆，直到今天，血污都还没有洗净，但是天堂的幕布却早被挂起，你可以选择穿上鞋套、仰着头颅，专注欣赏正午的壮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