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杨津涛

2017年12月14日，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去世。

人们缅怀余光中的文学创作。

但余光中不仅仅是一位诗人，还是一位涉入政治颇深的诗人。

给人扣“左倾文艺观”帽子

 
上世纪70年代初，台湾学者唐文标发表一系列文章，批评现代诗过度西化及脱离现实。

余光中针锋相对发表文章《诗人何罪》，为新诗及诗人辩护：

“台湾并无职业诗人。所有的诗人都另有自己的专业，对于社会，像其他行业一样，都尽了守法，服务，完税的责任。”

这种辩护本是成立的。但余光中并未满足于文学层面的辩护，而将之上升成了政治问题：

“这种论调毫无独创之见，因为仇视文化，畏惧自由，迫害知识分子的一切独夫与暴君，都具有这种略同的‘英雄之见’。”

在文章中，余光中给唐文标扣了一顶“幼稚而武断的左倾文学观”的大帽子，将唐的文学观，与“文化大革命”联系在一起：

“满口‘人民’‘民众’的人，往往是一脑子的独裁思想。例子是现成的。不同的是，所谓‘文化大革命’只革古典文学的命，而‘僵’文作者妄想一笔勾销古典与现代。这样幼稚而武断的左倾文学观，对于今日年轻一代的某些读者，也许尚有迷惑的作用。”①

当时台湾的政治气候忌讳“左倾”。凡被认定为“左倾”者，即会招致政治上的麻烦，甚至面临牢狱之灾。

故此，台湾学者李佩玲在1974年发表文章《余光中到底说了些什么》，如此评价余光中对在“唐文标事件”中的表现：

“这样戴帽子，不只是在栽害唐文标（也算得上是压迫知识分子了吧），还在吓阻其他的人”。②

图：《我永远年轻—— 唐文标纪念集》封面

攻击台湾乡土文学是“工农兵文艺”

 
从1976年起，台湾很多刊物发表文章，称岛内乡土文学是“30年代的革命文学”和“分离主义文学”。

陈映真、王拓等乡土文学作家发表了很多文章，进行反驳。

余光中也介入其中，在《联合报》上发表文章《狼来了》，指责台湾乡土文学是“工农兵文艺”，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相通。

他视乡土文学为“狼”，说：

“不见狼来了而叫“狼来了”，是自扰。见狼来了而不叫‘狼来了’，是胆怯。”

他给台湾乡土文学作家扣了一顶“工农兵文艺工作者”的帽子，且为自己的“扣帽子”行为如此辩解：

“问题不在于帽子，在头。如果帽子合头，就不叫‘戴帽子’，叫‘抓头’。在大嚷‘戴帽子’之前，那些‘工农兵文艺工作者’，还是先检查自己的头吧。”

这显然是很严重的指控。学者徐复观当时即发表文章，批评余光中的行为——将台湾乡土文学称为“毛泽东所说的文学”以及“狼”——不是在给人扣帽子，而是给人扣血滴子，是在害人：

“戴的恐怕不是普通的帽子，而可能是武侠片中的血滴子。血滴子一抛到头上，便会人头落地。”

经历过戒严的台湾作家皮介行，后来也说：

“1977年的台湾虽不像大陆那么严酷，但是仍然可以随时因政治问题而坐牢的年代，特别是牵连到大陆，牵连到工农兵的‘隔海唱和’，一旦逮捕，都是十年以上的重刑。”③

台湾解严后，余光中的思想也渐有改变，一定程度上否定了自己当年写作《狼来了》的合理性。

1981年，大陆作者唐弢到香港参加文学研讨会，遇到余光中，余光中“私下对他那些政治倾向不好的作品表示了忏悔”。唐弢回大陆后，和陈漱渝谈及过此事。④

2004年，余光中为平息有关《狼来了》的各种争议，公开发表文章《向历史自首？》，称“《狼来了》一篇是坏文章”；并解释自己之所以会写出这种文章，是因为受到了“文革”的震骇：

“去港不久，因为我在诗中批评‘文革’招来《左报》、《左刊》的围剿，攻击我的文字当在十五万字以上，致我心情相当‘孤愤’。……·在‘文革’震骇的压力下，心情沉重，对一般左倾言论都很敏感，对茫茫九州思乡愈深，而对现实的恐惧愈强……但是不能因此就说，那篇文章应该那样写。当时情绪失控，不但措辞粗糙，而且语气凌厉，不像一个自由主义作家应有的修养。政治上的比附影射也引申过当，令人反感，也难怪授人以柄，怀疑是呼应国民党的什么整肃运动。”

图：余光中题字

涉嫌向当局告密作家陈映真

 
余光中还被指控：在1977年给“国防部总作战部”主任王昇写信告密，称台湾乡土作家陈映真有马克思主义思想。

1990年，学者陈芳明披露，他在美国曾收到余光中寄来的“一封长信”：

“并附寄了几份影印文件。其中有一份陈映真的文章，也有一份马克思文字的英译。余光中特别以红笔加上眉批，并用中英对照的考据方法，指出陈映真引述马克思之处。”

2000年，陈映真本人也提及此事，称“余光中这一份精心罗织的材料”，是要寄给当时台湾情治机构首脑、蒋经国的亲信王昇：

“控诉我有‘新马克思主义’的危害思想，以文学评论传播新马思想，在当时是必死之罪……在那森严的时代，余光中此举，确实是处心积虑，专心致志地不惜要将我置于死地的。”

社科院研究员赵稀方2004年发表《视线之外的余光中》，详细复原了“陈映真事件”，引起巨大反响。

余光中的老朋友黄维梁率先撰文，称余光中亲口对他说：

“‘绝无此事’，且‘王先生健在，最近亲自以书面声：绝无告密一事’。”⑤

随后，余光中发表《向历史自首？》，自辩称绝未告密：

“隔了近30年，当时的细节有些已经模糊，但是我绝未‘直接寄材料向王昇告密’，这一点我十分确定。”

余光中称，那份材料真正要寄的人是《中央日报》主笔彭歌（台湾批判乡土文学的主导者）：

“我寄材料给他，纯属朋友通信，并未想到会有什么后果，……（并且在信中建议）问题要以争论而不以政治手段解决。”

余光中还说，那份材料不是他“精心罗织”的，而是来自于“一位杰出的学者”，这个人是陈映真和余光中共同的朋友。按照余光中的说法，此人对陈映真“十分推崇”，整理这份材料不是为了对付陈映真，只是想说明余光中《狼来了》“所言不确”，陈映真的真实思路“应该如该材料所示”。⑥

余光中并没有说出这个人是谁。

以目前材料来看，“陈映真事件”还是一个疑案。

余光中曾寄出一份表明陈映真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材料，但究竟是谁整理的材料，究竟寄给了谁，都不能确定。

陈映真说，他是听学者郑学稼说起余光中向王昇告密一事，而郑学稼在1987年即已去世，无从查证。余光中说材料不是自己整理，又有王昇的声明作证，余光中对前者不肯吐露姓名，对后者拿不出证明原文，只能说是他的一面之词。

即便以余光中自己的说法为准——某推崇陈映真的学者将材料给了余，余自作主张将这些不利于陈映真的材料，寄给了当时负责文化整肃的彭歌——他在事件中的角色也并不光彩。

需要说明的是，陈映真确属左翼作家，曾大量阅读毛泽东、鲁迅等人作品，余光中在材料中证实他有马克思主义思想，并非诬陷。惟告密这种手段，是不能被接受的。

图：王升将军给邓丽君颁奖

在大陆更有名

 
余光中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但名气并不大。研究者称：

“20世纪80年代之前余光中在台湾和香港虽小有名气，在大陆却鲜为人知，除了几位文友对他赏识有加，他的知音寥寥无几”。

1984年，《乡愁》在《人民日报》刊登，1991年，又选入大陆语文教材。⑦

余光中由此成为了一位在大陆远比在台湾更知名的诗人。

余诗进入大陆，也曾遭遇异议。1987年前后，陈映真到四川作协参加座谈，介绍台湾文坛现状时说：

“余光中很右，属于官方诗人”。

最先在大陆推广余光中作品的流沙河在场，他回答说：

“无论此人是否属于台湾官方，都不妨碍我欣赏他的诗”。

其实，陈映真的评价大体不错。前述“唐文标事件”、“乡土文艺事件”、“陈映真事件”当中，余光中始终与官方保持着相同的立场，且文章的遣词造句，往往比官方更具攻击性。

对于《人民日报》刊登《乡愁》，流沙河的理解是：

“当时中央党报对待一首诗的态度，显然是着眼于诗之本身是好是坏，而不像陈映真那样审查诗人左耶右耶，民乎官乎。”⑧

这只是流沙河的个人看法，真实的历史，或许更为复杂。

图：90年代，白岩松等人采访余光中后合影

注释

 
①余光中：《诗人何罪？》，赵知悌编《文学，休走：现代文学的考察》，远行出版社1976年；②赵稀方《视线之外的余光中》，《中国图书商报》2004年5月21日；③④⑤⑥古远清编：《余光中评说五十年》，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年，第143—212页；⑦何敏芳：《余光中诗歌在大陆的接受研究》，《安徽师范大学》2015年；⑧流沙河：《晚窗偷得读书灯》，新星出版社2015年，第1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