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 | 阅读的未来

阅读的未来

胡 泳

从“敬惜字纸”谈起

“读写能力”（英文叫做literacy）是传播史中经常会被讨论的一个话题。一个有读写能力（literate）的人，顾名思义，就是她必须能读会写，或者像人们在语言教学中常说的，要做到听说读写“四会”。读书写字这种行为也不像看上去那么简单；识字，在现代的语境下，意味着一个人有沟通能力，或是能够在一个有文化的社会中理解和交流意见和看法，从而参与到这个社会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会读书，会写字，就等于有文化修养；正因如此，文盲（illiteracy）这个词，在英文里还有“没有文化，无知”的内涵。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于“读写能力”是这么定义的：“读写能力意味着能够识别、理解、解释、创造、交流、计算和使用与不同情形相关的印刷或手写材料的能力。读写能力包含了一个连续性的学习过程，这种学习使得个人可以实现自己的目标，发展自己的知识和潜力，充分参与到一个更广泛的社会当中。”由此可见，文盲率在现代社会中是被当作社会问题来解决的，解决之道不是别的，正是教育。

因为我们是在很小的时候开始学习阅读和写作的，所以我们常常忘记，阅读和写作其实需要相当复杂的技巧，需要多年学习和背诵。即使在文化和文明程度最高的社会中，有文化的成人比例也从未达到过100％。2000年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发现文盲率为6.72%，意味着有8500多万人是文盲。另据统计，至少有2300万，或者多达7200万美国成年人是“功能性文盲”， 即不能阅读招聘启事，不理解汽车时刻表，不能填写工作申请表，或者写出所要寄出信的目的地。即使在有文化的人当中，也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能具有最高水平的阅读和写作技能。

读书写字既然这样难，毫不奇怪，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之中，文字曾经长期是一种特权。有关这种特权，一个有趣的例子是中国悠久的“敬惜字纸”的传统。

鲁迅先生在《门外文谈》中写到：“因为文字是特权者的东西，所以就有了尊严性，并且有了神秘性。中国的字，到现在还很尊严，我们在墙壁上就常看见挂着‘敬惜字纸’的篓子。”在这里，鲁迅说的是一个相沿既久，流传甚广的习俗。

著名画家黄永玉在《太阳下的风景》中，这样描写他的家乡凤凰古城：

我那个小城，在湘西靠贵州省的山洼里。城一半在起伏的小山坡上，有一些峡谷，一些古老的森林和草地，用一道精致的石头城墙上上下下地绣起一个圈来圈往。圈外头仍然那么好看，有一座大桥，桥上层叠着二十四间住家的房子，晴天里晾着红红绿绿的衣服，桥中间是一条有瓦顶棚的小街，卖着奇奇怪怪的东西。桥下游的河流拐了一个湾，有学问的设计师在拐弯的地方使尽了本事，盖了一座万寿宫，宫外左侧还点缀着一座小白塔。于是，成天就能在桥上欣赏好看的倒影。

黄永玉《太阳下的风景》提到了沱江边的小白塔。如果你读过《边城》，你会记得，沈从文在《边城》的开头和结尾都写到过一座白塔：

《边城》开头：

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

《边城》结尾：                                                                                                      　                  

可是到了冬天，那个圮坍了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那个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青人，还不曾回到茶峒来。

…………

这个人也许永远不会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看见白塔就想起翠翠，想起折一把虎耳草梦中飞上了天，想起什么时候会不会有人在月夜为你唱三年又六个月的歌……

老船夫做事累了睡了，翠翠哭倦了也睡了。翠翠不能忘记祖父所说的事情，梦中灵魂为一种美妙歌声浮起来了，仿佛轻轻的各处飘着，上了白塔，下了菜园，到了船上，又复飞窜过悬崖半腰——去作什么呢？摘虎耳草！白日里拉船时，她仰头望着崖上那些肥大虎耳草已极熟习。

沈从文还写到白塔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里的坍塌，翠翠于此经历至亲的死亡和心理空间的崩陷：

无意中回头一看，屋后白塔已不见了。一惊非同小可。赶忙向屋后跑去，才知道白塔业已坍倒，大堆砖石极凌乱的摊在那儿，翠翠吓慌得不知所措，只锐声叫她的祖父。祖父不起身，也不答应，就赶回家里去，到得祖父床边摇了祖父许久，祖父还不作声。原来这个老年人在雷雨将息时已死去了。

白塔在《边城》这部小说里充满了神秘的象征意味。塔，原指为安置佛陀舍利等物而以砖石等建造成的建筑物。沱江边的白塔，却没有经书、佛陀舍利，没有定光宝珠，没有大和尚降妖服魔的传说，白塔的其中一面题有“敬惜字纸”四个字——原来白塔是焚烧字纸用的。它叫万名塔，始建于清嘉庆年间，原为古时的“字纸炉”。 虽然边城的故事发生在离凤凰几里远的茶峒，但谁又能说作者在描写《边城》里的那座白塔时，眼前没有浮现沱江边这座从小就熟悉的万名塔。

“字纸炉”，又有称“惜字亭”、“化字炉”、“圣迹亭”、“敬字亭”、“敬圣亭”、“文笔亭”的，名称各不相同。除出现在街头坊里外，各地的书院、文庙或较重要的庙宇中也可见它的踪迹。它的型式、大小尽各不同，有的高及数丈，有的不及五尺。但不管如何都会题有“敬惜字纸”四个字。

这些专为焚烧字纸而建的亭子，不少都祀有仓颉的神位（传说中的仓颉，是中国字的创造者，惜字之余自然要敬圣）。“仓圣”创造中国文字，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在仓颉以前，人类记载事情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结绳，发生大事情，就在绳子上打个大结；发生小事情，就在绳子上打个小结，这些结，用来帮助人类的记忆；另一种是画图画，把发生的事，用图画记录下来。但是这两种方式，都非常不方便，而且容易遗忘。

造字是一件太伟大、太奇妙、太崇高的神圣工作，在初民的社会引起巨大震动。《淮南子·本经训》曰：“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所谓惊天地而泣鬼神者也。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叙画之源流》中解释说：“颉有四目，仰观天象。因俪乌龟之迹，遂定书字之形。造化不能藏其秘，故天雨粟；灵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知识既可以带来财富，也可以带来灾祸。人们用这种想象的情景，表达自己对仓颉巨大功绩的称颂、感激与崇拜。

汉字，并非仓颉一人创造，在他之前与同时，已有别人创造的零星的简单的图形笔画，他予以收集、整理、加工、提高，加上自己的创造，集大成为众多的汉字。《荀子·解蔽》中说：“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仓颉创造整理出大批汉字，这是划时代的创举。它结束了原始人结绳记事的历史，将中国文明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仓圣造字，反映了中华民族进化发展史上的一个大转折，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明之光。

华夏民族一直把仓圣造字引为自豪。如余光中所说：“杏花。春雨。江南。六个方块字，或许那片土就在那里面。而无论赤县也好神州也好中国也好，变来变去，只要仓颉的灵感不灭美丽的中文不老，那形象，那磁石一般的向心力当必然长在。因为一个方块字是一个天地。太初有字，于是汉族的心灵他祖先的回忆和希望便有了寄托。”（《听听那冷雨》）

正是为了这种回忆和希望，中华大地到处有字纸炉的踪迹。以台湾为例，台湾客家人至今仍保有浓厚的“敬惜字纸”的传统旧习，他们称“字纸炉”为“圣迹亭”。桃园龙潭圣迹亭是现存的此类建筑中较具规模而保存较为完善的。

龙潭圣迹亭创建于清光绪元年（1875）。台湾传承古风的敬字亭现存共有二十多座，但大多数只有简单的一座炉子而已，不像龙潭圣迹亭是台湾现存敬字亭中规模最大的，包括了建筑群和完整的“圣人形”对称空间的庭园，还有中轴线贯穿“三进”庭园的“朝圣之路”，表现出“小中见大，空灵庄严”的中国庭园艺术，是属于世界级的文字崇祀古迹。自古龙潭便是地道的客家庄，看看这座由客家人所创建的圣迹亭上的对联题字，更可见客家人特别重视文字、教育的古风：“鸟喙笔锋光射斗，龙潭墨浪锦成文”；“文章到十分火候，笔墨走百丈银澜”；“文章炳于霄汉，笔墨化为云烟”；“万丈文光冲北斗，百年圣化炳东瀛”（东瀛指的是台湾）；“自古能知化丙者，于今便是识字人”（丙为火，化丙指焚烧字纸，识丁指识字）；“文运宏开”；“过化存神”（过化存神的意涵颇深：客家人深信，焚烧后的字纸，片片文字升华化蝶，飞至天上向仓颉致意；而精神长存，滋润人间……）。

圣迹亭每年在秋季举行祭典。每年仓颉公、文昌帝君生日，或是农历正月初九“天公生”之日（玉皇大帝的诞辰），举行仓颉纪念恩典。当天，秀才以上之人着衣冠，童生着新的衣服，读书人准备牲礼、果品，举行所谓“祭圣人”的仪式，显扬并感谢制字先师仓颉的功绩。之后再将敬字亭内焚烧字纸后留下的灰烬清出，倒入被称为“香亭”的木盒子内 ，随着沿路鼓乐吹奏，由文人抬至溪河边，行恭走纸灰入海仪式，称为“行圣迹”或“恭送圣迹”。由此可看出，古人对于字纸、文化的敬惜观念，是远超过现代人所能想象的。在儒家倡导的教育体制薰陶下，鸿学大儒与目不识丁的贩夫走卒都知敬惜字纸，“敬字亭”就是这种观念的具体表现。

已故的费孝通先生在世时经常提到“敬惜字纸”。他说童年看到过祖母把每一张有字的纸都要拾起来，聚在炉子里焚烧，并教育他说要“敬惜字纸”。虽然自己也曾经笑老祖母迷信，但当自己长到了老祖母的年纪，才明白“敬惜字纸”的文化意义。“纸上写了字，就成了一件能为众人带来祸福的东西，不应轻视。”

汪曾祺有篇散文《收字纸的老人》：

中国人对于字有一种特殊的崇拜心理，认为字是神圣的。有字的纸是不能随便抛掷的。亵渎了字纸，会遭到天谴。因此，家家都有一个字纸篓。这是一个小口、宽肩的扁篓子，竹篾为胎，外糊白纸，正面竖贴着一条二寸来宽的红纸，写着四个正楷的黑字：“敬惜字纸”。字纸篓都挂在一个尊贵的地方，一般都在堂屋里家神菩萨的神案的一侧。隔十天半月，字纸篓快满了，就由收字纸的收去。

根据沈从文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春桃》中，春桃就是个拾字纸的人。电影里春桃不愿总在总布胡同做侍候洋人的差使，便自个儿找了这个以捡拾废纸为生的事儿来做。在北平的胡同中叫喊
“烂字纸换洋取灯儿”的春桃在搁下背着的大纸篓以后，后背心衣服上就赫然露出“敬惜字纸”四个字儿。这四个字，很难忘。

民二十四年，印光大师刊行《普劝敬惜字纸及尊敬经书说》，内云：

字为世间至宝，能使凡者圣，愚者智，贫贱者富贵，疾病者康宁。圣贤道脉，得之于千古，身家经营，遗之于子孙，莫不仗字之力。使世无字，则一切事理，皆不成立，而人与禽兽无异矣。既有如是功力，固宜珍重爱惜。

字为世间至宝，非金银珠玉爵位可比。以金银珠玉爵位，皆由字而得，使世无字，则金银珠玉爵位，亦无由而得矣。字之恩德，说不能尽。敬惜书字，福报甚大。

字纸既如此珍贵，故平时不能亵渎字纸，不可将字纸随地丢弃践踏，不能揩拭污秽，不在经籍书典上随笔涂墨，平时也不能拿来垫坐等，其它如置书于坐椅，或以书作枕头，或大怒而掷书于地，或抽解而犹看诗书，或“不但大小便后概不洗手，即夜与妇宿，晨起读书，亦不洗手”等等行为皆是亵渎之举，皆宜戒之。

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里，教育不普及，广大人民对那些少如凤毛麟角能识文断字的读书人衷心敬重，而对文字则更是无限敬仰得近乎神化了。据《燕京旧俗志》载：“污践字纸，即系污蔑孔圣，罪恶极重，倘敢不惜字纸，几乎与不敬神佛，不孝父母同科罪。”清朝时，社会上有大量的《惜字律》被看作是文昌帝君制定的天条圣律而流传，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惜字律》、《惜字征验录》、《文昌帝君惜字律》、《文昌惜字功过律》等文本。《惜字征验录》中有许多如乞儿拾字纸转世富贵，穷书生惜字科甲连绵，乃至瞽者转明，愚者转智等等的感应事实，不胜枚举。

清代山东的戏曲家曾衍东曾画一幅“敬惜字纸”的条屏，上方题诗云：“惜字当从敬字生，敬心不笃惜难成；可知因敬方成惜，岂是寻常爱惜情。”古人对于文字纸张的爱惜程度，是现代人所无法理解的。我们这样的人也许看不出文字有何神奇，但我们的人类学家知道，对于一个只有口头语言的民族，文字会显得多么奇特而富有魔力。

第一场伟大的传播革命

百岁老人周有光在《世界文字发展史》中说：“语言使人类别于禽兽，文字使文明别于野蛮，教育使先进别于落后。”

语言与人类相伴而生——在几百万年前就有了语言。作为人，除了少数残疾者，没有不会使用和理解语言的。通过语言，我们可以把自己的所感、所想表达出来。

《圣经·约翰福音》开头即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里的“道”，英文是“word”，就是“言”， 天主教圣经译为“圣言”。其实，在赞颂圣言的时候，《圣经》也在礼赞书写。这是因为，将语言用象征的写印方式记录下来的能力并不像说话那样出于遗传，写作是一种技术，一种人类的发明物。

周有光说：“语言可能开始于300万年前的早期‘直立人’，成熟于30万年前的早期‘智人’。文字萌芽于一万年前‘农业化’（畜牧和耕种）开始之后，世界许多地方遗留下来新石器时期的刻符和岩画。文字成熟于5500年前农业和手工业的初步上升时期，最早的文化摇篮（两河流域和埃及）这时候有了能够按照语词次序书写语言的文字。”

这两种代表人类早期文化的重要文字，在公元初期先后消亡了。在公元前 1500年的时候，世界上最早的字母出现在迦南的闪米特人中。《旧约全书》就是用这种字母表的一个版本书写的。它是世界上所有字母的祖先。腓尼基人把闪米特字母传到希腊，遇到了使用上的困难，因为希腊人说话富于元音，而腓尼基字母缺乏元音字母。聪明的希腊人在公元前9世纪补充了元音字母。从此，拼音技术就发展成熟了。（公元前1300年以前，中国黄河流域的殷商帝国创造了甲骨文，这是汉字的祖先。）

距离希腊字母发明没有多久，世界见证了一种新鲜事物：读写能力开始在一些群体当中得到普及。古典学者埃里克·A. 哈夫洛克认为，希腊字母的简易性对希腊书写文化的大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哈夫洛克的学说首次出现在他发表于1963年的《柏拉图导言》中，后来在《古代希腊关于公正的概念》一书和论文专辑《希腊的书写变革及其文化成果》中得到进一步阐扬，最后在《缪斯学会书写》一书中获得简明扼要的总结。哈夫洛克在其有生之年从未转变其基本立场，他一直秉持着这样的主张：字母书写对古代希腊启蒙有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作用，因而字母书写也奠定了西方文明的基石。按此论见，是古代希腊字母书写（而且唯有这种书写）的发明方使读写能力的广泛普及成为可能，因而也使得人类意识迅速地、永久性地出现了转型。字母书写能够使思维超越荷马所代表的“口头心智”的局限性，形成逻辑、哲学和科学，柏拉图即是这种转型的第一个伟大的、典型的产物。

哈夫洛克还认为，大概就在柏拉图出生的那个年代，甚或稍早一点，古代希腊文化就已经出现了“大分野”。这种“大分野”表现为口承社会与书写社会相隔离，口承社会主要依赖于韵律的、复诵（叙述）的文学来满足其文化知识的需求；而后来的书写社会则依赖于散文，并将散文视为传达严肃反思、研究和记录的载体；柏拉图的散文是开始放弃口头规则的一个重要表征，由此思维方式出现了决定的转折。后来，印刷术的发明，书写一方面成为扩大哲学、科学反思的一种工具，另一方面促进了欧洲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并对其他社会产生了日益增长的影响。

哈夫洛克认为，柏拉图的书，应该放进希腊文化的转折时期去读；那时的希腊正在从一个垂死的口头世界转向新生的书面世界。柏拉图生活在这场书写革命的关键阶段，他在对话录中讲了一个有关埃及神祗Theuth的故事，这个神祗也叫Thoth（透特）。

在埃及神话中，透特是最有智慧的神。他多才多艺，有时以圣鹮（古埃及人心目中的圣鸟）的面目出现，有时又化作一只狒狒。他也是在天际划过的月亮。最初，透特是司创造的神，后来变成教化人民的神，他教给埃及人文明与宗教礼仪、书写、医药、音乐以及魔术。他被称作“一个计算天地星辰之神”（One who Made
Calculations Concerning the Heavens, the Stars and the Earth），“时间与季节的计算者”（Reckoner of Times and of Seasons），“衡量天而筹划地”（Measured out the Heavens and Planned
the Earth），“均衡之神”（God of the Equilibrium），“所有知识作品的作者”（Author
of Every Work on Every Branch of Knowledge, Both Human and Divine），懂得“隐藏在天穹之下的一切事物”。

在《斐德罗》篇中，柏拉图写道：“透特最先发明了数字和算术，几何学和天文学，还有赌博和国际跳棋。但他最特别和最重要的发明是书写。”借助于柏拉图的笔，苏格拉底为我们讲述了神奇的一幕：透特来到埃及国王塔慕斯面前，“展示了他的技艺，并宣称所有的技艺都应该被传予埃及人”。换句话说，透特像电子展会上的一个参展商，试图向国王兜售他的发明……“吾王，书写将使埃及人变得更聪明，并且改善他们的记忆：我的发明既是记忆、也是智慧的良方”——好一个有说服力的卖点营销。

可以说，很少有人像柏拉图那样因书写所致的世人心智的变化而获益。书写将他从对以往神话和谚语的鹦鹉学舌般的记诵和传承中解放出来，得以创造那些充满了新观念的新“对话”——这些观念是高度抽象的，离开了书写根本没有可能形成。正是因为这些对话被写下来了，它们才会流传2400年之久。

即便如此，柏拉图对书写并不领情。根据苏格拉底的讲述，对透特的各项发明的裁定权属于国王塔慕斯，日神的代表。当透特大肆宣讲书写的好处时，塔慕斯却不为所动。他对书写提出了两条批评意见：“这样的发明会给那些学会它的人的灵魂造成遗忘，”国王首先说，“他们不再需要锻炼他们的记忆，因为他们会依赖于书写”。第二种批评是，因为书写的文字“免除了教师的传授”，所以只会带来一种“智慧的表象”，既非“真理”、也非“真正的判断”。

苏格拉底——也就是柏拉图——以一种赞赏的口吻讲了国王的批评。柏拉图没有见到我们给书写所赋予的荣光。他同意国王有关书写是一种退步的看法。作为第一场伟大的传播革命的辩护者，透特失败了。

从此以后，许多人把苏格拉底在《斐德罗篇》末尾对文字的批评，当作是一种预言，将其寓意泛化，把它视为对新媒介的担忧，包括对新近传播形式变化的担心。比如，翁（Walter J. Wong）就说，苏格拉底对文字的抱怨——削弱记忆力，缺乏互动，任意撒播，脱离说话人和听话人的灵魂——和21世纪初人们对网络的担心、20世纪中叶以后人们对电视的担心、15世纪末人们对印刷术的担心，都不无相似之处。

有意思的是，当初柏拉图担心书写，而后来的圣贤却觉得书写需要捍卫，他们担心的是另外的新的东西。摩西有名的十诫当中，第二诫就是：

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出埃及记》第20章第4节）

这一诫的重要性仅次于第一诫：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为什么上帝要做这样的规定？我们可以冒险作一猜测：那些已经习惯于用图画、雕塑或其他具体形象表达思想的人，会发现他们无法像原来一样去膜拜一个抽象的神。犹太人的上帝存在于文字中，或者通过文字而存在，这需要人们进行最精妙的抽象思考。运用图像是亵渎神祗的表现。”（《娱乐致死》页11）

然而，最终柏拉图和摩西都无法想象的是，人们不仅运用图像，而且痴迷于移动的图像；“脱离说话人和听话人的灵魂”的新媒介不仅超越了口承传统，更发展成威胁着书写文化的庞然大物，一步步把人变成媒介化社会的产物。

形象崛起，文字陨落

“你将要开始阅读，”小说家卡尔维诺写道。

最好是关上门；隔壁的房间里电视总是开着。立刻告诉别人：“不，我不要看电视！”大声点喊——否则他们根本听不见你在说什么——“我在读书！我不想被打扰！”也许，即使你这么大声嚷嚷，他们也听不见，那么，你就咆哮起来吧：“我要开始念书了……！”

在20世纪下半叶的某个时点上，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形象相较文字占了上风。

形象出现在我们的卧室和起居室里，我们的孩子擅长操作遥控器和操纵杆，而他们的语言能力在下降。几乎每个夜晚，在几乎世界上的每一个城镇，一个闲逛的人都会看到蓝色的光从大多数人家的房间中透出来，街头不再有聚堆闲聊的人群，就连闲逛者都那么少。

当美国四到六岁的孩子们被问到他们是更喜欢电视还是爸爸时，54％的孩子回答是电视。（Gomery, Douglas. “As the dial
turns,”Wilson Quarterly, Autumn 1993）平均起来，一个美国家庭中，开着电视的时间一天高达8小时，它抢夺的时间来自工作、学习还有睡觉。不错，最近电视开始似乎变得像是昨天的发明，数字化传播吸引走了大批的技术迷们。然而，根据一项国际调查，世界上有30亿人平均每天花两个半小时以上的时间看电视，电视仍然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媒体（Kubey,
Robert, and Mihaly Csikszentmihalyi.
Television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How Viewing Shapes Everyday Experience.
Hillsdale, N. J., 1990, xi）。

而且，随着技术的发展，绝不意味着我们一直都只会有高技术人士嗤之以鼻的“笨金属盒”在沙发的对面闪烁——对这种盒子，我们除了换换频道和调调声音啥也做不了。移动形象毫无疑问会发现新的、更灵活的、更巧妙的方式呈现自身。如果过去半个世纪以来人们的喜好能够说明一些什么的话，那就是，无论新的媒介服务以怎样的表现形式进入我们的家庭，可以预期，我们浏览的主要内容不会是文字，也不会是静止的图片，而一定是移动的形象。

电视是人们投入主要关注和批评的移动形象样式，它征服了整个世界。然而，我认为，电视只是一场巨大运动的一个阶段。用新的方式观看的新型移动形象很可能将这场运动带至顶峰。我们需要一个新的词汇来涵括将要到来的新阶段，恰如业界把计算机和电视的结合称为“融合”。“视频”或许是一个合适的词汇。当我谈到视频革命的时候，我的意思是指作为内容的视频，而不是指任何一种特定尺寸的屏幕或盒子的种类。我的意思是，无论通过何种改进了的方式，我们将会继续紧盯着那些神奇的移动形象，并从中获得越来越多的娱乐、信息、艺术和思想。

阅读现在从它曾经独霸的无数场景中退出：餐桌上，公共汽车和火车上，卧室的床上，沙发上，甚至在一些教室里。当“电视总在隔壁那间房里开着”的时候，最终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停止了咆哮，放下我们正在阅读的东西，去到那间房中。结果是，印出来的文字的重要性显著地降低了。

有关印刷品衰落的故事很多，很惊人。“当我在华盛顿出席社交场合时，”历史学家、美国国会图书馆前馆长丹尼尔·布尔斯廷说，“我非常小心翼翼地不去问餐桌上的邻位最近在看什么书，以免受窘。相反我会问：‘我想你现在没有多少时间看书吧？’”小说家们看到同样的状况，知名作者菲利普·罗斯甚至说得还要悲观：“对书的需求如高台跳水，一代严肃读者消失了。”

人们常常谈到的印刷物的衰落并不能完全从数据上看出来。美国1998年出的书与1948年相比，多了18倍。书店增加的速度仅次于快餐店。有关书籍的死亡报告似乎有些夸大。然而问题是，这些出版的书是否有人读？在很多情况下，不论多好的书，都没有人有耐心从头到尾地读完。盖洛普调查发现，在1990年，相较于1975年，有多得多的人说他们正在读某本专著或者小说，但与此同时，承认在过去一周内读完一本书的人却要少得多。

在一个专业上的成功依赖于对大量隐秘性知识的了解的社会里，书常常是卖来查询而非阅读的。几乎有四分之一买书的花费集中在商业、法律、医学、技术或宗教书籍上。另外占据巨大数量的是学校的教科书。图书销售商的生意依赖于人们买书，但不依赖于人们读书。这对他们而言真是幸事，但对严肃读者来说是不是，就不得而知了。

也许最吓人的有关图书的数据是，根据盖洛普调查，承认自己在过去的一年中未读过任何书的美国人，从1978年到1990年翻了一番，由8％增加到16％。“我的生活中无法离开书，”托马斯·杰斐逊有一次对约翰·亚当斯承认说。显然，越来越多的人离开了书，也可以生活得很好。阅读曾经是特权和地位的象征，是追求快乐的手段，如今，对多数人而言，读书仅仅是为了即时的快感和实用，如果他们还在读书的话。

杂志似乎更适合电视时代，因为它们比起书来消耗更少的时间，而且其中有很多的图片。然而，因为杂志的种类如此繁多，要想证明或是否认杂志的衰落都不是一件容易之事。有关人们阅读杂志的时间是多了还是少了的最好指标，是比如像马里兰大学的约翰·罗宾逊所编制的“时间使用研究”（time-use studies）。研究显示，在典型的一天，阅读杂志的人群的比例从1946年的38％下降到1985年的28％。（“About time: Thanks for Reading This,” American Demographics, May 1990)。

有关报纸读者的数据要清楚和灰暗得多。同一项研究显示，“前一天阅读过报纸”的人群从1946年的85％下降到1965年的73％再到1985年的55％。而且这种下降是同美国人受到的正式教育的迅猛提高同步发生的。如果教育仍然能够刺激阅读的欲望，那么所有有关阅读的数据都应该向上走。而实情却并非如此，说明了教育系统的质量，以及接受教育的学生的兴趣所在。

阅读遭遇的困难并不难于解释。100年以前，当没有马戏团或戏班子来村镇上的时候，那些寻找娱乐的人们只有有限的选择：吃饭，喝酒，闲逛，生殖，唱歌跳舞，闲聊，阅读。那些寻求信息的人只有后两种选择。我们祖先当中的许多人没有阅读能力，但那些能够阅读的人依赖它，就像杰斐逊一样，他与书相分离的那种绝望感是今天的我们难以想象的。

印刷的文字，在那个年代，具有一种神奇的承载力量。“没有一艘战舰会像一本书，带领我们前往遥远的大陆，”美国诗人艾米莉·狄金森写道。现在，这样的旅程不只一条，有很多种办法可以让我们看到超越自身直接体验的事物。从另一个角度看，形象在取代文字成为精神负载的核心手段。人们已经无法像从前那样思考了，因为他们的思维当中现在充满了移动的形象。法国研究阅读史的专家罗杰·卡蒂埃认为，书写的抵抗力出乎意料地顽强。也许他说得对。然而，口传叙事的抵抗力也很顽强，但还是将自己的文化重要性转移了大半给书写和印刷物。

形象的崛起，像当年文字的崛起那样，引来很多忧心忡忡的批评。也许人们不得不承认正在发生的这又一场传播革命，但他们的承认却不无懊恼。这不是个轻松的话题。我们谈论的不仅是当下（这已经够难认清的了），还有未来。我们会漂向何方？我们希望漂向何方？这些都是很严峻的问题。在如此重要的问题上，我们需要的，可不只是悲叹、懊悔、愤怒，还有痴想。

帕特里克·亨利说：“除了以史为鉴，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判断未来的方法。”视频革命所带来的波动与当年文字革命的动荡程度将可以相提并论。两相比较，新技术所展现的舞台并无太多的不同之处，其所引发的变革的深刻性也类似。甚至就连其中的焦虑与愤怒都很接近。

其实，在上一场伟大的传播革命中，透特是对的，而苏格拉底却是错的。书写的确是智慧的良方。书写引发的传播革命使得埃及人、巴比伦人、希伯来人、基督徒和穆斯林的智性发展成为可能；它创造了希腊和罗马的文化丰功，中国、印度和日本的文化伟业。

现在，我们身处另一场伟大的传播革命的早期阶段，文字的辉煌将会被移动形象所掩盖，虽然充分开掘移动形象的潜力的技术还有待成形，但这种潜力的巨大是勿庸置疑的。比起在白纸上印出的黑字来，移动形象更能够调动我们的感官。在一个视频当中我们能看到很多的东西，更不用说听到了。移动形象可以切入，切出，叠加，变调或是干脆改变视角，以此牢固地抓住观众的注意力；还可以在视频中加入电脑图形和文字。

观看成为一项更为复杂的活动，我们可以从不只一个视角来观看。视频由此可以带给我们崭新的精神景象，引我们抵达新的哲学之地，就像旧日的文字书写一样。这将是阅读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