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清华大学校长向“首批文科资深教授”颁发证书
文 | 谌旭彬
2018年1月21日，清华大学公布了该校评出的“首批文科资深教授”，共计18人，分别是：
万俊人、王明旨、刘巨德、杜大恺、李强、李学勤、吴潜涛、汪晖、陈来、胡鞍钢、柳冠中、钱颖一、阎学通、崔建远、彭林、韩美林、谢维和、薛澜。
据媒体报道，“文科资深教授”是清华大学给予人文社科学者的最高荣誉称号，地位与待遇“相当于文科院士”——目前，中国只有“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尚无“文科院士”，故各高校以“文科资深教授”作为“文科院士”的替代性荣誉称号。①
中国学术界素来“门户谨严”，故鲜少有学界中人愿意公开评论此类新闻。但鲜少有，不代表完全没有。针对清华“首批文科资深教授”，仍有人以公开信的方式，提出了尖锐的质疑。
该公开信写道：
“汪晖学问水平和价值如何暂且不论，但抄袭一事乃众所周知。几年前，南京大学王彬彬教授及很多网友对汪晖《反抗绝望》《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等大作涉嫌抄袭提出了很多证据（相关文章网上很容易搜到）。这些证据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汪晖本人似乎也没有对其进行反驳、解释。可见，汪晖著作抄袭至少学术不规范几乎是确定无疑的。学术诚信是一个学者的身家性命，这样一个‘擅长’抄袭的汪晖能有幸入选贵校首批资深教授吗？
“至于胡鞍钢的学问，相信很多人包括贵校的人都心知肚明，……他认为中国现今的六大实力发展，已进入全面赶超、主体超越美国时期——其中前三大实力早已超越美国，如中国在经济实力（2013年）、科技实力（2015年）、综合国力（2012年）上已经完成对美国的超越。这样的观点连胡锡进都‘深感不安’，是贵校首批文科资深教授该说的吗？”
作者还提出了一个疑问：“秦晖、孙立平等贵校教授的学问、影响都有目共睹，不知为何没有入选？”②
图：清华“首批文科资深教授”与该校领导合影
这些质疑，让笔者想起了1948年的中国首届院士选举。
那次选举虽然发生在时局动荡之际，且是中国首次引入“院士”这一近代学术体制，但在萨本栋、胡适、傅斯年等人的主持下，其独立性与公正性，迄今仍堪称中国学术选举的典范。
学术能力和学术贡献，是此次选举的核心依据。
最后选出的八十一位院士，涵盖了数理、生物、人文三大领域，绝大部是其所在领域的学术翘楚，只有朱家骅、翁文灏、周仁、凌鸿勋、张元济等数人是因主持学术机构而入选——本人虽无卓越的学术成果，但其工作对中国的科学发展有着极其重大的贡献。如胡适评价张元济：
“他对于史学的最大贡献是刊行史籍与史料，他主持的《四部丛刊》与百衲本《廿四史》等，使一般史学者可以容易得着最古本的史籍与古书，其功劳在中国史学界可谓古人无与伦比。”
图：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原址位于南京鸡鸣寺附近
除了以学术能力、学术贡献为核心依据之外，这次院士选举，还有三个特点，是留给后人的珍贵遗产。
第一，此次选举，非常重视学者个人的社会形象。
1948年3月9日，在美国就医的傅斯年，致信朱家骅、翁文灏、胡适、萨本栋、李济，主张将赫赫有名的刘文典从“人文组院士候选人名单”中删除。
傅在信中陈述了自己的理由：
“候选人中确有应删除者，如刘文典君。刘君以前之《三余札记》差是佳作，然其贡献绝不能与余、胡、唐、张、杨并举。凡一学人，论其贡献，其最后著作最为重要。刘君校《庄子》，甚自负，不意历史语言硏究所之助理硏究员王叔岷君曾加检视（王君亦冶此学），发现其无穷错误。校勘之学如此，实不可为训。刘君列入，青年学子当以为异。更有甚者，刘君在昆明，自称‘二云居士’，谓是云腿与云土。彼曾为土司之宾，土司赠以大量烟土，归来后既吸之又卖之，于是清华及联大将其解聘，此为当时在昆明人人所知者。斯年既写于此信上，当然对此说负法律责任。今列入候选人名单，如经选出，岂非笑话。学问如彼，行为如此。故斯年敢提议将其自名单中除去。”③（黑体字部分，信件原文以“°”重点标出）
信中的“余、胡、唐、张、杨”，指的是余嘉锡、胡适、唐兰、张元济、杨树达。
略言之，傅斯年反对刘文典成为“人文组院士候选人”的理由有二：1、刘的名声大过他的学问，校勘《庄子》存在颇多问题。2、刘吸鸦片卖鸦片，不是一个积极的社会形象。
刘文典的《庄子补注》水准如何，是一个学术问题，非专业人士难以客观判断。不过，冯友兰对刘文典此书同样评价不高。列举历代注解《庄子》的作品时，冯友兰选入了王叔岷的《庄子校释》（即傅斯年信中所举批评刘文典之人），没有列举刘文典的《庄子补注》，且举例指出，刘文典依据别本，将通行本《养生主》一文中的“目无全牛”，改做“目无生牛”，这种无视上下文含义的衔接的校勘方法，是不足取的。④
至于刘文典的社会形象，在当年的昆明学术界中确实不佳。比如，1944年7月10日，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在教育部召集的一次会议上，曾公然批评云南大学聘请刘文典是在捡垃圾，“谓幸得将恶劣之某教授（典）排挤出校，而专收烂货、藏垢纳污之云大则反视为奇珍而聘请之。”⑤
值得一提的是：傅斯年在信中特别交待，若自己的提议无法通过正规程序达成，则一律作罢。结果，评议会选择尊重程序，没有取消刘文典的“人文组院士候选人”的资格，也没有增入傅斯年提议的其他候选人。但在最后的院士普选（1次）和补选（4次）中，刘文典的得票均是0，可见所有的评议会成员都认同傅斯年的意见，珍视“人文院士”的社会形象。
图：胡适（左）与傅斯年（右）是1948年院士选举的核心人物
第二，此次选举，非常重视学者个人的学术品格。
学者的学术品格，也是1948年院士选举的重要考量因素。
“生物组院士候选人”马文昭，在选举期间被王和夫撰文指出其多篇文章“皆其技术员、助手及友人代作、代写”，并称参与院士选举的“评议员林可胜及吴宪二先生熟知此人，可请其作证也”。结果，在最后的院士普选（1次）中，马文昭仅得1票，补选（4次）则得了4次0票。足见当年参与选举工作的学者，对学术品格的珍视。⑥
据胡适在日记中披露，“人文组院士候选人”中，只有唐兰一人曾私下找过他（胡适是人文组的“院士推荐人”）。但胡适没有给予他任何帮助，在最后的院士普选（1次）中，唐兰仅得2票，第一次补选得1票，2、3、4次补选均得0票。有说法认为，唐兰落选，是因为他私下找了胡适，“引起胡本人的反感”。⑦就现有资料而言，胡反感唐兰的做法是确定的，没有为其提供帮助也是确定的，但有无将这种反感传递给其他拥有投票权的学者，则尚未可知。
图：1948年9月，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会议结束，院士们走出会场。
第三，此次选举，尊重学者的个人政见，不因个人政见而否定其学术贡献。
1947年确定“人文组院士候选人”时，郭沫若的左倾身份，曾引起争论。
据夏鼐日记，代表官方立场的中研院代理院长朱家骅、中研院总干事萨本栋等人，主张否决郭沫若的候选人资格。但包括胡适在内的大多数与会学者认为，选举院士当以学术贡献为依归，而非以政府意志为准绳。投票结果，大多数人同意将郭沫若列为院士候选人。
夏鼐日记原文如下：
“（1947年10月17日）上午评议会继续审查名单。关于郭沫若之提名事，胡适之氏询问主席以离开主席立场，对此有何意见。朱家骅氏谓其参加内乱，与汉奸罪等，似不宜列入；萨总干事谓恐刺激政府，对于将来经费有影响；吴正之先生谓恐其将来以院士地位，在外面乱发言论。巫宝三起立反对，不应以政党关系，影响及其学术之贡献；陶孟和先生谓若以政府意志为标准，不如请政府指派；胡适之先生亦谓应以学术立场为主。两方各表示意见，最后无记名投票，余以列席者不能参加投票，无表决权，乃起立谓会中有人以异党与汉奸等齐而论，但中研院为Acadcmia Sinica（中国的科学院），除学术贡献外，惟一条件为中国人，若汉奸则根本不能算中国人，若反对政府则与汉奸有异，不能相提并论。在未有‘国民政府’以前即有中国(‘国民政府’倾覆以后，亦仍有中国)，此句想到而不须说出口，中途截止。故对汉奸不妨从严，对政党不同者不妨从宽。表决结果，以14票对7票通过仍列入名单中。”⑧
由这段日记中可以看出，实际上是胡适主动“挑起事端”，直接询问会议主席朱家骅若“离开主席立场”，会如何看待郭沫若的“院士候选人提名”问题。在朱表态反对之后，胡适也表明了“应以学术立场为主”的个人意见。若无胡适主动出头，郭沫若是否会被列入候选人名单，尚未可知。
在最后的院士普选（1次）中，郭沫若得到了18票——按规定，候选人须得到出席的评议员人数4/5的同意票才可当选。当时共有25名评议员出席，也就是说需要至少20票才可成为院士。第一次补选，郭顺利拿到20票，以其在考古（甲骨文）方面的成就，成为中研院第一批人文组院士中的一员。
1948年9月23日，中研院在南京鸡鸣山语言历史研究所召开第一次院士大会。蒋介石的到来导致会场附近“荷枪实弹的军警林立，戒备森严，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工作人员也被反锁在屋内，直至蒋离去（蒋此行没有进入会场，而是将演讲稿交给了朱家骅，由朱在会场念读。）。9月25日，院士会议用了相当长的时间讨论“学术独立”问题，两天前的这次“军警包围学校”事件，成了院士们重点抨击的对象。⑨
今天的清华大学，在评定本校“相当于文科院士”的“资深文科教授”时，如果能够向胡适、傅斯年这些先贤多多学习，也许就不会引发民间舆论的种种质疑了。
图：1948年9月，中研院第一次院士会议合影
注释
①“文科资深教授”的称号，始于2003年教育部启动实施的“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该计划鼓励高校设立“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岗位，给予其与自然科学、工程科学院士相同的待遇。不少大学早已先于清华大学评选出了本校的“文科资深教授”。
②张守涛，《致清华大学的公开信：汪晖、胡鞍钢、韩美林等也能入选贵校首批文科资深教授？》，2018年1月24日。
③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三卷），（台）“中研院”史语所，P1775。
④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P49~50。冯友兰共列举了七本注解《庄子》的作品，第六本是王叔岷的《庄子校释》，第七本是政治红人关锋的《庄子内篇译解和批判》。以刘文典举例，强调校勘“必须把字句的异同和上下文意义结合起来推究”的议论，被放置在第六本和第七本之间。显见冯当时不得不列入关锋的《庄子内篇译解和批判》，但又刻意将其与其余六本著作区别开来。
⑤《吴宓日记》第九册，P290。转引自：闻黎明/编著，《闻一多年谱》，群言出版社，2014，P413。
⑥郭金海，《1948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的选举》，《自然科学史研究》第25卷第1期（2006）。至于马文昭是否如此，笔者所见资料有限，并无结论。
⑦沈卫威，《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是如何产生的》。胡适关于唐兰的日记，见：《胡适全集》（第3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P781。
⑧转引自：沈卫威，《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是如何产生的》。
⑨参见：张树年，《张元济往事》，东方出版社，2015，P186~187。《竺可桢全集》（第11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P213~216。本文还参考了：(美)陈时伟，《中央研究院1948年院士选举述论》，收录于《1940年代的中国（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