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我是范雨素》一文在正午发表，引起了广泛传播，这称得上去年最重要的文化事件之一。在那之后，很多媒体希望采访范雨素，她拒绝了很多，接受了一部分。她从自己的角度，写下了和这些记者的交谈。你会再一次发现，范雨素是一个很特别的写作者。

2017，我采访了11个记者

文| 范雨素

2017年，我因偶遇了一场沙尘暴，莫名其妙地成了网红。有很多记者采访我，我接受了其中11位。因为人都是互相尊重的，他们采访了我，我也采访了他们。

这11个记者中，老家在四、五线城镇的七个，其中女性三名，男性四名。剩下的，来自发达农村的一个，来自发展中农村的三个。农村出身的女性一个，男性三个。和名人蔡崇达在《皮囊》中写的一样：中国的媒体是小镇青年撑起来的。

就好像食物链一样，大城市人不干的活，小城镇青年干。小城镇青年不干的活，农民工全干。这几个记者，都是新新青年，年龄小。最大的30岁，最小的24岁。

这11个青年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四位来自农村的记者。因为我和他们出身相同，我们在一起时，说的话多。

先从第一位来自发达农村的记者谈起。我叫他刘兴，他30岁，来自一家民营媒体。他从本省排名第一的大学毕业，从业快十年了。刘兴对我说，他特别能吃苦，也很会赚钱，已经在一线城市买房了。有一次，去一个新闻事件现场，现场已被武警严防死守了，进不了一个人了。但他需要新闻图片。他背上摄影器材，从一楼的下水管道爬到七楼的楼顶，拍到了图片。

他为了取得我的信任，先和我聊了会傅山的书法。屈原的诗。《楚辞》《诗经》……把我震得脑子嗡嗡响，才切入正题采访。

第二位记者，我叫他韩山吧。他来自发展中的农村，也就是贫困的农村。他脸长得胖，手也长得像包子，圆鼓鼓的。他毕业于本国排名第一的大学。在国营媒体上班。是文字记者。

他很聪明，用了我不会拒绝的方法，约到了我。

我们在黄昏见了面。那条街上没有咖啡店，我们想找个饭店坐下来谈谈，可每个饭店里的声音都比菜场嘈杂。最后，我们坐在一家写着“正在装修”的店铺门口的台阶上，开始了采访。

可是，我发现，他对采访并不热衷，只是呆呆地望着天上缓缓升起的下弦月。有一搭，无一搭地和我说话。

他说他心情一直不好。他上大学时，父亲以他为荣。逢人就说，儿子考上了本国第一的大学。可他大学毕业后，挣的工资也不高，他父亲现在也不喜欢他了。

他不需要和我见面，就能写好报道。可他们杂志社规定，要发稿必须要见到采访对象。所以，他才想了办法和我见一面。

我说：“你爸爸这人不咋样，太势利了。”他生气地瞪了我一眼。我知道，我说错话了。他爸爸不好，只能由他自己说，我不能说。我想向韩山道歉，可年龄大了，又拉不下脸说抱歉了。

于是，我陪他看了看天上的下弦月。和他一起发了一阵感慨，说在北京买个房子，就好比登月一样难。

然后，就挥手再见了。

第三位来自农村的记者，是唯一的女孩，也是贫困农村的。小女孩是从本省排第一的大学毕业的。她很聪明，有一双忽闪，忽闪的大眼睛。当她望着你时，你就会感觉到自己无所遁形。她长得和少年的我一样。

我平时对自己的要求，是在脑子里给自己设置一个“静音”模式。因为，我个子矮，只有1米5。人家都比我个子高，目光平视过去，根本看不见我。我就像穿了神仙发的隐身衣。因为是隐身的，便不能出声。所以，我为自己设置“静音”模式。

这次，面对这个也不怎么说话的记者女孩，我看到了少年的我。我决定补偿少年的我，我的少年天天在过苦日子。

于是，我把脑子里的“静音”模式，转换成“万言千词”模式。我对这个叫李兰的女记者说了五、六个小时的话。说得词源倒峡，滔滔连篇。全是侃侃忠言。我一直对着李兰记者说到“口干舌燥，词源枯竭”状态。

我积极配合了李兰记者的工作。

这四个出身农村的记者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周安。他也是出身寒门，从本省排第一的大学毕业，在民营媒体上班。

他长得像闰土。朴实中带着傻气。他是做视频的。今年28岁，已结婚了。

我说，你真不容易呀，农村出身的孩子们说媳妇多难呀！

他说：“对呀！”他媳妇太好了，没要求买房，也没要车，就和他结婚了。

他媳妇在他们家的地位，比英国女王要高。我连忙附和，是呀，要比俄罗斯女皇地位高才对。

我用要当个劳模的态度，配合周安拍视频。

拍完了，我们闲聊了会。说到现在农民都过上好日子了。每个农民都有个医保。解放前，好多农民都不知道得什么病，就病死了，不明不白地病死了。现在农民有了医保，得了病，都去医院检查一下。虽然，得了大病，还是看不起。但是，最起码弄明白自己是得啥病死的，能死明白了。

这也很不容易了。看看历史书，几千年的历史，只有现在的中国，才能死得明白。

我俩相对感叹了一阵。我看他的手也和小包子一个样。周安对我说，他的手是得了“冻疮后遗症”。

他说，小时候，每天饿得发慌。冬天也到处掏鸟窝，找鸟蛋吃。年年长冻疮。成年后，不挨饿了，但手有了“冻疮后遗症”。我想起来了，韩山的手也得了个“冻疮后遗症”。

我和李兰的手，都不是肿的。我们小时候，手也得过冻疮，但我们的手相对比男孩子活动得少。成年后，没有后遗症。

我们又谈了一会农村的现状。周安说，他是89年生的，是超生的。小时候，每天爸爸妈妈领着他东躲西藏，躲超生罚款，过着游击队一样的生活。现在，他拍的视频，90%都是打假暗访类。因为有童年的生活经验，他的样子和街头混混，送快递的，提灰桶的小工一个样。走到哪里，都不被人注意。

周安说，现在农村真好，不用交计划生育罚款了，又不用交提留了（农业税）。

我说：“是呀，真好呀！比原来强好多倍。你经常拍暗访视频，要注意安全。”我们一起合唱了一首《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然后，挥手告别。

这两天，又想到了这几个年轻的记者。还想到了自己的孩子。

这些来自农村的记者，他们文能考上最好的大学，武能爬上下水管道。他们个个都是勤奋、踏实、敬业的。还个个都买不起城里的房。

我的孩子，没上过两天学。14岁谋生。要受多少多少的苦，才在城里立足的。

还有那么多送快递的，做装修的，收废品的……这些农村青年生存是太不易了。

想着，想着，不禁泪流了满面。

—— 完——

刘兴、韩山、李兰、周安均为化名。

题图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