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能在我这儿让你家断了香火”
春日免舞台上频频出现的——婚姻成为一桩买卖，女性成为商品，成为免费的家务劳动力（也许不是免费的，因为讨价还价的彩礼实质上是为这种“服务”“付费”，但这种“免费”到“廉价”的进化却是对这种婚姻的本质欲盖弥彰），女性成为性和生育的工具——此种价值观，让人在这个自由平等民主的国度里，不寒而栗。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切都成了商品，到处都被买卖的原则支配着——这冰冷的现实，不会因为春节的鞭炮声被温暖一丝一毫。
面对高光镜头下的赤裸裸，仍有些人会辩解：这些节目面向的是开化程度不高的乡村，是现代文明没有进入的偏远社区，是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底层民众。
但是现实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的：从中科院女研究员杨冰在求子心切的家庭里、在大龄高危状况下怀孕却因此失去生命，到京东女高管杜爽怀孕后的“自动离职”；从富士康女工奔走呼号却无从解决的职场性骚扰，再到浙大教授冯刚“女性不适合从事科研”的赤裸裸的性别歧视——现代“文明”的男权社会的话语其实从来没有、也不会区分女性的“身份类别”，它的压迫施加在一切女性身上，不留遗漏。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春日免对所有女性的压迫的意识形态上的确认是有其在今天的现实基础的：在家庭里，女性是免费的家务劳动力和性、生育工具；在工作领域，女性无法得到同工同酬的待遇，而被骚扰几乎成为很多人眼中的司空见惯，在诸多被加上了性别标签的职业里，通常的“女性职业”难以得到与“男性职业”相同的工资和福利；商业上，女性被物化和消费，反过来，为将女性打造成为被消费的对象，令人眼花缭乱的营销又使女性自身陷于消费主义的泥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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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的经济基础反映在意识形态领域，就形成了两种看似相反实则一致的观念：要么是对女性“头发长见识短”、工作和研究能力不如男性的偏见，要么是对女性的柔美善良和“母性光辉”的角色期待。一方面压制女性在生产领域的权利，另一方面要求女性在家庭关系中尽更多的义务，背后都是男性权力统治女性的本质在作祟。
而看似“现代”并且被人们习以为常的意识形态更为可怕的一点是，它贯穿在女性成长和生活的过程里，作为一种“原型”观念塑造了、并且持续塑造着女性符合如今社会所要求的“社会性别”角色。
性别的不平等不只是封建文化的遗毒，更是渗透在“现代文明”里的隐形砒霜。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对于更为显性的封建主义男权的批判，往往将性别不平等问题归咎于文化的滞后性，所以争取女性平权的方法论导向也往往是女性个体的奋斗实现经济独立，以及整个社会除旧俗的文化实践。
然而我们也看到，成为“女强人”仍然免不了社会舆论对其“家庭责任”和“母性天职”的争论，而“男人婆”“女汉子”等用语的出现反映出，女性挣脱男权话语的努力，反而可能导致对男性主导社会的一种隐性承认，个体的奋斗无法使女性完全摆脱男权话语的烙印；而另一方面，文化上的“破除陋俗”的努力，在一片呼吁废除天价彩礼、使女性摆脱生育工具的地位的呼声中，年轻人的爱情却仍然常常输给一套房子，女性的尊严却仍然常常输给传宗接代的香火，离开了对社会经济基础的改造，任何文化上的呼吁都只是空中楼阁。
那女性平权的努力究竟应该朝着什么方向呢？在当今“女权”被严重污名化，以至出现何其荒谬的“朋友圈女权”和“过度女权”的现象的背景之下，在春日免公开确认大男子主义的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境况下，真正的性别平等不能满足于部分人的强行代表，更不能寄希望于一个救世主式的决策者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结构性问题。
今年春日免小品《提意见》里，对官僚主义的批判最终竟然成为对李达康式的“青天大老爷”的赞歌，一句“我给你们个任务，监督领导的工作”，意味着这位艺术创造的领导开心接受监督，也意味着，另一位领导可以因为不开心就关上所有“合法”的监督渠道。
忽视了女性在争取平等的斗争中的主体性，就如忽视了工人在争取权益的斗争中主体性一样，将自己的命运交付在别人手上，自身应得的权益反而成为体制和话语的主导者对弱者的怜悯与“施舍”，任何表面上的平等可以一夕被赋予，也可以一旦被褫夺。
只有女性认识到自己的处境，并且团结起来、持之以恒地进行斗争，真正地作为斗争的主体去争取权益，才有可能真正地突破整个体制本身。而我们的目标，不是成为令人侧目的“女强人”，而是无论处在何种岗位上的劳动者，都不需要再被加上性别的标签；我们的最终目标，不是获得与男权话语相抗衡的女权话语，而是消灭任何的“社会性别”和某种特殊的性别的话语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