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中央党校教授呼吁户籍制度改革：造成6千万留守儿童，4千万的留守妇女的严重结构性扭曲

新年伊始，经济学博士、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发表文章呼吁中央松开“管制人口流动”这根绳。其认为，现行的户籍制度限制了农村发展。

他还表示：农民其实为国家做了非常多的贡献，但是政府连他们的孩子教育这点钱都不拿，都不让他孩子和父母团聚，是不对的。

2018年2月4日，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全文正式公布。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第20个、新世纪以来第15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

1.6万余字的“一号文件”，从提升农业发展质量、推进乡村绿色发展、繁荣兴盛农村文化、构建乡村治理新体系、提高农村民生保障水平、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强化乡村振兴制度性供给、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强化乡村振兴投入保障、坚持和完善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等多方面进行了安排部署。

中央2018年1号文件强调：坚决破除体制机制弊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并要求健全覆盖城乡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促进农民工多渠道转移就业，提高就业质量。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促进有条件、有意愿、在城镇有稳定就业和住所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有序落户，依法平等享受城镇公共服务。

中央一号文件的的精神言简意赅地说就是：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在经济学博士、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看来，发展农村必须进行户籍改革，不改革，经济会进一步萎缩收缩下行，没有动力。土地不放开，资金不到农村去，人口流动不放开，经济就不能增长。

“我们现在在中央和国务院说把经济下行扭转为中高速度的经济增长，这就要求户籍改革，放开人口的流动和迁移。”周天勇说：户籍制度发展到现在，已经非常不适应于我们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一是社会问题，6千万的留守儿童在农村。如果父母可以把他们的孩子带到他所务工的城市，但是政府并不提供教育服务。有的这个家长把孩子带到六七岁，又得送到他回老家去；二是带来经济发展方面的巨大损失。计算和我们国家人均GDP水平一样的国家的城市化，他们的城市化水平达到75％，也就是说100个人有75个人生活在城市里。但是我们现在的户籍人口比例是41.2％，加上常住人口是57％。但是常住人口有大概是2.2亿人，没有当地的户籍。里边大概1亿3千8百万人是农民工，还有一些白领，以及工商业者。同时我们现在28％在干农业。比标准的这些国家，多了1亿1千多万人在做农业。为什么多了呢，就是你不让他进来。改革开放开始就放开他就进来了，但是一直挡着他，一直挡着他，他怎么样也进不来，就变成很多余的农村劳动力。

在周天勇看来，6千万留守儿童，4千万的留守妇女。这是一个严重的结构性的扭曲。上图城市化的比较，红的是和我们相近的国家和地区，蓝的是我国，相差很大。农业劳动力，我们是蓝的，人家是红的，也差很大。这种错位，导致了应该从农村出来到城市里居住，变成市民的人口没有变成市民。所以我们的农民人口多了2亿多，农民劳动力在农业里多了1亿多，而且有1亿多的错过城市化人口。

另外就是造成大量的人口流动，第一个人口流动就是钟摆式的。他过年了要回家，春节完了又要回来。还有一个就是青年出来，老年回乡，并没有成为市民。为什么没有成为市民？地卖不掉，也不让卖。征地补偿很少，拿着这个钱也买不了城里的房子。同时，农村户籍在城工作顶多给一个居民证。房子不能买，孩子不能上学，车也不能买。干不动了就打道回府。这就是人口大量的钟摆式地每年流动，但是最后青出老回。

周天勇认为：形成这些，其实造成经济巨大的损失。比如说在这个城市里变成居民，那么和居民的消费水平一样，但是你不让他变成居民，那么多的人，他应该变成居民，但是没有变成居民，所以他的消费就塌陷了。2016年，塌陷的消费规模达到3万1千亿，高达全年社会零售消费者的9％。另外就是人均GDP的塌陷。本来这些人应当在城市里，按照人均GDP他有多少，但是这些人没在城市里，造成人均GDP的塌陷大概10万亿，占这个2016年GDP的14.2％。

“实际上我们一直在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但是困难很大。第一教育经费是按照户籍人口预算和拨款的。那么他从外边来了100万孩子，这个100万孩子没有预算，没有拨款财政，这个钱谁出？”周天勇说：以滴滴车为例，北京、上海、武汉、杭州这样特大型的城市，它对这种滴滴的需求是最大的地方。最大需求的地方，你开车不行。回到县城，5分钟就到上班的地方，没有那么大需求。非常不公平，为了保护当地出租公司的利益不受影响不让外地人从事这方面的就业。另外就是某些城市的户籍放开，设了很多条件，一年就没几个人符合这些条件。

另外就是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要支付户籍改革的成本。其中一个是支付义务教育的成本。周天勇说：我们国家的农民其实为国家做了非常多的贡献。但是政府连他们的孩子教育这点钱都不拿，都不让他孩子和父母团聚，是不对的；另一个是要支付居住方面的一定的成本，以后一些农民工务工人员多的城市，不仅要给城里的人建设廉租房，给农民也要建设和分配廉租房。因为一，我们从农民拿了很多的土地，也没有按照同等的价格进行补偿。二，就是我们把房价弄得太高了，北京一般的职工一辈子都买不了一套房子，别说农民工人。另外，对白领、工商业者等在住房上也要放开。能不能让很多人都能住有居所？这反映了社会的良心。

周天勇简历：1958年生，籍贯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经济学博士，教授，现任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北京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