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2017年，河南郑州某“女德学院”举行“发起成立及联盟大会”
文 | 谌旭彬
以「三从四德」为核心的「传统女德」，在近代中国的社会变革中，已被归入文化糟粕之列。
不过，近日却有学者撰文提出，「有必要重新认识和理解在中国奉行了二千多年的‘女德’，以及传统女性对‘女德’的实践」。并引用班昭所写的《女诫》为证据，认为「在中国古代，两性关系并不完全表现为对立的主从关系，也被认为是阴阳互补、琴瑟和谐、各尽其本分的有序关系」。进而得出一种结论：
「我们可以不要‘女德’之名，却不可以不要‘女德’之实」，「‘女德’固有束缚女性精神，强化女性义务，剥夺女性权利，贬低女性人格，使其完全从属于男性，成为男性附属品的‘平庸’的恶，但具体到其中的一些要求，如态度端庄、不苟言笑，衣着俭朴、不好妆饰，谦让恭敬、以礼自持，不道恶语，和睦家人等，未必不该成为当代女性道德修养的准则和尺度。」①
在笔者看来，这算是对班昭及其《女诫》的一次严重误读。
《女诫》是篇技术贴，班昭的内心很苦
《女诫》这篇东西，本是一份私人性质的「女性婆家生存指南」。
这一点，班昭在开篇里已说得很明白。班昭说，自己嫁到曹家之后，「战战兢兢，常惧绌辱，以增父母之羞，以益中外之累」，在这种忧惧绌辱的压力下生活了四十多年后，能够绌辱自己的姑、舅、夫等俱已去世，「乃知免耳」②。如今，儿子封了侯「能自谋矣」，班昭只担忧女儿们出嫁后难被夫家所容，进而使家族蒙羞——「但伤诸女方当适人，而不渐训诲，不闻妇礼，惧失容它门，取耻宗族。」——故尽管顽疾沉滞，仍「闲作《女诫》七章」，作为女儿们在夫家的处事指南，「愿诸女各写一通」，必有好处。
在《女诫》正文第一章中，班昭希望女儿们首先明白，自己身为女人，其在家庭中的正确定位，乃是「卑弱下人」。作为一个「卑弱下人」，应该努力做到「谦让恭敬，先人后己，有善莫名，有恶莫辞，忍辱含垢，常若畏惧」。摆正了「卑弱下人」的身份，再做好「继祭祀」、「执勤」等日常工作，才可以远离「黜辱」。（《女诫·卑弱第一》）
第二章中，班昭希望女儿们明白，妻子与丈夫之间的关系，是「夫御妻、妻事夫」的关系。如果丈夫不贤，就无法将「御妇」做好；如果妻子不贤，就无法将「事夫」做好。班昭感慨，当代「君子」只知道教导儿子「妻妇之不可不御」，却忘了教导女儿「夫主之不可不事」，以致造成夫妻关系恶化。御、事之间，夫妻关系中的尊卑是明显的。（《女诫•夫妻第二》）
第三章中，班昭告诫女儿们在与丈夫相处时，要懂得「避强莫若顺」的道理。具体而言，就是要保持一种「尚恭下」的态度，不可与丈夫争论是非曲直，否则会引致丈夫的「谴呵」与「楚挞」，进而导致「恩义俱废，夫妇离矣」。（《女诫•敬慎第三》）
第四章里，班昭告诫女儿们要有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其中某些具体要求，比如要讲卫生，「沐浴以时，身不垢辱」，本应所有家庭成员一体遵循，实无关「女德」。第五章中，班昭强调，「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丈夫是妻子的「天」，且「不可逃」。所以，面对丈夫，妻子必须「专心正色」，以求取其欢心。（《女诫·专心第五》）
第六章，班昭向女儿们传授求取公婆欢心的诀窍——「勿得违戾是非，争分曲直。此则所谓曲从矣」——不可与公婆争论是非，辨别曲直，应当以「曲从」为相处准则。（《女诫·曲从第六》）
第七章，班昭向女儿们传授与夫家「叔妹」相处的诀窍。班昭说，妻子能否在丈夫面前得宠，与公婆之爱密切相关，而公婆之爱又与「叔妹之誉」密切相关。与「叔妹」相处的关键，仍是谦忍恭顺——「求叔妹之心，固莫尚于谦顺矣。」
显然，与充斥着道德说教色彩的其它女德文献不同，《女诫》乃是一篇非常实用的技术贴。在这篇技术贴里，班昭作为一个母亲，一再告诫女儿们，若欲远离来自夫家的绌辱，首要之务是让自己低到尘埃之中。
这种低到尘埃之中，与当时的政治权力对女性社会地位的严厉打压，有直接关系。
图：班昭《女诫》书影
所谓“女德”，乃是权力压迫下的畸形文化
西汉初年的知名学者贾谊，在其著作《新书》中，仍将「夫和妻柔，姑慈妇听」视为「礼之至也」。亦即：夫妻、姑妇之间的关系，就理论上而言，是平等的。
诚然，就实情而言，西汉初年的男女地位绝对不能说是平等，但女性的家庭身份，也绝未如《女诫》中那般低入尘埃。比如，刘邦未发达之前，吕雉参与耕作，对家事的掌控权并不弱于刘邦。在家庭身份之外，西汉早期的贵族女性尚能够拥有显赫的社会地位。「汉承秦法，设尚主之仪，以妻治夫」，西汉以列侯之爵佩带印绶的女子颇多（如樊哙之妻受封临光侯，萧何之妻受封酂侯等），吕后（刘邦之妻）、窦太后（文帝之妻）、王太后（景帝之妻），在国事上也均拥有相当份量的发言权。
及至汉武帝执政，早年有过受制于窦太后与王太后的不愉快经历，故他所任用的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里开始倡言「丈夫虽贱皆为阳，妇人虽贵皆为阴」。西汉成帝时代，太后王氏对朝堂的影响力甚大，宗室刘向遂特意编纂《列女传》，宣传女性的一举一动皆应以男性为中心，试图以「礼教」为名对女性的行为作出约束和规范，进而在宫廷权力斗争中取得优势地位，乃至将女性彻底逐出政治领域。③
图：刘向《列女传》书影
进入东汉，中国女性的厄运正式降临。
王莽以外戚身份取代西汉，对东汉皇帝而言是一个沉痛的前鉴。故自光武帝起，东汉皇帝们长期致力于「从制度上消灭外戚专权」。在汉章帝时代，他们找到了自认为最有效的方法，亦即「从理论上将女性贬为次等人、贬为男性的附属物」。完成这一理论建构的，是由汉章帝亲自主持召开的「白虎观会议」，具体负责将会议成果操刀整理为《白虎通义》一书者，则是班固等人。
《白虎通义》提出「妇人无爵」之说，目的即是为了取消女性的社会地位。书中对此有所解释：「妇人无爵何？阴卑无外事，是以有三从之义：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何谓「妇人无爵」？意即女性作为「阴卑」之人，没有社会属性（无外事），只有「三从」（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的家庭属性。④亦即：《白虎通义》以法律的形式，将女性残酷地定义成了男性的附属物。
这也是「三从」之说在中国历史上首次见诸国家法典。
《白虎通义》出台于公元79年。东汉女性的社会地位自此一落千丈。约三十年后，遂有在夫家「战战兢兢，常惧绌辱」了四十余年的班昭，为自己的女儿们写作「女性的婆家生存指南」（《女诫》写作于公元105年之后），字字句句告诫女儿们要懂得自己的身份乃是「卑弱下人」，要学会将自己低低地埋入尘埃。
图：东莞蒙正国学馆女德班被要求停课，志愿者在最后一课的告别会上流泪（图片来自腾讯《焦点人物》栏目）
这当然不是偶然。
任何一个时代的道德滑坡，都是从政治滑坡开始的。任何一个时代的风俗变异，也都是从政治变异开始的。若没有皇权以法典的形式将女性贬为次等人，擅长赋颂、精通史学的才女班昭，又何须「战战兢兢，常惧绌辱」四十余年，何须苦口婆心告诫女儿们要时刻注意低眉顺眼？
略言之，《女诫》不是中国古代女性悲惨命运的原因，相反，它是中国古代女性消极应对自身悲哀命运的结果，是被伤害者的无可奈何。作为家庭内部读物的《女诫》流出后，反被皇权拿来做公开钳制女性的准绳，这是班昭生前始料未及的。至于「女德」这个词，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就代表着政治权力针对女性的一种不怀好意。今人引用《女诫》中的只言片语为证据，欲证明「在中国古代，两性关系并不完全表现为对立的主从关系，也被认为是阴阳互补、琴瑟和谐、各尽其本分的有序关系」，岂非荒唐？岂非是要把本就内心苦得不行的班昭，从坟墓里再气活过来？
图：2017年红极一时的“女德教母”丁璇
所以，真正值得思考的，不是什么「我们可以不要‘女德’之名，却不可以不要‘女德’之实」，而是以班昭之《女诫》为主要内容的「女德班」，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为什么仍能有它的市场，乃至于能够在「国学商业」的版图中占据重要一块？
班昭写作《女诫》，是为了消极应对她所处的那个时代对女性的打压；今日之女性报名参加「女德班」，又是为了什么？
须知「女德班」不是病因，它只是时代之病的一种症状。
正如《女诫》不是病因，而只是班昭所处时代有病的一种症状。
图：2017年5月，海口市某女德班授课现场
注释
①解玺璋，《我们不要「女德班」，却不可不要「女德」》，腾讯大家，2018/02/27。后续引自该文者，不再赘注。②班昭此处用典之考据，参见：俞士玲，《论班昭〈女诫〉及其创作背景》，收录于《古典文献研究（第十一辑）》，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编，2008。后文关于《女诫》的写作年份，亦系依据该文的考据。③《汉书•刘向传》云：「向睹俗弥奢淫，而赵、卫之属起微贱，逾礼制。向以为王教由内及外，自近者始。故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凡八篇，以戒天子。」④《白虎通义》卷一「妇人无爵」篇。本文还参考了：尤佳，《东汉列候爵位制度》，云南大学出版社，2015。田艳霞，《汉代女性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