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陈湘平
李家所在的村子背靠大山，五十米一坡，鲜有平地。李祥云女儿说，小的时候，她会和小伙伴爬过山坡，到山里面去玩，有溪水、有鸟虫，风景绝好。但是患病以后，李祥云再也没有上过山。李家地基高，哪怕是从公路走到家里，都是一个考验，只能耐着性子，蹒跚而行。
邻居的爆竹放完，除夕夜终于安静了片刻。李祥云调大电视的音量。电视里主持人的祝福语，像是要藏住他重重的呼吸声。从门口漫进来的烟尘让他愈发不过气来。他装上制氧机和吸氧管，脚步蹒跚地缓慢挪动，多走几步就像要倒下的样子。
2009年，李祥云在湖南职防院检查出尘肺病II+，2017年再检查，已经是尘肺病三期。之前，和他一样查出三期的，现在只有两三个还在世了。
李祥云突然掰着手指，清楚地报着他们的名字。一声声，像是集结的号子，喊一嗓子，便激起彼此艰难顽强的生命。
“我现在干活也干不起，慢慢等吧”，他穿了一件红黑相间的风衣，戴上帽子叹道。
李祥云今年56岁，家里两夫妻和一对子女。大嫂阿英患有肾结石，每天在家带孙子，照顾李祥云的生活起居。女儿27岁，是医学院的研究生，去年刚毕业，在省会医院当儿科医生。
他儿子现在四处打工，跑过深圳、湘西、福建，每月能挣三四千。早在十六岁的暑假，他就跟着大哥出去当小工。阿英嫂还记得，“我老公下去搞爆破，他就在上面拉风管、提水。做了两个月，回家的时候，手上那个泡啊，他拉那个风管拉不动”。她摊捧着双手，仿佛眼前还是当年儿子满手水泡的样子，“他回来跟我说，哎呀，老爸做那个工很辛苦的。”
现在儿子已经工作七八年了，依然没有劳动合同。父亲这辈没见过劳动合同，到了儿子辈还是没有。说起儿子，开朗的祥云大哥眉头一皱，“我要跟他说一下这个事情”。
2013年，身体好一些的时候，祥云大哥在一个红白事乐队里打鼓，一年能挣个三四千。乐曲和研究是每人交2200块请师傅来教的。喝酒抽烟烧水做饭，祥云大哥一点不落地招待师傅在家里了一个月。
乐队里几个知道李祥云有尘肺病，都很照顾他，“走在路上，他们会帮忙拿鼓，我走得慢，有一次他们等了我半个小时”。
“之前可以搞菜、打扫卫生，现在什么也做不了，孩子也带不了，什么也不愿意做。”为了打发时间，大哥也会和村里人打打麻将。
最近，大哥的心脏和胃相继出了问题。医生说是缺氧导致的，女儿花3800元给买个制氧机。现在每天早上吸两个小时，晚上吸两个小时。“有的时候好一些，有的时候什么也没好”。
空闲的时候，他会拿出女儿买的收音机，每天都要听上两三个小时。里面有六七百首歌，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一遍遍播过去，吸氧的时候听，睡不着也听。李祥云看电视节目说，五音和五脏有关，“多听音乐，对身体有好处吧”。
祥云大哥一边播着音乐，一边手指在腿上打着节拍，像是数着自己撑过的时光。“尘肺三期大概可以维持五年左右，具体能活多久，要看当地的医疗技术水平及患者求生欲望”，这是呼吸科专家给出的意见。
26万的职业病赔偿款，这些年来盖房子、儿子结婚、女儿读研究生，已经所剩无几。由于签过一次性付清协议，不会再有多的钱看病了。根据省里的政策，交1000元能看1万块钱的病，能够住十几天医院。但这对于病情严重的李祥云仍是杯水车薪。
“洗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延缓病情的发展。这项手术一次要花两万多，可职业病防治医院的医生不建议他做。“要其他功能完好才能做，之前去洗肺的现在都死了”，祥云大哥关掉收音机，开朗地笑了笑。
1994年，李祥云跟着亲戚离开家乡，来到深圳蛇口的工地打工。“不出来，在家搞不到吃的啊，一个人四分地”。
外出打工的十五年里，李祥云大部分时间是在地底下工作。陪伴他的只有直径不到一米二的天空。日复一日，他在地下的花岗岩层钻出炮眼，装上炸药爆破，打出几十米深的桩孔。这些孔洞里灌进钢筋水泥，就是一栋大楼的支柱。
那时的李祥云觉得，“风钻”是一项简单、不需要什么技术的力气活。相比工厂，工地流动性大，做几个月，工程结束就去下一个地方，比较自由。收入也比在家高太多，李祥云就干了下来。
只是风钻会产生大量的粉尘。在狭小的空间里，这些粉尘日积月累聚集到肺泡里，肺部慢慢纤维化，最终丧失功能——这就是尘肺病。按照行业规范，工人在作业时需要使用特种劳保用品。但工地为了省钱，只发一些医用的一次性口罩。“我们到下面打完风钻上来，鼻子里的灰好厚一层”，李祥云回忆道。
90年代，李祥云觉得工人过得像“逃荒一样”。那时候，深圳会不定期检查暂住证。一旦被查到无证就要被送到银湖、东莞、樟木头的收容所里去。“一进去就会被打，他们要搞钱，一个人要交800块钱才能出来”。
在梅林的爆破公司工作的时候，警察来盘问，“我熟悉了，就说是跟着老板做工的”。有的工友新来，说自己是刚来的，就会抓走了。边防证过期了，还得翻山进深圳。
那几年，也是住宿条件最差的时候，顶多能住上油毡房。曾经，李祥云在梅林关外的车顶上睡了5、6个月，“9个人挤在一起，蚊子可以把蚊帐叮穿，早上起来手臂上密密麻麻的红点”。
十年间，深圳无数的地表在他爆破的洞口平地而起。1997年，香港援建深圳，他修了北环大道、深南大道、梧桐山。2003年，他在地底50米给香格里拉大酒店做爆破。2003年，他修了世界之窗那段地铁。在宝安的一个工地上做风钻。“手都打肿了，一天只有70块钱”，工地上李祥云一天至少工作8、9个小时，“有事情做的时候恨不得你日夜帮他做”。
2003年，阿英嫂在同一个工地里做饭，她回忆那个时候大哥身体就不太好了，（尘肺）病就是在那个时候得的。但问起李祥云那个工地叫什么，他想了想说：“做了那么多工地，哪里还记得。”
2003年前，李祥云一年做1-2个工地。2003年后，深圳建设起来了，大哥一年做2-3个工地。“那会儿最怕打台风，一来什么都吹跑了，白弄的”，碰到台风，有时候几个月都开不了工。
2006年，李祥云终于考到了爆破证，开始给老板管理工地。“在地面上搞了一下，不然的话早死了”，大哥叹道。
建筑行业里，一项工程通常有多层转包。开发商把工程报给不同的建筑公司，再转给劳务公司，劳务公司下面还有不同的包工头。在不同的分包环节，李祥云能拿到一两百元到三四百元一天。有时候一个月3000元，有时候一个月6000元。可如果留在农村做泥工，一天只有5、60块。
相对高的工资伴随着巨大的风险。有一年，李祥云在湖南修西宁铁路，用50cm的导火索炸石子，一天点十几次。有一次，他还没跑到防空洞，炸药就爆炸了。回过神来的时候，李祥云觉得“左耳里面有个虫子在叫”。
即便祥云把一条命悬在一根稻草上，眼看着深圳一天天崛起，跻身一线城市，可自己的工资却总是拿不到。因为风钻工资是按工作方量计算，项目结束后才拿钱。
“老板没拿到钱，就由我们这些做工的去帮他闹，把钱拿到手了，他就再给你工钱”。而有的劳务公司老板则希望工人闹过，能帮他多要点钱。就这样，祥云哥经常被拉去公司堵大门，“一堵，公安局、劳动局、派出所都来了”。
2003年，修世界之窗地铁站时，大半年过去了，工人们等到腊月二十六都没拿到钱。工头其实已经拿到了钱，但就是拖着不肯计算方量，有的工头被人打了，最后是根据180元/天/人给的钱。
“他们原本也是工人，做了工头以后慢慢有了房有了车，就看不起工人了”，李祥云曾经碰到过一个很凶的福建老板，“只要你在工地上做，你要是不出力，他就打你”。曾经有工人干了两个月想走，老板坚决不给钱，“工人一闹他们就打架了，拖刀斩的”。
“都是我们在家里顶的”，阿英大嫂骄傲地说。在她那浓眉双眼皮的下方，眼珠子乌黑又亮，和笑颜里那排洁白的牙齿互衬着，分外精神。
90年代开始，男人在外面干风钻，妇女成了农业生产的人主要承担者。即便家家只有薄薄的几分田地，为了生存，她们也必须去劳作。
除了犁地、打农药的一些太重的力气活需要请小工帮忙，其他的农活通通由她们承担。妇女们还会分工合作，每人负责劳作的其中一个环节，以此来互相帮助。
“犁田（因为是力气活）我们在外面请人来干，我们女的负责插秧收稻谷，几家人就凑在一起，商量一下，今天你干多少，明天我干多少，大家分工合作”，说起“插秧故事”，几个大姐笑成一团。
“什么都是女人干的，收稻谷什么最累了，温度又高，天气又热，割了还要打。”妇女们割了稻谷，再把它们一包一包地挪到脱谷粒的地方，最后还要背回家。一趟又一趟，家里的生活费就在这样重累的农活中一点一点地挣下来了。
有次打农药，阿英嫂把鞋子放在田的一边，自己到另一块田继续打。女儿来送水，只见鞋子不见人，以为妈妈中暑倒在田里，“她都吓死了，就在那里叫呀”。阿英嫂说起那时酷热的劳苦，眉心皱起一道竖痕。但一提到贴心的女儿，她的眼睛眯弯起来，身下的小椅微微摇着，“后来看到我，就把我扯回家。”阿英嫂其实还想继续干，但拗不过女儿的坚决，“明天再打，今天不能打了”。
种田能够补给部分家用，终究是不够。拮据的时候，阿英嫂还要靠帮人洗衣服来赊账，有时甚至连打米的加工费都是赊的。家里实在急需用钱，阿英嫂只好写信去深圳，“小孩子没生活费了嘛，借也要借钱回家。”
实在没钱寄回来，她只能再到亲戚家去借钱。
“借钱比还钱难十倍。借钱的时候都不知道怎么开那个口，要坐一下说一下拉一下家常，慢慢聊入正题……”对于借钱这种近乎必备的“生存技能”，阿英嫂描述得很清楚。说着说着，她也忍不住笑起来，但神色动作不免带着几分拘束和难为情，那是经年累月看人脸色留下来的无奈隐痕。
“借不到钱，哎呀那个心里不是滋味”。有一次，聊了半晌，亲戚看出了来意，连忙说自己家也周转不开，没有钱。阿英嫂回家哭了一晚上，一边流眼泪，一边盘算着第二天找谁借，“都是我们自己顶，找这个借那个借”。
阿英嫂说，2002年是她一生当中最痛苦难熬的日子。12岁的女儿得了肾炎，一年没读书，吃了一百二十多服中药。阿英嫂也在家照顾了一年。“我老公在下面没有钱啦，我叫他他都不敢回家。家里借钱借什么都是我，他就躲在下面，没事做也在下面不敢回家，都是我一个人在家担的”。
说到这，阿英嫂的语气似乎有点急也有点怨，但随即又和其他阿姨默契地大笑。大家其实也很理解，风钻不是时时都有活干，深圳消费又高，“赚不到钱怎么回家”。
女儿吃了八十服中药病情还没好转，阿英嫂在家“焦得哭”。“想到我的女儿（不知道）要不要救，生怕她治不好，我就在家里哭，睡不着觉，一天只能睡两个时”。
每周，阿英嫂总要厚着脸皮，将自己“逼上梁山”，借到了钱才能带着女儿去看病。而祥云大哥，挣得钱不够，又抹不开面子借钱，索性在外面躲了一年。“我老是给他写信，他老是不回家，回家也没地方借，他又不愿（借钱），男子爱面子。”
阿英嫂记得，那年当地的月工资才十块，可她那一年就借了四千块多，向亲戚借了个遍。所幸女儿终于救回来了，康复后也可以回学校继续念书。
一年在生死之间兜兜转转，看着母亲一边边祈求亲戚的善意来为自己续命，从鬼门关逃出来的女儿立志要做一个医生，帮助像她这样的人。“我的命是医生救的，我长大一定要当个医生。”
老婆说他缺乏锻炼，便拉他每天在海边跑步。“跑了一会儿就不能动了，喘不出气”，当时医院病没有检查出来是尘肺病。后来，回到老家，“有学生、记者过来村里探访，说耒阳的风钻工人都去深圳了，问我们为什么不去检查？”
“我们知都不知道（什么是尘肺），怎么去啊”，阿英嫂无奈地笑道。过后，大家陷入短暂的沉默。
李祥云和几个老乡一起到湖南职防院做检查，确诊尘肺病II+。截至2013年9月，据不完全统计，在湖南另一个以尘肺工人闻名的耒阳，有200多人曾在深圳做风钻工，其中119名确诊为尘肺病。在2009年之前，已有18人先后离世。2009年至2013年，37人已故，至少9人死于自杀。
耒阳尘肺工人引起社会关注后，当时村里十多个查出尘肺的风钻工人去了县里申请职业病赔偿。最后县政府说：你们先去闹，我们后面再来。随后，几个地方加在一起，151个工人到深圳待了一周多。
到了深圳，李祥云才发现这边说法和县政府不一样，要求走法律程序。凡是有购买保险的，哪怕只买了一个月，都由保险公司负责赔偿。能够拿出有厂牌或者爆破证的，就走劳动仲裁程序。没有无劳动关系证明的，由市政府给予“人文关怀金”。
李祥云2006年刚好考取爆破证，能够走劳动仲裁程序，领到了赔偿。“当时很多知名人士联名给中国卫生部发联名信，一个多月后就搞定了，不是他们，没有那么快。”
祥云大哥去深圳那段日子，留守在村里的妻子们还得给他们寄生活费，一个月一千。“儿子打工的、读书的也没有钱，基本都是借的，有的借了一万多块，有的借了两万多”，阿英嫂和几个大姐开始倾诉起来，“只有亲戚才借得到的”，“别人都不敢借的”，“别人怕你不还”。
“中国说法制健全，其实也没那么健全”，李祥云说，“最最苦的就是农村的、农民工。”
2009年后，所有工地在招工时都要体检，查出有尘肺病的不要。出工地也要检查，有尘肺病公司就赔偿，没有的话，以后有病他们也不管了。“但实际上一个工程才1、2个月，尘肺病潜伏期很久，不可能马上检出有病”。李祥云没法工作，只好回家养病。
孙子是一家人的开心果。邻里都说爷孙两个长得很像。李祥云虽然带不动孙子，可小孩子却总爱和爷爷在一起。“他自己要坐小车在地上跑，总要拉着我跟他一起坐”，李祥云轻轻叹了口气，望向孙子，眼睛又笑成一条线。
屋外的爆竹烟火渐渐平息，晚会上浓妆艳抹的男男女女唱着：“长安街出发到美丽乡村和边寨，欢天喜地的节拍，赞赞……”
一旁的孙子跟着电视里的音乐拍起手来，“赞赞……赞赞……”。这个节拍就像是李祥云打过千百次的鼓点。婚丧嫁娶、喜乐悲苦，都是这样热热闹闹地走过。而隔壁的兄弟，生前也曾以这样的节奏，一声声剧烈地咳着。
“过一天算一天，开心一天，也没有办法”，面对来客，他总是这样笑道。
临近零点，村里的爆竹声准时响起，挤走了电视晚会里明星的声响。
这一夜，李祥云的儿子在门前铺开鞭炮，点着引信，“噼里啪啦”，像是被剥夺了呼吸的人们在呐喊。
也是这一夜，很多人嫌太吵，捂住了耳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