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董时进

文 | 黄家杨

董时进1900年出生于重庆，1924年赴美留学，获农学博士学位。曾到欧洲考察农业和土地制度。1947年创建中国农民党。1949年后赴美定居，于80年代辞世。

由于各种原因，董时进一直被深埋于历史尘埃，未被国人所熟知。

对中国土地问题的“非主流看法”

1950年前后，董时进发表了一系列对中国土地经济以及土地改革的“非主流看法”。

董时进认为，中国土地制度的问题，不是分配不均，而是人口太多，土地太少，农村劳力大量剩余。平分土地后，土地细化，难实行机械化，且农民在小块土地上没有致富的可能，对土地长远投资缺乏热忱，土地将退化。地主富农收取地租是合法收益，拥有土地并不是一种恶。

他质疑了“10％的地主富农，占有约70％至80%的土地”的这一当时流行的观点，认为该数据缺乏依据：

“第一，中国缺乏大规模的土地分配的普查，而且这种普查在中国近年的情况下根本是不可能的，姑不问其可靠性如何，至多不过是局部的调查查料。第二，表上的地主、富农、中农等分类的方法并无一定的标准，是可以随人而异的。”（《土地分配问题》，1948年）

并引用民国期间土地委员会调查资料数据，否定“土地高度集中”这一流行结论：

“根据民国时期土地委员会在16省，163个县，175万多户农户中举行的调查结果，35.6％的农户拥有五亩以下耕地，24％农户拥有五至十亩，13％农户拥有十至15亩，一千亩以上的大地主只占0.02％。”（熊景明，《先知者的悲哀——农业经济学家董时进》）

图：董时进著作《国防与农业》，1947年商务印书馆第2版

董时进还以工业化最早和最彻底的英国，和实行土地改革较早的罗马尼亚为例，说明中国土地集中程度并未到“惊慌程度”，现时不应急于重新均分土地。他明言，中国当下的土地分配状况，并不是经济发展的障碍：

“我们至少可以明了，中国土地分配情形还没有到使我们过分惊慌的程度，尤其在目前，国家更紧急的问题和人民更切身的痛苦很多的时候，更不宜不顾一切的，而且不择手段的，要硬把土地拿来全体重新分配过。我们又一看英国的情形，更可以相信，土地分配的不平均，并不一定就是工业化的大障碍，也不一定就是国家贫弱混乱的重要因素，因为英国的土地分配比中国欠平均得多，而英国却是一个很富强，很民生，工商业很进步的国家。”（《土地分配问题》，1948年）

至于农民的贫穷，董时进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战事绵亘。租佃对地主和农民而言，是一种共赢的经济模式：

“农民贫穷的原因很多，最直接的是战事绵亘，治安不好，捐税繁重，以及各种灾害等，而人稠地窄，产业不兴，也是根本的原因。至于地租，不过是一种寻常的经济行为，对于租佃双方都是有利盈的。租地耕种的人家，生活得到解决及逐渐起家的很多，因为租种他人的土地，越租越穷的很少。”（《土地分配问题》，1948年）

图：董时进著作《农业经济学》，北平文化学社，约写于1930年前后

董时进还认为，耕地过分零碎将妨碍经营，地权不稳定将造成田地肥力下降。他说道：

“中国的耕地，本已过分割过分零碎，于经营上颇多妨碍，再要人人平均细分，不问有无农事的经验和兴趣，亦不论经营能力的大小，都同样分给一定面积，必致减低经营的效率，减少农业生产。”

“因此无论是土地的所有者或耕种者，都在那里转念头了：现在我的地，转瞬就会变成别人的地了，今年是我所种的明年就许分给他人耕种了。那么，我何不趁早从地里面多拿回来一点是一点，少花费一点是一点呢?管它池塘沟渠淤塞也罢，堤岸田埂崩垮也罢，何必去挖掘，何必去修补?田地随它瘦下去，何必费力气去下肥料。”（《董时进致信毛泽东谈土改》）

当时的主流观点认为中国的土地制度是封建残余。董时进强调，中国土地制度是土地自由买卖和出租的私有制度，与传统封建国家中代际传袭和不能自由分割买卖不同，故此并不是封建性的。他在1949年的上书中写道：

“中国的土地制度是一个可以自由买卖及出租的私有制度，这些条件并不足以构成封建性。因为在有财产制度之下，一切物品都是可以自由买卖及出租的，譬如房屋车辆船机器牛马等，无一不是如此。对于这些物品既不认为是封建性，何以独认为土地是封建性呢?”

“在以前帝俄和许多欧洲的国家，土地大多为贵族所有，而且不能自由分割买卖，乃是由那些贵族大地主，像一个一个的小国家一样，将它一代一代地传袭下去。地上面的农民也没有迁徙或退佃的自由，而必须世世代代在同一地主采邑之下奴役，除非随同土地被出卖给另一个贵族。那样的土地制度和地主，才可以说是封建性的。中国的情形迥乎不同，土地是可以自由分割及自由买卖的，租佃是自由的契约行为，地主也不是世袭的贵族，而是可以由任何平民阶级及任何贫苦人户出身的。这样的土地制度和地主是封建性的，实在太与事实不相符合。”（《董时进致信毛泽东谈土改》）

至于地主富农，董时进认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乃是靠勤劳和善于经营起家，土地不过生产工具之一种，买地不过储蓄方法之一种，地主出租土地获得收益，跟存款或出租房屋是一个道理，拥有土地并不是一种恶：

“地主富农之所以成为地主富农，除少数特殊情形而外，大多是因为他们的能力较强，工作较勤，花费较省。虽有不少是由于其祖若父的积蓄，然而自身由贫农起家者亦很多。即使是由于其祖若父的积蓄，亦必须其自身健全，否则必然衰败。这即是说，地主富农多半是社会上的优秀分子，是促社会进步的动力，是国家所应保护和奖励的。但这绝不是说，贫农都是低劣的分子，因为在战祸绵亘，百业不振的情况之下，多数人都没有改善他们的境遇的机会。”（《董时进致信毛泽东谈土改》）

“许多人硬说，土地是地主用来剥削农民的武器，形容得非常可伯。也不过是生产工具之一种，买地不过是储蓄方法之一。有一些人拿着这生产工具，不能或不愿自行利用，因而转借与别人利用，收一笔对方所同意的租借费，这就是地租。……地主将他的土地出租，和城市里面租出货栈，店房，厂房，机器，车辆，船舶，耕牛骡马等意义，并无分别，而租费用或更低廉。在承租人拿去生产题营，可以得到收益，也是与在城市租房屋车辆等一样。”（董时进《土地分配问题》）

作为农业经济学家，董的思考的角度不囿于经济。他认为，瓜分他人的合法资产，让贫民不劳而获，会使“这一些贫民即使暂时得到了一点儿物质的好处，可是他们的天良完全被毁灭了。”

图：董时进著作《食料与人口》，商务印书馆1929年出版

退出民盟与赴美

1945年，民盟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以“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土地国有”民盟政纲。董时进在会上发言，称中国农村经济问题不是土地所有制问题，而是改良生产技术问题。 会后，他写信给张澜，表示不同意该主张，退出民盟。

为表达自己的上述主张，1947年5月12日，董时进组建中国农民党。在成立宣言中，董时进将该党的核心任务定义为“培养农民的政治能力”、“为农民争取国家的主人地位”：

“我们组织本党的动机，曾经在本党的缘起上详细陈述，大意即是说：中国之所以闹到日前这样糟的局面，病根是因为农民不能做国家的主人，只做了别人的武器和牺牲品。因此认为欲使中国成为一个太平富强的民主国家，非培养农民的政治能力，并将他们团结起来，使能行使公民的职权不可。”

“本党虽是代表社会上一行职业的政党，但绝不存自私的阶级观念，一切主张，必须顾到国家全民的利益，我们的主要使命是为农民争取国家的主人地位，并谋政治的改革，及农业与乡村的改进，这都是整个国家所切需的。至于本党的党员当然最大部份是要向农民里面去征求，但是我们也欢迎一切同情者参加。农民党是要农民都能当国家的主人，却并非要他们都去做官。”

董时进认为，民国农民所受的剥削，主要是来自政府的政治剥削：

“我们认为农民所受的剥削，主要的是政治的剥削，因为政治不良，法纪不存，农民知识低落而又散漫，一切军阀官僚皆可以利用他们的权位，肆意掠夺人民，使得整个乡间涸竭，个个乡民贫穷。因此，我们认定，改善农村经济的办法，应着重在改良政治，修明法纪，使乡间所生产的财货不再被非法剥削，集中城市，而不是要从富农和乡间小地主的手里夺取一些去弥补贫农。”

故农民党有意在保护农民私产方面致力：

“本党真诚的为农民谋利益，决不欺骗农民，故不愿意发出一些只好听而不能实践的诺言，使他们期待从天上掉下来的财喜，隔夜发横财，因为这些都是靠不住的，我们第一步要努力的要使农民能收得自己辛劳的结果，不被他人掠夺，并能藉自己的勤俭与经营逐渐改善其境遇。”

“八年抗战下来的国家，浩劫余生的人民，牺牲惨重，痛苦万状，内战再打下去，非至同归于尽不止。我们要求一切军队都无条件的向全国人民投降，在人民的面前，将他们的枪炮一齐放下来，实现全国的和平统一。同时我们认为内战的根本解决，不仅是目前不打的问题，而必须使农民获得自由自主的权力，不再被别人拉去打仗，而且能站出来阻止任何人打仗。”

乡村教育，被认为是农民党可以选择的一个重要着力点：

“我们认为根本救国的办法，是在和平统一及优良的政治情形之下，积极发展建设与教育，这才是本党最重要的使命。过去中国不是没有建设与教育的成绩，然而建设完全集中在大都市，教育只是极少数人的专利品。结果是建设反加重人民的负担，都市愈发达，乡村愈残破，教育造成了社会上的寄生分子，受教育的人愈众，剥削农民者愈多。本党必须力挽其弊，特别注重乡村生产建设的发展和农民知识的提高，使中国成为一个平衡健全的国家。”

农民党成立后，主张“为农民谋利益，不一定要损害地主，更犯不着不必要的徒惹地主的反感”，亦公开声称“不愿做任何党派的尾巴。”（《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5辑 第3编 政治》，中国农民党一章，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

1949年1月，国共和谈，农民党发表宣言表示拥护，同年5月17日，董时进自香港抵北平。6月5日，李维汉约见董时进，劝其不要搞农民党，仍以从事农业建设为好。 6月25日，农民党发表《中国农民党为停止党务活动致力生产建设宣言》，宣布“自即日起停止本党一切党务活动”（《哪些政治派别和团体未能参加新政协会议》，慕安，人民网》

1950年，董时进赴港。1957年赴美。1984年去世。

图：晚年的董时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