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个老头，最小的61岁，最大的81岁，总计四百多岁，15平米，上下铺。隔重庆最繁华的闹市中心解放碑一千米，密不透风的建筑森林里，黑黢黢的角落。每人150元，他们租下这个房间，组成了一个家，打算在城市顽强地活下去。他们都是孤老，活过去就行了。

当你走在强大祖国的街道上，你注意到他们的存在吗。他们像尘埃一样卑贱，如果不是挡了你的道，你多半不会注意到他们。他们可是城市的劳动者，连最老的老头都在卖糖葫芦。听听他们的名头，孔老头，瞎子，廖神头，覃荒儿，罗棒棒，周三儿，你应该可以想像他们这一生是怎么过的。

我多少有点了解他们。二十多年前，我还自以为对这个社会负有一份责任的时候，曾经关注他们，有时在路边跟他们聊几句，还了解过一些人的身世，跟个别人建立过联系，我曾经在新浪博客上写过。每一个城市都有他们。我不在重庆，但我知道，在重庆，他们叫的大名叫“棒棒儿”，也就是挑夫，城市苦力。他们不是一个人，是一个阶层，有清晰的社会经济政治地位。

我关注他们的时候，他们还没有这么老，那是没有这么老的城市流民。重庆的苦力蹲在街角，发现一个活儿，立即扛着棒棒飞奔过去。三十多年前，他们大半三四十岁。后来，我看到到他们行动迟缓了，抢活儿的时候翻栏杆时显得越来越笨。而城市街道越来越宽，栏杆越来越多，楼房越来越高，他们越来越老，活儿却越来越少。终于，他们七老八十了。

这几个老头够奢侈的。他们还敢房子住，大家是因为他们大多手上还有一个活儿。这也是他们能上中国青年报和澎湃新闻页的原因。如果他们不租房，如果他们睡街角，我们便不会在手机看到他们的生存状况。

地铁站才是他们的归宿。感谢城市变高的同时，兴起了地铁。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寒冬腊月，他们躺在那里，带着一身的疾病和肮脏。这样的生存就上不了可爱的媒体了。我有一些重庆的朋友，冬天给城市的无家可归者送棉被和大衣，传统节日给他们送一顿佳肴。我跟着走了两次。

他们多半是农民身份。看他们的年龄，有的是民国人，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多半也经历过农村全部的社会主义过程，土改，合作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大跃进（集体伙食，大饥荒），农业学大寨，责任田，农业税（江时代，各种税），计划生育，计生罚款，然后，农地撂荒，成为城市苦力，流民。最后，他们老了。

李K强前几天说，不让一个家族因病致贫，对不起，他们“没有家”，你们可能没有统计到他们。李总还说，“药品，特别是群众、患者急需的抗癌药品，我们要大力降低进口关税，力争降到零关税”。他们听都不会听这个好消息，更不知道救命的东西，降个关税要“力争”。就算力争实现了，也跟他们没关系，他们自生自灭，跟你说的没关系。至于301用的药降不降关税，除你方便。

其实这就是6个老头的群租房的故事。这样的故事应该在每一个城市都有。这么低的端的人口，蚂蚁一样的自助养老模式，让人揪心。它发生在重庆，应该叫做薄王孙的余毒，应该彻底肃清，不能让那些离退休后享受都永远不会变的诸公总是牵挂他们。（2018/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