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The Limits of Developmental Autocracy

译文：裴敏欣：《中国陷入困境的转型：发展型独裁体制的局限》全书结论部分


作者：裴敏欣

作者介绍：裴敏欣（Minxin Pei)是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研究项目的高级研究员及项目主任，Claremont Mckenna学院政府系Tom and Margot Pritzker ’72教授、国际和战略研究Keck中心主任
译文来源：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The Limits of Developmental Autocracy Conclusion (P206-215)
译者：kestry, @hsinwang1982, @jiangge09, @Freeman7777

校对：@jiangge09, @Freeman7777



结 论

本书试图通过关注中国政治体制在总体上的关键薄弱环节，以及中国从共产主义（朝向民主）转型特殊背景下的诸多隐性成本，来阐释发展型独裁体制的局限。尽管其经济发展和进步令人惊叹，但一系列自毁性的力量正在削弱中国最重要的政治制度——国家和执政党。与中国经济的快速现代化相比，其滞后的封闭政治制度越来越不合时宜。目前，对于代表中国复杂且多样的社会利益，它已无法胜任；同时，它也没有能力去协调威权国家与正在自由化的社会之间的冲突。

政治问责机制的失败已经导致了腐败的蔓延以及统治精英之间的勾结，而对政权自身未来失去信心则促使其内部人士参与到毫无约束的掠夺行为中。源于制度性失败的不可避免的治理恶化已经削弱了国家能力、加剧了社会紧张局势，并且在中国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所取得的进步是否可以延续的问题上引起了人们的怀疑。尽管中国的渐进主义的经济改革战略，已经由于其灵活性和效率获得了几乎普遍性的认可，但这一战略的主要目的在于使中共能够继续生存下去，而不是单纯为了发展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通过护租(rent protection)政策确保中共政治垄断的经济成本，虽然是隐性的，但却是真实存在的、实质性的并且在不断增长。


通过批判性地检视中国新威权主义发展战略被低估的社会与政治成本后，本书还试图对三种在其可信度方面不断遭到怀疑的同时仍保持吸引力的观点提出质疑。

第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发展是政治自由化的决定因素。不可否认，经济增长和现代化会为自由主义的政体的产生创造有利条件，但中国伴随着25 年经济高速增长的缓慢政治开放步伐告诉我们，统治精英的选择才是民主化真正的决定因素。事实 上，短期的经济增长反而会对民主化产生负面作用，因为它为统治精英提供了拒绝政治自由化的动机。

第二种观点认为，渐进主义的改革策略比被称作是休克疗法(big-bang approach)的策略更可取。尽管休克疗法在俄罗斯和其他前苏联国家遭受了惨痛的失败，但中国渐进主义策略所取得的成就也被过分夸大了。更重要的是，正如第三章指出的，由于租值消散(Rent Dissipation) 的后果和局部改革路径依赖所产生的无效率成本的增加，渐进主义策略最终来讲是不可持续的。

第三种观点认为，新威权主义发展型国家(neoauthoritarian developmental state)是有效的体制。尽管新威权主义发展型国家在东亚获得了成功，但由政权存续支配的独裁-恩庇统治的政治逻辑和制度性决定条件、威权政权的政治垄断、以及在缺少法治、公民自由和政治反对派情况下监控、监督国家代理人的低效——都可能将国家引向掠夺型而非发展型的道路上。

在确定经济与政权转型的路线方面，本书也强调了政治在总体上所起到的中心性作用，尤其是对政治权力进行控制所起到的作用。对中国领导人实施的政治与经济改革政策背后的政治考量的分析认为，决定他们采取何种策略的核心因素是这样的策略是会增强还是危及其政治存续。在某种程度上所选策略增加了他们政治上存活下去的机会，统治精英可以在战术方面采取灵活手段，使得局部改革能够提高政治和经济体制的短期活力。但这种战术上的灵活性和调整是有严格局限的，且必定无法改变我们的以下认识：一个垄断性的、不遗余力想要永掌权力的执政党与社会公众对一个更加具有自主性并基于规则的经济与政治秩序的集体渴望之间从根本来讲具有不可调和性。像中国共产党这样通过枪杆子夺取政权的曾经的革命党是不会通过心甘情愿的改革来寻求其自身消亡的。

然而，发展型独裁政权高于一切的自我延续目标终究要毁于几乎存在于所有独裁政权中的自我毁灭动力：低度的政治问责、不具有回应性、狼狈为奸和腐败。在多数情况下，独裁政权的集体利益与其代理人的个人利益是严重对立的。自利型代理人的理性行为就是最大化地寻求自己的收益，特别是在游戏规则的变化会为自我富裕带来大量机会的转型时期。这些代理人的私利交易行为(self-dealing) 所产生的经济与政治成本不可避免地要由独裁政权和社会来承担（前者所承受的结果是只具有低度的合法性、虚弱的权威以及组织化的腐败，后者则要付出治理和经济绩效倒退的代价）。因此，发展型独裁政权是不可能长期保持活力的。相反，嵌入发展型独裁政权中的自我毁灭动力很可 能在该政权内逐渐积累起系统性风险并逐渐削弱其实力。正是因为这样，除了少数例外，多数只具有自我特色的发展型独裁政权都会最终失败。

考虑到中国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增长，有人会怀疑本书的主要论点背后的悲观逻辑。如果中国的政治体制的确如此功能失调，为什么这个国家自1970年代末起能够保持经济高速增长？若干种解释可以回答这种糟糕的治理与高速增长之间明显的悖论。首先，在新威权主义发展战略在中共内部占绝了主导地位并且自由派力量在天安门事件之后不管是在党内还是在社会上都被边缘化了，一个掉入陷阱的转型带来的后果在1990年代已经变得更为严重、更为可见了。在某种程度上，治理的恶化对经济表现具有着一种滞后效应（如人力资源和公共卫生方面投资不足的负面影响通常在一两代人的时间后才出现），一个掉入陷阱的转型的后果在未来年份里对宏观经济表现产生重大影响是很可能发生的事情。

其次，从短期来看，经济增长率能够由高储蓄、高投资率以及就业人口由农业向工业大大规模转移来拉动，而后两者正是中国近几年高速增长背后的两大主要因素。在中国，全国储蓄率高达40%，且1990年代末以来每年有400—500亿 美元的国外直接投资（占GDP得3%—4%）。即使在经济体系仍相对低效的情况下，高投资率也能拉动增长。

第三，关注增长质量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仅关注增长率本身会使我们忽视增长的潜藏成本和增长的低质量。换句话说，增长率不能准确反映甚至会严重扭曲社会的福利收益。例如，如果高增长是以加剧不平等为代价换取的，那它就是低质量的增长。由政府信贷 产生的中国金融体系大量不良借款的堆积也可视为低质量增长的一种表现形式或虚假增长的原因，因为此类浪费的投资都被统计为经济产出。

最后，中国在经济表现方面的不良治理的后果也已经十分明显了。Martin Wolf指出，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增长是很慢的。考虑到中国的规模、低起点、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1978—2003年间中国的年均增长率应远远高于6.1%。1 对中国未能充分发挥其经济潜能的最佳解释就是政治体制的制度性弱点。当然，把虚弱的制度辨认为是糟糕表现的肇因会同时造成悲观和乐观两种态度。但如果中国成功地进行相关的改革，它的经济绩效毫无疑问会更好。相反，增长率就会减慢甚至出现倒退，尤其是处于较不利的宏观经济气候下。实际上，中国在1998—2000年就经历了这样的衰退。与官方的数据不同的是，Thomas Rawski的研究表明，那一时期的中国经济几乎 没有增长。2


摆脱掉入陷阱的转型


本书的研究提出了另一个重要问题：如何能够打破局部改革均衡？或者用隐喻的说法来讲，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如何能够摆脱转型陷阱？在某种程度上，掉入陷阱的转型最终将创造出某些条件，迫使统治精英作出根本性的抉择，这其中包括三种可能的情景或出路。总的来说，这些抉择与深陷于令人不满与不可持续现状的政治领导人所面对的那些选择是相同的——如同紧随着文化大革命结束而出现的状况那样。


首先，考虑到掉入陷阱的转型具有自我毁灭的动力，一个新威权主义政权将很快耗尽其经济与政治活力。伴随着经济表现的不断恶化与社会紧张状态的不断加剧，中国的统治精英将被迫选择是继续维持正在不断恶化的现状，还是冒着实行更加激进改革的风险来重建政治问责制并约束分权化的掠夺行为。如果选择进行改革，他们很有可能会通过动员起新的政治集团来克服受益于掉入陷阱的转型的人群对改革的抵制，并有助于打破旧的局部改革均衡。然而，依照前苏联的经验来看，通过动员社会力量对已经威信扫地的政权施加压力的方式来促进变革会在不经意间释放出一场推倒政权的革命。这样“脱轨的改革（run-away reform）”或者说“托克维尔悖论（de Tocqueville paradox）”，给潜在的改革者们带来了极大的风险。3 一旦从前被排除在权力之外的政治集团被充分动员起来，改革者们将失去他们控制这些新被赋权集团的议程与目标的能力。因此，只有当改革者能够保持对重启的改革进程的充分控制时，这个国家才能够在不经历社会动荡的情况下摆脱转型陷阱。如奥唐奈(Guillermo O’Donnell)与施米特(Philippe Schmitter)所指出的那样，这一结果只有在改革者获得社会反对势力中温和派成员的协助时才有可能实现。4


其次，通过重启的改革摆脱转型陷阱的另一种可能结果则是政权崩溃。租值消散（rent dissipation）与分权化掠夺行为（decentralized predation）的逻辑意味着一个发展型独裁体制的制度性退化（institutional degeneration）将逐步扩大，并造成威权主义政权的表现不断恶化，特别是在经济增长方面。在面对不断降低的政治合法性与社会动荡的前景时，拥有可用的退出选项的统治精英很有可能会接受这些局面，特别是在政权存亡面临危机的时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预料到一种类似银行挤兑的政治局面——不再有意愿或动力来保卫这个政权的内部人将惊慌失措争相退出。不幸的是，尽管在危机条件下一个发展型独裁体制的崩溃可能会打破局部改革均衡，但并不保证随后就能够回复到一个稳定的自由主义的政治秩序中，这一点可以在前苏联崩溃后的俄罗斯与苏哈托政权垮台后的印尼所经历的困境中得到证明。


第三，像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多样化的国家，通常很难在国家层面上建立起一个足够有力的新改革联盟。但地区性与地方性的改革联盟则可能在有远见的地方精英的首创性与社会力量所施加压力的联合作用下产生出来。虽然权力的下放导致了分权化的掠夺行为，但这两种发展有可能产生更加积极的改革动力。权力的下放在某些情况下会带来对地方精英更大的政治问责。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的背景下，权力的下放鼓励了地区间对资本、劳动力与市场的竞争。地方问责与地区间的竞争有可能驱使地方精英与公民社会团体共同进行新的体制改革试验以应对掉入陷阱的转型在地方层面造成的弊病。值得注意的是，在1990年代，最具创新性的治理改革尝试，如乡镇一级的选举以及严密设计的村民选举，都是为了纠正地方问题而由主张改革的地方官员按照“由中而上”（middle-up）的首创-冒险-接受（initiatives-risk-taking）的理念来实施的。如果能有更多的司法权采取这种由中而上的路线，那么至少由掉入陷阱的转型造成的一些社会与政治弊病能够在地方层面得到改善。最终，地方的首创性可能将助长全国范围内治理方式的分化（governance divergence），因为一些地方会试图通过改革来摆脱转型陷阱而其它地方则会继续停滞下去甚至使问题进一步恶化。

对国际社会的启示


我们当然无法排除像中国这样的国家能够在转型陷阱中坚持更长时期的可能性。可以想象得出，一个发展型的独裁体制能够继续利用同样混合了镇压、吸纳与调适手段的方式使一个以精英为基础的统治联盟再维持数十年。不断恶化的治理与经济表现可能会是一次致命危机出现的必要条件，但它们还算不上是充分条件。采取策略性的调适手段、能够随机应变、走运以及大众的冷漠，这些状况结合在一起可能会使统治精英们即便在国家陷入混乱的时候也能继续保持权力。


中国向一个市场经济及开放社会转型出现滞后的可能性对政策具有十分严重的意义。对中国领导人来说，转型过程陷入局部改革均衡危及到了他们雄心勃勃的目标——使中国成为一个羽翼丰满的全球性强权。有缺陷的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的结合造成了市场的扭曲、资源利用的低效率，并为大规模的体制性腐败创造了机会。中国在其转型过程的头二十五年中实现的快速经济发展不可能会持续下去。与可能成为一个全球经济霸权相比，中国更有可能进入一个长期停滞的时期。


此外，国内不稳定的风险也可能会增加，这是由差劲的经济表现与对威权的、政治上具有排他性的、腐败的以及低效的政权的政治不满共同导致的。考虑到形成有能力反对中共并能提供一个可靠替代选项的、具有协调性的反对派组织所带来的困难与成本，很难想象中共这样的庞然大物会被一个自下而上的有组织的联盟所推翻。由于缺乏一个深层的及广泛的断裂能够从内部破坏中共，它的崩溃恐怕只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因此，一个可靠的替代性力量无法出现以及这个政权自爆只存在极低的可能性，显示出随着经济的停滞也将出现政治方面的停滞，由此会造成国家能力的进一步削弱、中共合法性的不断丧失以及无法无天、腐败与社会失序的增加。由于在这个功能失调的政治与经济体制内的压力不断积累，这种停滞最终将逐步增加政权崩溃或国家失败的风险。

对于国际社会来讲，一个陷入长期经济和政治停滞中的中国所提出的一系列挑战很少有人认真考虑到了。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快速经济上升已经改变了西方对其能力以及前景所做的评估。对中国未来增长的评估是在其近些年以来创纪录的发展记录基础上做出来的，西方的企业界视中国为一种前所未有的商业机会以及一个战略性的市场。虽然中国可能是一个做起生意来有困难的地方，但是西方企业已学会如何去对那个国家政治和经济环境里所具有的内在风险进行掌控并与其共存。但是，如果本书研究带的启示被证实了，那么西方企业对于中国所报极高的期望很可能就会变成失望。中国可能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但西方企业所预计的经济成长以及财富创造的高比率增长将不可能实现。至少，本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应该使得这些企业去重新评估他们的中国战略并调整其要求为他们的投资所获取回报的风险溢价。

在地缘政治层面上，一个崛起的中国一般而言对现有世界秩序带来了挑战，具体而言就是对美国的领先地位的挑战，这一前景已经占据了1990年代以来针对中国问题辩论的核心地位。5 安全问题分析家全神贯注于中国军事的潜力以及军事方面的意图。尽管关于中国问题的辩论，产生了两个相互矛盾的政策方法，通常被贴为“遏制”和“接触”的标签，但是两种相左策略背后的基本前提却是近似的。接触战略和遏制战略的提倡者都假设中国的崛起为一个既定的事实，并且他们有所不同的政策对策都集中在预计中国的实力上，而不是它的弱点上。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弱点有时候的确在西方引起了关注。但是这样的场景，在1990年代中国经济开始迅速发展时相对来讲是少见的，那时候这些对于中国问题的分析往往是极端悲观的，经常有着认为中国的政治秩序以及经济即将崩溃的预言。6

中国的崛起会以虎头蛇尾方式终结？正如本书所提到的，这是很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如果没有实行根本性的政治改革的话，那么无论是遏制论者(container)还是接触论者（engagers）都将感到失望。对铁石心肠的现实主义者来讲，他们沉迷于具有力量对等的竞争对手(peer competitor)能力的中国的潜在威胁这种想象中，一个停滞于不完全转型的中国意味着一个极为虚弱的中国，那样的中国是没有能力去发动对于美国全球领先优势的真正挑战的。具体而言，布什行政当局透过努力联合日本和印度加入到一种潜在的反中国的安全联盟中去的做法所追求的，审慎打造一种旨在对付中国不断增加的影响力的那种战略性的实力平衡措施，可能会变成是没有必要的。这不是在说，作为合理回应中国不断上升的军事威胁而花费在军费支出上的数以百亿计的美元将被浪费掉。假如中国无法作为一个力量对等的竞争对手，那么华盛顿的战略思想家们将不得不从其他地方去寻找新的威胁。

但是身为自由派的接触论者们(liberal engager)也将迎来一个较为艰难的时刻去调和他们的期望，那种期望认为经济进步将带来民主化，而实际发生的残酷的现实却是中国的经验已经持续地否决了这样的期望。令人沮丧地是，朝向一个真正开放社会的进步在中国进展的竟然是如此之慢，西方的自由派人士可能发现在中国未来成为一个民主化的候选国这件事情上去维持他们的乐观主义变得越来越难。以政策术语来讲，已经形成的针对与中国接触的思想上的案例将建立在更加不稳定的基础上。

国际社会应该以另外一种方式来看待中国，并且至少是在思想层面，开始为中国可能不仅无法完全实现其潜力，还且还会长期停滞下来这样一种不令人愉快的前景做好准备。对于中国未来的这样一种重新评估会在分析中国当前的转变以及解决它所带来的真正挑战上产生一种全新的并且更为现实的框架来。与其把中国视为二十一世纪新的超级强权，国际社会可能更要视其为一个表现不佳的巨人，它已经无法在抓住这一历史机遇来与其威权主义的过去作根本性的了断，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在所有可能性上，一个陷入到局部改革中去的中国会在相当多关键方面类似于一个无行为能力的国家(incapacitated state)。不像是一个彻底失败的国家，一个无行为能力的国家保留了名义上的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中央政府的权威。它的统治精英，通过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仍然是不受到挑战的。然而，在一个无行为能力的国家中，政府广泛的执政能力是脆弱的，即使它可能保留了一些有限的去有选择性地执行它的意志和统治的能力，但在这些宣示国家权力的情景下，其大部分作为只是在象征性层面确认了这个集权化的政治权威的存在而已。因此，在一系列广泛的被认为对于国际社会具有至关重要利益的事情上，诸如环境保护、防扩散，禁毒，移民，艾滋病毒/艾滋病的传播控制和减轻贫困，一个无行为能力的国家将无法履行其承诺或有效地实行它的治理职能。国际社会很可能会发现由无行为能力的国家所带来的威胁和问题最终来讲是更为沮丧并且更难以解决的，因为外交政策的传统做法极少具有有效的对策去针对国家暂时失去行为能力的情况，鉴于中国的巨大规模，及其在全球安全以及国际经济中的作用，由中国这样一个无行为能力的国家所带来的挑战只会超过国际社会提供有意义援助的能力（即便我们愿意承担）。中国的内部困境和弱点产生出的外溢效应(spillover effect)，不仅会影响许多国家的利益，而且也将使中国的问题成为整个国际社会的问题。

可能很少有人透过这些黑暗的镜头来观察中国的前景。但是人们都忽略了掠夺型威权主义(predatory authoritarianism)自身危险所具有的自我毁灭逻辑。


注释：

1. China’s growth during this period lagged behind the growth rates for Japan, Taiwan, and South Korea during comparable periods of economic take-off. Martin Wolf, “Why Is China Growing So Slowly?” Foreign Policy (January-February 2005): 50-51.

2. Thomas Rawski, “What’s Happening to China’s GDP Statistics?”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memo, 2001).

3. See Minxin Pei, From Reform to Revolution: The Demise of Communism in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

4. O’Donnell and Schmitter,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5. See Robert Ross, “Beijing as a Conservative Power,” Foreign Affairs 76(2) (1997): 33-44; Ezra Vogel, ed., Living with China: 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Norton, 1997); James Shinn, ed., Weaving the Net: Conditional Engagement with China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1996).

6. See Jack Goldstone, “The Coming Chinese Collapse,” Foreign Policy 99
(1995): 35-53; Gordon Chang, 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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