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网路传播杂志

3月17日，英国《观察家报》和美国《纽约时报》发布多篇报道，揭露一家名为剑桥分析的数据分析公司泄露了Facebook超5000万用户的数据，并用于帮助特朗普团赢得美国大选。如果“脸书泄密”发生在中国，会违反什么规定？泄密事件又给我们带来哪些警示？

如果“脸书泄密”发生在中国

对隐私问题，我国有多层立法模式

从网络实践看，网络隐私的范围很大，既包括用户的身份信息，也包括网络行为产生的数据。网络身份信息涵盖用户实名身份信息、注册信息和虚拟地址信息等足以精准到个人信息的数据，在法律性质上仍属于传统隐私权涵盖范围。至于网络行为产生的数据信息，因直接或间接都无法精确到自然人，所以法律性质更像是知识产权。所以，以网络实践为基础，在立法上，我国对隐私出现了多层立法模式。

一是，严格保护传统隐私权——用户个人信息，我国以扩张解释的系列刑法修正案构建起隐私保护的最严厉底线。

二是，区分个人信息与大数据之间的关系，《网络安全法》第76条明确了法律所保护的个人信息范围，即“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自然人个人身份的各种信息”。换句话说，除此之外的数据信息则属于大数据性质，不在隐私权保护体系范围之内。我国《民法总则》在三审稿中，曾将数据信息权明确列为知识产权客体，后因数据信息与隐私权关系尚未得到立法明确界定，出台时删除了这一款，以待即将出台的《个人数据保护法》再做最后定论。

三是，明确个人数据控制权。从201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开始，到《网络安全法》，再到《侵权责任法》及其司法解释，都分别将用户数据控制权作为人格权的重要基础性权利。特别是201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启的“一法一决定”执法检查中，重申了用户对自己数据的控制权，明确将账号删除权也作为执法重点，可见，最高立法机关对个人数据控制权的重视程度。

多层立法模式是为适应新经济发展

从立法现状的角度看，网络隐私保护的法律逻辑在于三点。

首先，身份信息等敏感信息是法律保护最高等级，任何人触犯都将受到刑事法律最严格的处罚；其次，对大数据等不可识别的隐私信息更像是知识产权，按照商业规则和惯例，以“合法性、正当性和必要性”的基本原则进行处理；最后，强化用户对自己数据的知情权、控制权和处分权，确保数据权掌握在用户自己手中。

多层级的网络隐私法律逻辑，主要是为了适应网络大数据经济发展需要。大数据的来源与它的商业价值一样广泛，其中用户数据是各个平台最重要的数据源之一。用户网络行为到底属于什么性质，决定着商业使用与隐私权之间的微妙关系。

网络平台采集用户行为数据进行商业使用的合法前提至少有三个：一是未经用户允许不得采集、使用和处分具有可识别性的身份信息；二是即便在征求用户同意之后，也不得违反法律规定或约定过度化使用，整个过程必须遵循“合法性、正当性和必要性”基本原则；三是平台在技术上和制度上，要确保用户充分享有对自己数据的知情权、退出权和控制权。

脸书违规获取数据侵犯公众隐私权

按照这种法律逻辑，假如“脸书”事件发生在中国，会违反什么规定，又该担何责？我们可以对该事件的几个重要行为进行分析。

第一个行为，涉事机构——剑桥分析委托脸书进行数据调查，其目的在于预测大选结果，而脸书却以“性格测试”为幌子，让27万用户在不知情的前提下提交了自己身份信息和社交信息。

第二个行为，脸书通过27万参与用户为渠道，获取了他们超过5000万的社交好友资料，并转交给委托方。第一个行为违法的根本原因在于，脸书对用户进行了诱导欺诈，获取他们个人信息目的不在于性格测试研究，而在于政治选举预测。这就直接导致用户授权属于“伪授权”，换句话说，脸书违法获取用户个人信息数据并以商业模式转让给第三方。第二个行为违法之处更为明显，参与测试的只有27万用户，而脸书获取的个人信息却超过5000万个。也即，绝大多数用户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个人信息被脸书伙同其他“好友”非法转让给第三人，这是典型的侵害个人信息犯罪的范畴。按照隐私法律逻辑换个角度，假设脸书从最开始就明确告知用户参加的项目是什么，所搜集、处分的信息类型、用途、期限等明确告知用户，经用户同意后再行处理的话，这个事件的性质就会大不一样。

专家解读：对我们的警示

“脸书”用户数据泄露事件发生后，公众的声讨，美国的“删除脸书运动”证明了公众的厌恶态度，“脸书”公司股票大跌，反映了公众的价值判断，但是我们还可以做什么呢？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CCF公共政策委员会主任熊璋认为，相关法律落后于技术的发展是客观的，如何伴随着技术的发展，及时健全法律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不可或缺。但是，法律也无法涵盖社会约束的全部，约束是规范、不是限制，没有数据的规范使用，就没有信息社会的健康生态，就失去了发展的基础。

必须建立适应信息社会飞速发展的健康生态，政府机构和商业实体必须有严格的数据采集、保存、传输和使用的规则，而健康信息社会生态的核心要素是人，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不仅仅是信息产业从业人员，所有全体民众，只要是这个社会的参与者，都有维护其健康生态的责任，或者说，每个公民都应该具备足够的信息素养，就像文化素养和科学素养一样，都应该在信息意识、计算思维、数字化学习与创新和信息社会责任几个方面加强修养。在中国，尤其是对青少年的信息素养教育刻不容缓，在中小学，应该注重信息素养的教育，而不是简单的操作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