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语：于建嵘教授是我的好朋友，我们对许多问题都有相同的看法，于教授也来过信孚指导工作，并受聘为信孚的客座教授，对信孚给予了很大支持和帮助。正如颜昌海兄所说的：于建嵘教授虽然是体制内的学者，但是他除具有专家学者的学识外，更重要的是具有一个知识分子的良心。作为他多年的朋友，我对此话更是深有体会。特录颜兄此文，供品读。

中国社科员院研究员于建嵘日前在在复旦大学的演讲中，谈到他访问台湾的故事。

2004 天他应邀到台湾去访问。台湾的邀请方给他的条件是在大学做一个演讲，然后可以进行15天的旅游、参观。当时他向邀请方提出一个要求，他说：“你能不能这样，他讲完后，你给我一张地图，你派一个司机，再派一个买单的，我说走什么地方就走什么地方行不行？”他们说，没有问题，你随便走。于是演讲完之后他从台北走到台南。

他问所有见到的台湾老百姓一个问题，“假如官员把你的房子拆了，怎么办？”99％的人回答说，“不可能，没有我的同意他怎么敢拆他的房子呢？只要这个房子是合法的房产当官的不敢的”。他说，假如拆了怎么办？台湾老百姓告诉他：到法院去告拆房的人，法官会依靠法律给他判决，而且是判他们赔很多钱。比如是合法并且是房主同意拆的，是10万块钱赔偿；而不经过同意，法官就会判他赔100万。

于建嵘接着问：“假如法官不依法判决，怎么办？”人家又回答他说：“不可能”。说台湾的法官在很多问题可能腐败，但是只有他有明确的产权和证据，他不能也不敢腐败。于建嵘接着问，“假如法官腐败了，怎么办？”台湾老百姓说，找议员去告法官。那么议员就会来进行调查，议员调查之后会就会开新闻发布会，议员就在议会提出建议；那么这个法官和这个政府官员麻烦就大了，他们呆不下去了，他们就完了。

于建嵘接着还问：“假如议员也腐败了，怎么办呢？”他一问到这个假如的时候，台湾人就很不高兴了，说你这个大陆人怎么那么多假如？没完没了的假如，议员再腐败，也会特别高兴管他这个事情。因为议员就是希望发生这个问题，因为有了这个问题，议员只要进行了调查，再经媒体一报道，这个议员就会成为英雄，成了英雄不仅可以当县议员、国会议员，最终还有可能成为阿扁。一般台湾的老百姓家里面有名片，收的最多的名片就是议员联系卡。老百姓若有麻烦，就要给议员打电话；一打电话，议员只要在不远的地方就会马上赶到。台湾的基层议员一来，一般都很兴奋，问遇到什么问题，都表示会为选民主持公道。

于建嵘接着还问：“假若议员就是不管你的事了，怎么办呢？”。台湾的老百姓告诉他，这很简单，下次选举时不投他的票，让他当不了议员就完了。

从上述的问答中，可以感觉台湾的民众很自信，而且充满了自尊，很有尊严。

因此，于建嵘说，他在台湾的访问经历很短，却让他想了很多问题。他认为，台湾社会也许存在许多问题，但由于初步建立了民主制度，实现了威权体制向民主体制的转型，台湾老百姓对整个体制有一个基本的认同。他们也许对某个领导人或某个政党不满，有很多抱怨，但不会对整个体制不满，甚至想推翻它。而他也走过世界很多地方，在一些现代民主国家，民众对待他的问题都有基本相同的答案。

中国大陆，和台湾有着一样的血缘，一样的文化，为什么台湾民众有那么多“不可能”，而在中国大陆却是实实在在的家常便饭？也就是说，台湾老百姓为什么有尊严，而大陆老百姓却总是被官权力踩在脚下，匍匐于公权力的淫威跟前？于建嵘总结为四个方面。

第一，要确认和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特别是财产权利。确权特别是对财产权的确认很重要。现在中国大陆在这方面存在许多问题。大陆的房产证是没有用的，因为不知道哪一天就会被政府强行拆掉。中国大陆老百姓不在家的时候甚至在睡觉的时候房子就被拆掉了。大陆农民的土地，说是“集体所有”，其实已沦为了少数当权者所有，搞一个什项目就让农民无房可住，无地可种，无业可就；可是社会保障，却没有“三无农民”。大陆的工人在工厂工作了几十年，突然说改制了，你就得下岗而且什么也没有。这样的事，在中国大陆到处都是。有一个上海女市民到北京上访，她跪在地上说，“天啊，给我他房子，我要一个地方安身，我在生存啊”。假如一个宣称执政为民、以民为本的“社会主义国家”，连他们老百姓最基本的权利都不能保障的话，又有什么理由让他们民众理解他们的政府。政府要让你的人民对你理解，就要首先明确和保障他们最基本的权利。这个权利，是现代社会的公民权利。

第二，要有权威的司法制度，要让司法成为民众权利救济最后的底线。一个现代社会，社会成员之间或民众与公权机关发生了纠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权利被侵犯了，得不到应有的救济。假如司法不能保障民众的法定权利，那么司法就不能成为社会公平公正的底线。事实上，中国大陆司法体制存在着太多的问题，老百姓已不相信司法能给社会带来公平和公正。无论一个什么样的判决，当事一方都有可能告诉说，“我不服！因为司法腐败！”为了这个不服，公民选择上访，选择进京寻找大领导的上访，他们中有人为“领导批示”在北京坚持数年。而大陆的执政者却对信访这种典型的人治制度津津乐道，甚至把其当成主要的社会救济方式。而在现实中，民众则在长期的上访中因被劳教或送进精神病医院失去了对国家司法的最后信任。所以，他们要抱怨这个不公平的司法制度；而且不仅仅是抱怨，他们还要抗争。这个抱怨和抗争，就是为建立一个公平公正而有权威的司法制度。

第三，要有真正的代议制度，让大陆的人民代表真正能代表人民。我们每一个人不可能直接管理这个国家和社会，我们需要自己的政治代表。现代民主制度中的代议制是人类社会文明的结晶。人们可以通过选票决定谁来代表他们的利益。但这种制度，中国大陆有吗？当然从行文法来说，大陆是有的；但现实中，中国大陆现在还没有。在中国大陆，有多少公民参加过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而这些代表又代表了谁，是谁的代表？大陆公民只知道有“三个代表”，但却不知道“三个代表”在什么地方。若不改变这种制度性的缺失，人民就不会有代表。

第四，要有一个开放的媒体，让民众的抱怨有正常的宣泄。假如人们都不能真实地表达自己的不满，他们只能在家里抱怨，可能最后走向街头，用大砖头表示他的抱怨。为了让民众不抱怨和不走向街头，就必须给他们抱怨的机会，让他们有正常的渠道发泄他们心中的不满。现在的媒体有了一定程度的开放，一个重要原因是网络的开放。网络开放是由于有现代科技本身的特点，不是当权者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而是没有办法的问题。可是今天的网络，却远没有早几年开放。

但相较于前三个方面，开放的媒体，效果会快一点。一些群体事件往往都是一些网络媒体的关注，最后才引起对官员的问责追究。网络媒体现在对官员的关注可以细致到比如白天开什么会议？抽什么烟？晚上喝什么酒？甚至晚上跟谁睡觉，都可以深入揭发。所以说，中国改革的突破口，还是媒体独立的报道。

实际上，中国大陆的民众是最善良与最容易被管理的。大陆的农民，政府只要做到不对他进行剥夺，就谢天谢地了。为什么今天有每年10万起群体事件？因为政府抢了人家的土地，拆了人家的房子，剥夺了他们依法应有的权益。

于建嵘教授的演讲，使人想起当年龙应台有一名言：“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那么，像他这样的知识分子，现在有独立的看法在中国是不是一个主流？我们现在的执政者对他所讲到的一些问题和指明的方向有没有在短期能实施并且引进西方政治制度的可能性？这些问题值得人们认真思考。不过应该强调的是，大陆知识分子应该去研究大陆民众为什么走向街头？为什么砸市政府，为什么打警察。执政的人要知道应该怎么改，改到老百姓对他认同，改到老百姓说他真的执政为民。

于建嵘说，前不久《人民日报》下来的一个非常有影响的刊物，约他写的一篇文章。当时他在河南的洛阳调查，他们给他打电话，希望他在这篇文章讲一讲的官员和民众“都不容易”的问题，而且重点要讲人民应体谅政府和官员不容易，让人民体谅国家领导人“不容易”，并说这样，官员和领导人看了后就会高兴，也有利于社会和谐。他当时是这么回答说的：“官员不容易是事实，如果官员感到干不下去了，可以下台啊。从来没有求着他们来管他们。”所以他说，这样的文章他不写。他们又跟他谈，说还是希望你写一篇文章，现在中国社会发生了这么多的问题，能否让我们的人民知道一个和谐的社会是一个相互理解的社会。他说，这一点是不错的；但是一个国家的安定首先要民安定，而民要安定首先关心民生，假如一个社会都不关心民生，假如他们的知识分子都不看到民间的疾苦，你要民众如何理解呢？人们只要走近真实的中国社会，就会感觉到各种抱怨充满了中国社会。他建议这些人说，如果有机会，可以看一看石首事件的录相，就会感觉到几万民众用砖头，用愤怒面对我们武警的时候，难道说一说你们要理解政府，你们要克制就行了吗？不行的。所以不能简单地指责民众不理智，而更需要去研究民众为何愤怒，为何走向街头，为何敢于与武警对峙。

可以说，于建嵘教授虽然是体制内的学者，但是他除具有专家学者的学识外，更重要的是具有一个知识分子的良心。在这种良心的指引下，他固守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尊严。也因此，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如果要让中国大陆的老百姓都具有尊严，那么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就要在内心里晨省夕惕，要想台湾专制前的知识分子一样，做到有良心、有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