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校方以有组织有预谋、接受境外资金资助和联系境外媒体报道污名要求信息公开的学生。时评人长平认为，这些话语是反人类、反文明的权力魔咒。
抬起头来，看见蓝天之下，成群的大雁排成人字，有组织有预谋地向南飞，我们不会说它们正在犯罪；低下头去，看见泥土堆里，千百只蚂蚁协同配合，有组织有预谋地搬食物，我们也不会说它们正在犯罪。大雁和蚂蚁，也不必辩称它们是个体性的自发行动，只是碰巧凑到了一块儿，看起来像集体行动而已。
人和大雁、蚂蚁一样，是群居动物，也叫社会性动物，而且人具有高度发达的社会性，据此发展出我们为之自豪的人类文明。有组织有预谋地从事社会活动，既是人的动物本能，也是文明教化的要旨。地球上有一个地方叫中国，那里的民众却对”有组织有预谋”避之惟恐不及。很多人一起遭受了冤屈，自然而然地集体上访，却要佯装是分别行动，碰巧途中相遇；甚至青年学生学者组织起来定期读书，也会被警方以”有组织有预谋”为罪名抓捕；最新的例子是，北京大学十个学生，一起去向校方依法申请信息公开，被校方指控统一着装、均戴口罩，是”有组织有预谋”的行动，而学生们竟然需要辩解称是个体自发行为。
有人可能会说，”有组织有预谋”之所以成为罪名，是因为组织者没有事先进行社团登记，活动前没有向警方申请。这是对社团登记的误解或者滥用。登记和申请制度是人的社会性高度发达的成果之一，目的是为了更好地集体行动。只有当人们组织起来，需要更多的社会服务，比如需要组织名义的银行账号，需要警方维持秩序，或者更方便地和他人协商，借用公共空间，请求暂时让渡其安静，才需要登记和申请。组织一个读书会，邀约几场饭局，相互帮扶进京上访，在宿舍商量后统一着装去向校方表达意见，都是有组织有预谋的活动，但并不需要登记和申请。
有组织有预谋地犯罪，比如贩毒分子和恐怖主义，会加大罪恶的危害。但它错在犯罪，而不是有组织有预谋本身。
更不用说，中国的现实是，一方面最大最活跃的政党组织并没有登记注册，另一方面上访者、读书人和申请官方信息公开的学生，根本不可能获得登记和许可。
无论怎样限制和打压，人都要有组织有预谋地生活，而且随时随地，难以弃舍。将有组织有预谋污名化、犯罪化，那是反人类、反文明的行为。人们需要为有组织有预谋这样的本能和社会性辩解，这是极其荒谬的现象。
专制体制就是性侵体制
中国高校屡屡曝出教师利用职权性侵学生的丑闻。曾在北京大学任教的”长江学者”沈阳被指控，二十年前性骚扰导致其学生高岩自杀。当年校方进行了调查并给予沈阳处分，舆论认为校方包庇沈阳，处理不公，为此，岳昕、张震林等北大学生要求校方依法公开当年的相关信息。
校方以当年会议未留记录、别的文件因工作失误找不到了等理由拒绝公开信息，明显敷衍塞责，同时将更多的精力用于打压学生，多次约谈至深夜，而且还在半夜一两点召来家长，闯入学生宿舍要求删除网络文章和手机信息，甚至以”影响顺利毕业”进行要挟。岳昕的母亲在高压之下，”嚎啕痛哭、自扇耳光、下跪请求、以自杀相胁”，她不得不随母亲回到家中。但她仍然勇敢地发表了公开信，向校方提出公开承诺不施压家长、不影响其顺利毕业等要求，并声明保留法律诉讼权利。
岳昕的反抗在中国社交媒体引起巨大反响，官方紧锣密鼓地贴身删帖，但是她的公开信、过去的文章和访谈，以及网民支持和讨论的声音，仍然以各种形式顽强登场。具有民主传统的北京大学”三角地”甚至出现了”声援勇士岳昕”的海报，在”六四”之后官方严防死守、力图摧毁”三角地”的情势之下，这是极其罕见的勇敢抗议。
在西方”Me Too”运动激励之下，中国学生反对性侵，合理合法，北大官方何以阻挠？我们应该看到，这个专制体制就是性侵体制，大小官员一旦被”反腐”，指控中几乎都有利用职权性侵或强奸这一项。他们未曾落马之时，跟现在正执权柄的官员有什么不同？护沈阳之短，就是为自己遮丑，并让这种性侵体制长治久安。
这就毫不奇怪，官方打压反对性侵的女权主义活动和大学生行动进行的用心，远远多于防范性侵本身。但是，他们毕竟不能公然以护短遮丑维护性侵体制作为理由。于是，像巫术咒语一般笼罩着中国社会的”有组织有预谋”等话语大棒就被随手拾起。
坦坦荡荡地接受境外资金，联系境外媒体
同样被反人类、反文明地污名化、犯罪化和魔咒化的另外两个话语，也同时用来指控这些要求信息公开的学生：获得境外资金资助和联系境外媒体采访。
异议人士、人权律师和女权活动家都不得不为这些”罪名”辩解。再次，中国那个未经登记注册的最大政党，也就是权力无处不在的执政党，从其诞生、壮大到夺权的暴力革命过程中，无时无刻没有接受境外资金资助。甚至在建政之后，枪毙、斗死、饿死、关死几千万人，把国家搞到民不聊生，不得不”改革开放”，再一次靠巨额境外资金支持维持了统治，发展了经济，甚至”大国崛起”。
尽管境外资金资助过这样的权力怪兽，但是，相对于被这只怪兽控制的大多国内资金来说，境外基金会仍然具有更加合理的申请、批准和监管机制，也有更加人性、公正和远见的项目诉求。直到今天，境外NGO投入到中国的钱，大多数进了政府的腰包，但是其余部分仍然为中国的扶贫、教育和公民社会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如果中国大学生以申请到国内奖学金感到荣幸的话，那么毫无疑问，他们更应该坦坦荡荡地为获得境外资金的资助而自豪。
至于境外媒体，尽管它们并不总是能准确报道和深入分析，但是比起公然姓党的中国媒体，其更多元化和更公正性无需辩论。在人权、言论自由和信息公开等特定议题上，接受境外媒体采访要比接受国内媒体采访正当得多，也正直得多。
长平是中国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作家，现居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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