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企盼得到世人的谅解，我仅仅想说，孩子是我的一切，当时那种情况，也许我只能选择那样做！”
【编者按】：“电视认罪”是北京政府针对异议人士及刑事罪犯经常采用的手段。一份日前由非政府组织Safeguard Defenders发表的报告披露了多位曾经在电视上公开认罪的中、外人士的切身经验，包括知名的中国维权律师王宇。这些被控犯罪，但尚未审判确定的嫌疑人，为什么愿意在审判前“电视认罪”？ 他们背后的挣扎和考量是什么？王宇接受访谈时，表达了“电视认罪”前后的煎熬和复杂心情。端传媒取得了王宇女士受访的全部内容，经本人同意之后刊出。文中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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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用简短的语言说明，上电视接受采访，这期间我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至今难以形容，而且我不知道怎么去讲述。我其实想尝试将详细的过程说出来，但总是觉得很难过，仍然难以克服心理阴影。但我知道我应该说出来，哪怕仅仅以这种简单的形式。
事实上，2015年7月末，我刚刚被抓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当时还在北京的指监（编案：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每天审讯我的警察就开始游说我，让我上电视接受采访，而且有一天还强行把我带到中央电视台，那时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2015年9月8日转到天津指监后，天津的预审也多次游说我，让我上电视接受采访。我仍然拒绝了。
2015年10月10日半夜，我刚刚睡着就被叫醒了。看守我的小姑娘告诉我说，一会儿预审来。我问她们现在是几点了？她们告诉我半夜十二点，我在心里画了个大大的问号。
看见儿子名列嫌犯，当场昏厥
我刚刚穿好衣服，两个预审就进来了，他们满脸的凝重，我们都坐好后，他拿出两页纸递给我。我打开一看，第一页上是云南省公安厅发给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的一份电报，上面写的内容大概是：在云南抓到几名偷渡边境人员，其中一人是内蒙古的，姓名包卓轩，年龄16岁，是乌兰浩特一中学生；第二页上赫然是我儿子的一张大照片，明显是像我们被抓后送到看守所时办理入所手续时，背靠印有标尺的墙壁拍摄的，照片下面写着：犯罪嫌疑人，包卓轩。我看完之后当场就昏厥过去了，不知道多久之后我才醒过来，我当时躺在床上，身边有几个平时为我们体检的医务人员。我这时仍感觉天旋地转，无法呼吸，那几个医务人员看我醒来了，说我血压太高，给了我吃了一片降压药就离开了。
这时，预审进来了，告诉我说，你儿子被反华势力给带走了，但所幸的是，公安人员把你儿子带回来了，现在在云南，你要不要救你儿子，就看你的态度了。我当时真的都懵了，问他们，怎样救呢？他们说要录个视频给公安部领导看，表明你的态度，我说录什么视频？表明什么态度？他们把要我说的内容写到一张纸上，让我背下来，大概内容是谴责某某反华势力什么的吧？记不清了，内容不多。然后，他们打开平时审讯时用的电脑摄像头，并且对我说，你看，这就是给上级领导看的，要是给你放到电视上，那就要用正规摄像机了。过了两天，他们来告诉我说，领导看了很满意，你儿子已经被放回乌兰浩特了。
这是第一次所谓“上电视”的经过，但当时我根本不知道要上电视，直到我被送回乌兰浩特后，我才逐渐在我父母和朋友处得知，那时他们毁掉了对我不上电视的承诺！
认罪，就能得到“宽大处理”
2016年，大约是在4月份，我当时已经被转入天津市第一看守所，那时我刚做完了乳腺手术，包括看守所的管教和预审在生活上对我都很照顾，特别是管理我那个监室的女管教一直待我都很好，她时常会带我到监室外面聊聊天，或者给我带一些监室里没有的吃的东西。
人那，真的是很奇怪的动物，其实，我们现在想来，这些都是我们应有的最基本的权利，但由于我已经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每天都被关在屋子里，每天都吃得很差，所以有人给了你一些基本的权利，给了你一点温暖，比之前有了一点点改善，你就会感激不尽。可能这就是所谓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吧？
预审说如果我能够配合他们的工作，我当然可以得到“宽大的处理”，也就是说，我很快就会被释放。那段时间他们也不再像以前一样，会用“我们明天就把包龙军和包卓轩给抓起来！”这样的话来恐吓我。那时我已经知道了我丈夫包龙军也被抓了。他们不断提醒我：只有我先离开了看守所，我丈夫包龙军才能出去，我儿子出国留学的愿望才能实现。
那么是什么样的配合呢？他们说，你们这批人都需要有一个好的态度表达出来，才能得到宽大处理。过几天会有公安部的领导来，他们要我向领导表态：“我现在已经认识到了我自己的错误，我是被蒙骗、被利用的，要谴责那些境外反动势力，要感谢公安机关对我的教育和帮助。”从那时起，每次预审提审的时候都没有再去提审室，而是在看守所管教的办公室里了，并且看守所还特意布置了一个房间给我，用来吃饭和背诵准备资料。
一而再，再而三重录
大约是四月末的一天，预审把我带进办公室，告诉我说：今天有公安部的领导来了，要让我做个视频，他对我承诺，这仅仅是给上级领导看的，肯定不是放在公共媒体上的，所以让我放心，就按照他们平时给我写的稿子来背一下，而且背不下来也没有关系，可以重新录制。并且他们还说，你们这批人都是要录像的，要等一个个安排时间。我向他们确认了多次，他非常确定的说绝对不是给媒体报导的。但我那时对于录像还是非常抵触的。
大约过了将近一个下午的时间，下午四点左右的时候，我又被带进管教的办公室里。等了几分钟，进来一位大约五十多岁的人，穿着便装，他身后跟着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带着一架摄影机。他们进来之后，和我说了一些类似于会给我们出路之类的话。这两年我的记忆力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即使我一直在努力找寻之前的每一个细节，可是具体内容我一点都不记得了。我也询问他，这个视频究竟是给谁看的呢？他也一再向我承诺，确实是给他们的领导看的，绝不会放在公共媒体上。
年轻人准备好摄像机，年纪大些的人开始向我提问题。具体是什么内容我忘记了，但基本上都是平时预审教我说的内容。我说得很不好，一方面我的记忆力真的特别糟糕，另一方面我对此也还是有所抵触。有些问题因为我的回答很差，他们会反复问，让我反复回答。大概过了三四个小时他们才走。
大约过了二十天左右，那位所谓的公安部领导又来了，说上次录的效果不行，要重新录。
但重新录制之后，过了两天预审说，效果还是不行。这次他们拿来了摄像机和电脑，他们把要求我说的内容都放在电脑上，并且放很大的字，就让我直接对着摄像机读电脑上录制好的文字。通过多次录制后，他们终于认为合格了就离开了。但过了两天他们又来了，说还是不合格。要我重新录制。但这次录制后过了几天他们说还是不行。
期待“领导”信守承诺
大约到了六月初，好像是端午节的前一天，预审特别把我从监室里带出来，告诉我说，他们的一个领导来了，要和我谈谈，我是否能离开那里，就全凭我的表现了。
我们在那个房间里等着，不久，进来两个着便装的年龄大约五、六十岁的男人，出乎意料的是他们两个进来后居然和我握了握手，这让我很奇怪。后来得知他们是天津公安局的副局长和处长。他们简单的和我聊了聊最近的生活和我的身体状况，然后就让我对自己做个简单的评价。我对自己的评价当然是我认为我是一个好人，也是一个好律师，为人处事是以善为标准，工作中我非常敬业，一直都被当事人所认可。那之后，他们经常到看守所把我带到管教办公室里聊天，同时进一步游说我，要我接受电视采访，我都拒绝了。到了七月初，我已经忘记他们来了多少次之后了，我们在管教的办公室聊完，预审又单独找我说，你好好想想吧，你要是不同意上电视，你能出来吗！你丈夫包龙军能出来吗！你儿子能出国留学吗！
我陷入了几昼夜的苦思冥想。我当时考虑到，我和我丈夫都被用这种方式关押着，和外界没有一点联系，这种情况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我们那可怜的小儿子一个人在家里不知道是什么情况，虽然预审告诉我说他已经被释放回到了乌兰浩特，可是他也可能受到严厉的管控，没有爸爸妈妈在身边，他今后怎样生活呢？另一方面，来和我联系的两位所谓的“领导”看上去还不错，应该是会遵守承诺的，经过这么多天的沟通，我认为他们还是有很大的可信程度的，而且从最近一段时间来看，他们并不像我刚被采取强制措施关押在北京时那样凶恶，而是对我逐渐有了比较好的态度。
最后我决定冒险答应他们这个条件。我当时的想法就是非常渴望见到我的儿子，我想，如果我不出去，我儿子就不能出国留学，他在这里会受到怎样的伤害？我不知道！但肯定要受到极大的伤害！即使多年以后我会出去，但那时的孩子也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情况了？他的这个年龄正值青春期，一旦受到伤害就会终身有阴影。我要尽一切努力，争取让儿子摆脱当前这种困境，让他能到自由的国度去学习生活，避免他受到更大的伤害……那样，就只有我出去才办得到！我深怕我的儿子的一生都被毁了，他必须走，他必须离开这国，这就是我当时最为迫切的想法。所以，不管我受到怎样的委屈，我也要拼命去试一下。
为了见儿子，只能认罪
之后，我答应了他们这个上电视的要求，但要求在离开看守所之后才接受电视采访。就开始按照他们准备好的稿子背，同时他们还安排了多次的排练，差不多在离开看守所之前，每天都要进行排练。最后，2016年7月22日他们为我办理了取保候审手续，带我离开了天津市第一看守所，到了位于天津市蓟县盘山脚下的天津市公安局培训基地，在那里，我待了大约十天左右，然后搬到了天津市和平宾馆。大概是8月3、4日那两天，我在天津市和平宾馆附近的一个小洋楼里接受了采访。
我那时都是完全受他们的控制和安排，虽然我百般的不愿意，但一想到我没有其他办法，只能通过这个方式见到我的可怜的小儿子，才有机会为他筹划相关事项，我也就只好这样继续下去了！
8月4日中午，我在他们的安排下接受完采访后，下午四五点钟见到了我的小儿子，他搂着我大声的哭了很久，我也搂着孩子默默的流泪。回来之后，我逐渐了解到了孩子在那一年多的时间里受到了怎样的伤害，而且，残酷的现实还让孩子患上了较严重的抑郁症。
8月5日，我和儿子见到了刚被取保的他的爸爸包龙军。
那之后，我一直都非常压抑，我们一家随后被软禁在乌兰浩特，我不知道外面的信息，但我儿子和他父亲经常就我在电视上接受采访时说的话嘲笑挖苦我，我一直都在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和压力。有一次我忍不住了，问我儿子：儿子，你说你是要妈妈忍着委屈上电视，然后就和你在一起了；还是要妈妈不上电视，现在还在监狱里呢？儿子果断的说，我要妈妈和我在一起！
有了儿子这个想法，我想我无论受了多少委屈和伤害都是值得的。因为当时我能和儿子在一起的唯一途径就是这样做，那我就只能这样选择。
我所做所思所想基本就是这样，我已一一做了说明，我不企盼得到世人的谅解，我仅仅想说，孩子是我的一切，当时那种情况，也许我只能选择那样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