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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前的六四晚会，滕彪不顾国保警告，现身香港维园演说。一句“退无可退”，说的是香港，也预告了自己的人生——那时的他还不知道，自己和妻女即将流亡。
四年前的六四维园烛光晚会，滕彪当时还是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教授，也是执业律师。他不顾先前国保的警告，现身发表演说。台上一句“退无可退”，说的是香港，也预告了自己日后的人生。摄：萧茜晴/端传媒
四年前的六四纪念晚会，香港维园聚集超过18万人，滕彪当时还是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教授，也是执业律师。他不顾先前国保的警告，现身维多利亚公园发表演说。台上一句“退无可退”，说的是香港，也预告了自己日后的人生——只是那时的他还不知道，自己和妻女即将流亡。
六四事件发生那时，14岁的滕彪就读于桦甸四中。桦甸，吉林省里的穷乡僻壤，世代务农的滕家，又是桦甸最穷的人家。埋首书堆的滕彪，隐约听说长春、大连那儿都有游行，但那全都不关他的事——考大学是人生唯一大事、也是脱贫的唯一方法。
一年后，他考上北京大学，受六四事件影响，中共中央规定1989至于1992入学的所有北大、复旦新生要接受一整年军训、加强政治教育。他一边念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练习踢正步，一边接触到了思想活跃的同学，偷偷接过一本又一本关于六四真相的书。对世界的看法，于焉改观。
2003年起滕彪在中国政法大学任教，也在北京的律师事务所执业，开始逐步介入维权案件。2003年，一名青年孙志刚在广州收容站被收容所员工毒打致死，滕彪、许志永、俞江等律师联名致书全国人大常委，要求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这部法律最后被政府宣告废止，这场史称“三博士上书”的行动，堪称中国“司法维权”的时代结结实实的一座里程碑。
2005年，维权人士陈光诚邀请滕彪前往山东做“暴力计生”调查。陈光诚接受《端传媒》采访时记得，调查采访当天温度（摄氏）37度多，他们蹲在院子里、墙堆旁、树荫下，现场挤满遭受计划生育单位暴力迫害者，两人一边听著一个又一个受害者的故事，一边还得摆脱中共派员的尾随，衣服早湿了一身。累了一整天，村民给他们准备了面条，滕彪却说吃不下。陈光诚以为是太热了，问了半天，滕彪这才开口：“主要是故事。听完这些，我吃不下去。”此后，陈光诚老唤滕彪为“滕彪兄弟”，至今仍是战友。
和其他维权律师一样，滕彪遭连续搧耳光、剥夺睡眠、关押期间每8到10天才被允许洗一次澡、每天同一坐姿面壁18小时、连续一个多月强制戴手铐等，并且遭威胁：“再也看不到你的孩子”。
从2003年起之后十多年，中国重大的维权和营救事件，滕彪几乎无役不与。他的妻子王玲在公开信中这样形容他：“不知道回避敏感案件，从计划生育、毒奶粉、黑砖窑、家庭教会、拆迁、酷刑、冤案，到非常危险的宗教案件和少数民族案件，他傻傻地一路走下来，伤痕累累。”
2011年，他被囚禁长达70天，和其他维权律师一样，遭到了刑讯逼供：连续搧耳光、剥夺睡眠、关押期间每8到10天才被允许洗一次澡、每天同一坐姿面壁18小时、连续一个多月强制戴手铐等，并且遭到言语威胁：“让你再也看不到你的孩子”。之后虽然获释，但头三个月，滕彪不太敢说话，“但我过了两三个月就恢复了。”之所以能恢复，他说，是因为自己内心足够强大。
2012年，他受香港中文大学邀请，成为“人权与公义研究中心”访问学者。 2014年9月，哈佛大学发给滕彪访问学人邀请，他计划带著妻子和一对幼女赴美。出发前夕，妻子王玲和大女儿却被中国政府限制出境、进了中共的黑名单。滕彪只身带著年仅7岁的小女儿前往美国，隔海与官方数度交涉未果。他认为，中共借此对他展开警告与报复，留了妻女在国内当“人质” 。为了一家人自由和团聚，他找上了泰国的人蛇集团。
2015年春节，还在深圳上班的王玲带著女儿回北京老家，向年迈的父母告别，表面说的是公司奖励出国旅游，但王玲知道：这一别，也许就是一生。历经三周偷渡，颠沛流离之后，当年3月，一家人终于在美国团聚。
流亡期间，滕彪更频繁地写文章，也计划写书。美国律师协会（ABA）邀他出版个人回忆录，记录2003年以来，在中国代理人权案件经验、中国维权运动发展、维权律师处现况、被关押遭受酷刑的经历等，书名都取好了，就叫《黎明前的黑暗》（Darkness Before Dawn）。
对方寄来了合同，他签了字，拟好细部的写作计划。2015年，出版商歉然地告诉滕彪，公司害怕出版此书会激怒中国政府，让其他该机构在中国运作中的项目发生风险，因此只能拒绝出版滕彪新书。从那之后至今，滕彪仍在寻找愿意支持这个计划的出版商。
2015年的三月中旬，哈佛校长佛斯特（Catharine Drew Gilpin Faust）前往中国会晤习近平。当时滕彪正准备三月底在哈佛的一场演讲，与他同台的讲者还有流亡美国的维权人士陈光诚。一日，一名哈佛大学高层找来滕彪，当面对他表达：“校长见完习近平，回到美国，你们就在哈佛搞这么一个演讲，不合适。”对方的态度严肃而坚决，演讲还没宣传，就无声无息地被取消。
王玲也受到了牵连。流亡美国时，王玲原本继续替中国LED制造商利亚德公司工作，这个她待了17年、一路做到国际业务部副总经理的的公司，一年多后终于受不住压力，王玲在2016年9月“被离职”。
中国不能待了。那以自由民主人权立国的美国，也不见得容得下他。滕彪在去年应中国一所艺术机构邀请，在水墨画上题字。他题了这样一句：“雁影枯云尽，何处是我家。”
原乡已经太远。流亡以来，滕彪走访停留多个地方，倡议民主运动。今年初，滕彪访问台湾，不像一般学者下榻市中心的星级饭店，他选择宿在双北市蛋黄区边缘的一处铁皮民房的友人家。我们在此进行访谈。进行到一半，摄影记者拉来一张椅子，一边测著光。滕彪的思绪没停，一边应答，眼神却再也离不开那张空椅子。我问他想到了什么？
是啊，刘晓波，他答。
滕彪第一次被绑架时，是在2008年3月。他事后知道，刘晓波还专门写文章声援他，题为《黑暗权力的颠狂——有感于滕彪被绑架》。刘晓波在去年肝癌离世，滕彪写下《作为人类精神事件的刘晓波之死》。早在刘晓波起草《零八宪章》时，滕彪就帮他征集签名。两人最后一次见面，是在2008年，两人在北京的餐馆，众人喧哗的饭局上，悄悄就《零八宪章》的草稿交换意见。那一面之后，两人就没有再见面。“他到死都不能自由。西方国家束手无策……。”滕彪如是惋惜著老友。
[…]端：你也提到了海外民主运动面临打压，谈谈这部分及你个人遭遇？
滕彪：国内维权、海外民主运动的诉求都是人权。国际大环境在1989之后，对人权议题愈来愈不愿意向中国施压。现在有的一些运动，规模也比90年代初小得多。因为海外民主运动得不到资源、得不到支持，某种意义上，面临被边缘化。
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震惊全世界，很多学生领袖到西方受到很多欢迎和支持。那时很多人，包括西方学者、政治人物和这些流亡的民主人士，他们觉得共产党很快就会垮台。天安门事件后，他们得到很多支持。西方也对中国展开制裁。
但后来，西方对中国从制裁变成appeasement（绥靖）。共产党反过来，没有垮台，而且愈来愈强大。这样的话，民运就被边缘化。
在海外被骚扰的例子很多。先谈谈别人例子，比如陈光诚在美国的家里被放过老鼠药。有些人因为他们在海外的活动，导致中国家人被抓、被警告。比如长平，家人被带走；又比如北风，被当局怀疑他跟新疆公开信事件有关，就绑架他的父母，带去强迫旅游。
我还在国内的时候，被强迫旅游过很多次。其实做维权的在中国，一定会遭到各种各样的警告、骚扰、跟踪、限制人身自由。软禁的话有分程度，有些完全出不去自己家门，其他人也进不来，像陈光诚、刘霞、高智晟、胡佳，那是最严格软禁。有的稍微松一点，我被软禁的时候，我送孩子出门，就坐他们的警车，送完再坐他们车回来、再软禁。
2014年访问伦敦时，一个黑天，我在伦敦罗素广场，突然出现骑摩托车的两个人，从我身后飞快把我电脑包抢走。我下意识地保护电脑包，那里面有我的护照，被抢走的话我就完了，我就会被困在英国。一瞬间，我死活不放，他没有抢成，但我趴在地上被拖出去，拖行了好几十米。
即使我们在海外，中国政府透过各种方式，间谍、便衣、各种人，对我们的软的、硬的、各种报复和威胁，他们肯定会持续去做。对我个人来说，我不害怕，害怕也没用，恐惧也没用。你恐惧的话他目的就达到了。就破坏你的心理安宁、破坏了你的正常生活。
端：谈谈当时被限制出境和偷渡的过程？
王玲：我被限制出境后，滕彪和小女儿（从香港）去了美国，我带著大女儿在深圳生活了7个月，我们照常上班上学。2015年春节，我带著女儿回北京老家，向年迈的父母告别，缘由是工作表现优秀，公司奖励旅游，还得见见国外客户，假期得出国一趟。
这场逃亡历时3周，砸了十几万人民币。我与父母拜别后，对9岁的大女儿说：“咱们去adventure travel（冒险旅游）！”然后就依人蛇指示，直奔云南西双版纳。到了约定地点，人蛇让我等电话，在电话中再指示她搭乘出租车，走了400公里，到了中缅边境的某个口岸。那师傅一路上满肚狐疑，问我：“中缅边境果敢正在打仗，死了一万多人，人都从山里逃出来，你们咋要进去？”我说：“哎，去看个亲戚。”
到了口岸，前方来了四处张望的缅甸人。一切都凭感觉，我直觉那人是来接我的，眼神一递过去，那人一点头，我们母女就上了摩托车。那老缅不会中文，一路沉默，事后想想那时被拐卖了都有可能，但我没时间想那么多，只求赶紧离开中国，一路狂飙著被载上山道。我心里一边盘算前方险路，一边跟女儿说，咱们没玩过这游戏呢，这实在太好玩啦，我就喊啊，女儿在颠簸疾行中兴奋地哇哇叫啊。上山下山再过河，一路玩到金三角。
我们从缅北搭车到了缅甸南部，对方就不见了，换了另一个人来接。言语不通，就靠著比手画脚解决。我们也有见过不靠谱的人，住过不安全的酒店，我女儿也住得不舒服。我们后来跳上必须以手作桨的简陋竹筏，偷渡到了泰国，又行经陆路、水路，见过一个又一个来接应的人，从泰北一路向南，最后被告知没有入境章，所以无法从泰国赴美。我一边想办法联系接应，一边替女儿安排骑大象、丛林溜索、寺庙巡礼，玩著玩著就偷渡到寮国，再偷渡回泰国，她很开心。关关难过，最后我们取得合法方式，从泰国搭机直飞美国。
2015年3月，王玲与大女儿终于偷渡成功，一家人在美国团聚，拍下这张难得的全家福。受访者供图
端：你在2000年初头开始做维权律师时，当时对于体制内改革应该是有期待的？会觉得这十多年，是期待的一路破灭吗？你心中对中国改革所想像的路线图是怎样？
滕彪：最开始的时候，很多人对体制内推动渐进的改革、推动法治，是抱有期待的。尤其孙志刚事件之后，人们会对体制内改革产生期待。
当时还有个说法是“胡温新政”。胡温在开始的那几年，和现在的习近平比起来，那是松多了、非常松了。当然从政治体制上没有变；一党制、党对司法、媒体的控制，都没有变。
即使如此，维权人士、大量自由派和知识份子，是对体制内的改革或“体制与民间的互动”是有期待的。后来，慢慢的很多人失望、很多人破灭了。但是从整体上来说，这个东西（体制内渐进改革）在习近平上台之前，仍然是国内支持自由派知识界的主流。
2016年我和王天成编的书：《回到革命：中国大转型前夜的激辩》仍然是这股思潮下的产品，我们不主张暴力革命，倡议“非暴力”和渐进改革，收录了很多主张革命（绝大多数是民间非暴力革命）的文章。很多人谈到革命就以为只有暴力形式。实际上，20世纪60、70年代之后，马丁路德金就倡议非暴力，89年天安门运动是一个极其的、典型的非暴力运动。
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对传播自由主义思想贡献很大，像贺卫方、茅于轼、刘军宁、徐友渔、李承鹏等等；广义自由派包括异议人士，刘晓波、陈子明等，但他们发言的平台受到极大限制。主流声音就是要政治体制改革，如果共产党能主导政治体制改革，渐进走向民主化。我们实际上是用法律维权，来作为推动民主的策略和杠杆吧。
在2003年那会儿，我对“体制外互动”曾经有期待，有幻想，但很快就破灭了。这也使我和上述人士的主张有分歧。
其中一点就是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对于现在的宪法、一党制，我和一些像莫之许、刘晓波等人是彻底否定的。但体制内、有自由倾向的学者。绝大部分是不公开挑战（现行体制）的。
另外一个是渐进主义。很多人希望民主，但是说“革命快了不行”，必须要慢慢来。在共党的主导下推进，这样最好。
早就应该要人看到，期待中共主导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不可能的。他（中共）不会主动放弃一党专制。这有各方面的原因，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原因，国际政治原因。共党不会主动放弃一党专制。
回到我们的倡议：愈来愈多成功的革命是非暴力的。而且非暴力完成的民主转型更容易巩固，很多研究可以支持这点。所以我们是主张非暴力。
（节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