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由我极其敬重和信任的朋友C所写的文章。在米兔浪潮下，她终于回顾了自己被知名公益人、“免费午餐”发起人、前媒体人邓飞性侵未遂的真实经历，并罕有的对自己其后强烈的创伤后遗症进行了精神剖析。
这不是单纯的揭露文章（勇敢揭露被侵害已经很有价值），更是一份女性一生中面对性骚扰/性侵害之后的珍贵思考和研究。
我知道她长期以来的精神抑郁，她曾很有新闻抱负，却突然彻底离开了媒体行业，这与被资深媒体前辈性侵未遂以及性骚扰的创伤经历深切相关。
作为C的朋友，我认为邓飞应该为自己当年的恶劣行径公开道歉，并且，他没有任何资格继续担任公益机构负责人，为自己捞取名声资本。邓飞继续经营社会企业，是所有公益人之耻。
公号文章标题由我和另外的朋友所起，与朋友C无关，以下是她的长文。
“未遂”之后呢？成功say NO又如何？
作者/C
写在前面的话：
1. 以下长文是我个人真实经历的性骚扰/性侵旧事。希望不会被理解成只是“那一刻侵犯如何发生”的受害者证词，它的重点更在于被侵犯之后的遭遇。
2. 由于我经历的基本属于“未遂”，后果严重程度远不如很多其他案例中当事人的，并且时间久远，更难说举证诉诸法律。决定写出来是为了声援已经站出来的姑娘们朋友们，个案仅供参考：无论程度如何，受过伤害的人都将经历无法预估的困境，长期、慢性，甚至是迟到的疼痛。
3. 文中案例一的主要人物是已被数人指证过的邓飞（微博认证为“免费午餐发起人，凤凰周刊记者部主任”）。
4. 叙述中我暂且隐去全部人名指涉，只是希望事件本身能吸引人们更直接的关注。但愿由此被送上全民审判台的，是这些事件背后共同的性别权力结构与体制化、社会性的暴力，而非一两个名字，某家媒体，一串名单，某些圈子，或者某一小群人的罪行；更不是受害的群体。
当然，即便没有直接点名其他人物，相信一些前辈同行和朋友们通过已有信息，或者采用排除法大概也能将具体当事人对号入座。我无意“迫使”共同认识的朋友们站队表态，唯愿各种思辨讨论都能就事论事、聚焦核心问题。
5. 如果有更多被文中具体人物（比如主编S）伤害的姑娘出来指证，我愿意立刻公开其实名。
6. 我需要承认：凡是人的记忆，皆有局限性，且难免交错过去与当下两种时态的声音：文中一有当时我个人真实感受和体验的描述性视角（以此尽可能还原过去场景和关键情节）；也有我从现在看过去个人经历的评议性视角（但愿以此有些反思）。若有阅读不适之处，恳请理解。
愿米兔持续燃烧。
正文：
2009年暑假末，我开始在某著名新闻媒体实习。被若干姑娘点名的公益领袖那时还是顶着光环的调查记者。实习期间我只见过他一次（这是近十年前的事，我以为我几乎忘记），即便记忆过滤掉一些细节，那仅一次碰面前后的各种场景还是时常闪现。
实习有一段时日了，前后跟随和帮助不少记者、编辑老师做事，开心且充实（尽管这其间也有一些尴尬和不适的时刻，稍后再说）。那会还有两三位同时期的实习生，均为男生。大家干劲十足，聚在一起吃工作餐互相调侃时还会说：就你一个女生啊，不容易 。二十岁的无知与野心并存，我一边对新闻界的行动者前辈们满怀敬佩，一边通过采访报道目睹一桩桩显影这个国家制度化暴力与顽疾的事件，不断告诫自己：要准备好付出各种代价，无论最终能否成长为以采写发挥力量的记者；尤其作为女性，想要兼得勇敢和自由，这成本必然难以预算。
（回望还能存有这样想法的当时，我毫不怀疑自己对“代价”“成本”的定义该是多么浅薄；也实在难以想象在我乱七八糟的成长史中自虐式妄想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工作之余，不断听说一直在外出差跑采访的“首席记者”老师诸多事迹，却始终没见到本人。那时候还没有微信，微博尚未生产出各种大V和强大的舆论场，我们惯用的联系方式是数年后将会死掉的MSN。某日首席老师在MSN上说他刚好出差回来，可以见面聊选题，需要我在办公室等他电话确认（这些都是我记忆中的大意，由于MSN记录再无法找到；我清楚记得的细节之一是首席老师的MSN账户头像是他和幼年女儿的合影——这的确呈现出某种让人难以拒绝的安全感，“铁肩担道义的著名新闻人呢，还是家庭美满、疼爱女儿的父亲”）。
我在编辑部办公室等到傍晚天黑，首席老师最终电话说，出来见面吧，大意则是飞机晚到，或者工作忙完很累之类的，“就在能吃饭的某处碰头”（依旧是大意）。
于是，我去了。现在想想，那种满心都是即将见到尊崇之人（也许翻译成当下的“男神”一语更有助理解，但，原谅我真的不想不愿采用这个词的坚定私心）以及可能参与重量级报道的兴奋，还真是，相当，非常，极度，幼稚。
约见之地是朝阳区某处CBD，见面时首席老师建议就近看场电影——其他细节我无法清晰回忆，但是，这部电影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2009年八月底开始上映的《白银帝国》（无比讽刺的是，电影此后成为我职业生命的一部分，而我自那次后再没重新看过与此片有关的任何内容，无心、不忍，更不愿意，总之全身每一个细胞都本能地抗拒；天知道呢，为什么，我对片中一丝一毫的情节都再不记得了）。
晚上碰头聊选题，没问题。那会刚把脚尖伸到新闻圈大门口的我也有若干次天黑见受访对象的经历。何况这还是和这位人人尊敬信任的新闻界前辈呢。
和异性伙伴、朋友或者同行看场电影，这自然也没问题。直到今天，这依然是新片上映、电影节或学术放映时寻常工作、研究和生活必要的部分。
但问题是，那时看电影后首席老师说：这儿人多，咱们到我住的酒店去详细聊吧。
我不得不说，我的愚蠢，从这里开始升级。我没有深究“人多而不能谈话”的实际原因，也没有多问一句为何那个足够安全的地方不是编辑部办公室却是首席老师住的汉庭酒店（那时候，莫名地清晰记得我是第一次知道除了“七天”之外的另一家同类型酒店），我甚至没有深究此老师家庭住址当时是否真的在外地（我至今依然不知）。
也许，正因为那之前刚发生过一次我晚上十点在就读大学的咖啡厅与一位只为递交一摞“高危”材料的举报线人碰面，我第一时间直接联想的是需要接手某件新闻“大事”的高风险属性，而非此次见面本身的危险——那种瞬时内心膨胀（自认为是热血），犹如亲历谍战片场景的紧张（风声鹤唳的环境中“理想主义”也会给自己加戏），在当时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愚蠢地延续着——后来若干次不得已回想起来，只剩下自我唏嘘（尤其感到可耻以及对自己失望的是，也许那会我的确有过的一丝怀疑、排斥和古怪感，都被自己的短视和功利迅速掐灭了）。
进入房间后，首席老师瞬间变了一个人。
我至今难以描摹我的震惊，难以消化这中间天壤之别的变化如何瞬间发生（专业演员能做到如此“入戏”的大概也是少数？）
他扑过来，抱我，强吻，脱我的衣服，脱了自己的裤子。多年来我一直抗拒回想他的动作和具体细节，这个令全身每一个角落都感到恶心的时刻却从未离开我。
我挣脱了。
不记得究竟是因为我踢了他，咬了他，还是其他什么关键性动作惹恼他，或者是他主动放弃。他没能做成他试图要做的事——如果此处需要严密定义，我暂时不确定使用哪一个词可以更准确描述他“未遂”的侵犯行为，但我确定的是，我从没有自愿，更没有任何表达肯定愿意的言语和行为。
那一刻的慌乱、阵痛、精神无力，远远大于恐惧。
那个挣扎和反抗的自己，此后多年内还会在梦里一次次苏醒过来。我记不清自己最后一个动作如何完成的，得以冲出那个酒店，冲到大街上，在空无一人的地方一边哭一边跑，一边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呼吸困难，一边在心中进行反反复复的自我检讨和忏悔。
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他？为什么他会这样？对我这样？什么都没发生，为什么我却觉得自己已经“脏”了？为什么我会在这里狂奔？我该跑到哪里？我该怎么活下去？
跑了很长一段路，长到我记不清是多少公里、多长时间后我才辗转回到学校。那也许是这辈子最遥遥无期的一段路。我难以平静，难以做出一个正常的决定：就地呼救？告诉家人？找朋友倾诉？报警？告知编辑部或者学校？
这些似乎都不是选项。我最想的，其实是，死。大概只有这一个选项最不会因为我而麻烦任何人。
我不清楚应该如何有效复述作为一起未遂事件的“生还者”所面临难以启齿的痛苦，所经历的长期自救和无望的心理建设。我想我只能一一回忆和尝试记录，在此之后的数日、数月、数年，发生了什么——
短时期内，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是的，任何人。
首先这是“未遂”，我当时的有限理解是：幸好产生最糟糕的后果前我脱身了。无论从哪个角度，未发生的结局对很多人来说都仅说明这是一种“谢天谢地”的侥幸，一种对女性“盲目信任他人”、“没有自我保护意识”甚至是“太不检点”的警告，难以上升到罪行-伤害的程度。
其次，那时的我很难直接放弃实习的机会，自认为这应该只是因为我自己有问题而催生的孤案（只是刚刚好是被“套路”了？）；避开此人以及时间总能解决问题，而自我反省和消化才是内心强大，也是初涉新闻圈必经的教训和代价。
（这些想法，都是当时已陷于困境的我强行进行的自我安慰。唯有一点是真正清醒的认识：发生这一切决不是对方“发乎情”，那仅是毫无交流深度的初次见面，更无产生感情的任何可能。）
回到学校后我偷偷把全身衣服都扔掉，一遍遍洗擦身体，除此之外，一切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我从此再没和这位首席见面。
实习参与做过的报道，时而是独立操作和署名，时而是跟着其他记者合作完成、共同署名。所幸，仅那一次碰面后，我也从未与首席老师在业务上产生交集（哪怕是远程的）。我会庆幸：真好啊，名字从未被放在一起。后来手机遗失，发现通讯录未备份而全部丢掉时（除了存有手机号之外的联络方式的亲友和熟识的人，无需再有交集的名字都彻底失联），我大松一口气，竟然莫名有一种就此与一个世界别过而重新开始的仪式感。
记得离开前一家媒体后，我去实习的另家著名报社某位领导，在接收我时提及“也听XX（‘首席’）说过你在XX周刊表现出色，欢迎你来实习”（这是最近强行回忆整件事时想起的片段，有些迷惑地自问：当时很快离开而去下一家的过程，“首席”老师似乎还起了重要的推荐作用？）这究竟是对方出于某种缘由的补偿式处理，还是阴差阳错的人际链接（贵圈的确小得兜兜转转都是熟面孔），又或者算是我没意识到但对方所理解的某种“利益”交换？我不得而知，更不愿再去想象。
最近因为米兔，我看到数位姑娘的举报中重现那个名字，除了觉得恶心、羞愤，还为九年前肤浅和懦弱的自己感到可悲。
我没有想到他会是惯犯，我以为自己也许凑巧成了他意图“性试探”的对象。
我没想到自己一刻的蠢，许多年的怂，可能与这个名字进入公益机构后产生的更多伤害存在某种关联（并非直接前后因果，却很可能有纵容催化作用）。
事情过去数月后，我鼓起勇气告诉了当时喜欢的人，并非面面俱到，但说出去的那一刻，我觉得整个人失重了。
再后来，更漫长的一段时间内才有个别极其亲近的朋友听我不同程度地提及。经过他们的安抚和提醒，我渐渐意识到自己很多经历片段中其实藏着一条并非偶然的事件链。
“首席”不是唯一一个。
某位合作的已婚记者前辈，曾经以邀请后辈去帮忙干活为由叫我出门，结果是去看足球赛，在我要求离开之后他提出送我回学校。步行回程中，他突然抓住我的手，试图要亲热——当然，在他进行可能的下一步前，我甩开了。又一次“未遂”，在我不甚清晰的记忆中，是以耳光作结。
还是我实习的媒体。主编S，算是带我入行的前辈之一，一向表现得体，对我多有恳切的建议和照顾，后来让我完成一部依靠整理海外媒体史料而编撰的书稿（在此且不提和写稿有关的来龙去脉，以及我后来才知道的他本人在出版方面的无良口碑和已经引发的各种声讨）。在需要详谈书稿费用和合同（事实上，是一次性买断我的稿子，版权归他）的一日，见面后他说有急事需要处理，让我同去，处理后再谈事，然后开车带我去了一个我从未去过的地方——结果是他买房之地的郊区（燕郊）。
也许那时他是真的有房产的要事需要处理，也许他只是扯了一个他自认为一本正经的谎。时隔多年，回忆无法事无巨细，我却清楚记得，站在那个别墅区的自己，如何浑身尴尬不舒服却因眼前是强壮很多的异性，又身处交通不便的郊区，且暂时也未发生什么而难以强行要求离开；谈话时，他提及自己的对象在海外，长期异地的关系产生种种矛盾，动情时流了泪，并且突然开始表达喜欢，然后对坐在椅子上的我动手动脚，强吻我的脖子……那一刻我是多蠢才会相信，这一切不是有预谋的行程、专属“老男人”对自己财富和权力的炫耀，而是一次临场失控的表白？！
我挣脱他，清楚说了拒绝的话。所幸他没有继续任何动作，向我道歉。
依然是“未遂”，但这个坍塌的场景在我身体里永久存活下来。
在后来不止一次的梦里，我困在同一个场景大声尖叫。空间变形后破裂消失，我的身体消失，只有尖叫还在。
就像生了一场持久的慢性病，身体早有迹象和病症，对伤痛的感知却是后置的。延迟的。
我记得曾是虚幻偶像的中年男人脱去裤子的样貌，反胃之感会移植嫁接到每一次与身份、神态、体型相仿的异性打交道的场景，也深深影响我对异性条件反射般的第一印象。当然，还有对性的基本态度。
单独面对比我年长的男性，我会自带某种隐形雷达，依靠后天“直觉”来识别猥琐和歹意。
我几乎一直靠内化的偏见活着。不记得具体从哪一天的哪一刻起，危险的回忆促使我恍然大悟：
原来自己对性充满感受障碍、恐惧和厌恶。
而这恐惧和厌恶是环环相扣的。从初恋到后来两段无疾而终的恋情，每一次分手，竟然都与我对性体验的抗拒直接相关。我拒绝任何形式、不同阶段的性关系的铺垫、发生和推进，对方或因此恼怒，或难以忍受，或痛哭流涕——结果都是感情难以为继。
抗拒似乎早已根深蒂固，后来所受的骚扰与侵害不断强化抗拒的因，也加剧抗拒的果。
最崩溃的一刻，我甚至想感谢“首席”们对我所做之事，正因为这样意外的刺激，我才得以回头探索另一个久远的自己。
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性冷淡吗？厌男症？与生俱来的无性恋？还是后天的创伤应激反应？
我不确定。我试图理解自己的不正常，却有心无力。
只知这样的后续结果之一，是我可能误伤过一些真正主动关心我的人。一次邀约也许本是善意的示好，但我解读为图谋越轨；饭局上一个眼神，我可能故意理解为“潜规则”的前兆；即便是喜欢的对象，我也会给自己心理暗示是彼此会错意……更多时候强行不表达不显露，但在情感上已将对方拉黑。
我想通过朋友给我的评价诸如“浑身充满‘性冷淡’气质”来反思与异性正确打交道之法。（谁又有权定义“正确”呢？）
我对“也许只是没遇见对的人呢”抱有过希望。（“对的人”本身就是个奢侈的幻象吧）
我也想象过，说不定有人和我一样，愿意彼此安慰、互相治愈呢。（性是如此重要，身处同一场性资源集体抢夺大战中的人们，谁又不会是游戏规则的参与制定/服从者呢？）
我甚至想过试着变成人们眼中“随便的女生” （又一次自我捆绑，我早已身在社会话语规训中却不自知）——主动的肢体接触依然令自己厌恶吗？也许这样的探索至少可以给自己一个机会和交代？（如果对于看情色片都会感到“恶心”的病人来说，这种所谓“主动”根本就是伪命题呢）
我始终失败。
偏执的我，很难建立进入亲密关系的信任，更难在经营关系时体验愉悦。那时想着长此以往放任自流。不如在一段无望的异地恋关系里得过且过。
确切发现的唯一事实，是自己病了。直到心理医生问到：还有什么样的噩梦？小时候发生过什么？
最早的梦魇终于追溯到刚上小学时。我和表弟在新华书店闲逛。表弟顽皮跑开时，某位陌生中年大叔主动跟我打招呼：小姑娘，你是需要看那边架子上的书吧？我来帮你。
我从没想要去看高层的书（因为我踮起脚尖也看不到书名啊），更不会向一个陌生的大人求助。
然而，在我六岁的有限认知来不及做出应急反应时，中年男已将我抱起。我莫名却清晰地记得，他抱住穿着裙子的我，举到书柜高处，作势让我伸手拿书。而他抱住我的手已经伸进我裙子里面我叫不出名字的身体部位，不停揉搓……
那时候并不能明白那样的动作意味着什么，只是隐隐中觉得这是不对的、怪异的，更不敢也羞于告诉大人。
随后若干月内，我在小城书展、其他新华书店还遇见过这个“怪叔叔”数次。我时而忆起是自己始终不敢跟父母讲，时而脑中又突然闪回我其实忍不住把一切告诉他们的场景，以小孩支吾含糊的方式，而大人们并没在现场看到任何符合我描述的人便也作罢——这随后的数次“尾随”究竟发生与否，至今是个迷。
我只知道，自己从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再不光腿穿裙子。长大以后稍有好转，打底裤、丝袜，甚至是裙子里套短裤，才能救我一命。
记忆里还有一组乱序的场景，大概可以统称为“未遂”：采访结束后的饭桌上，前辈P一边吹嘘自己（宣誓男性主权），一边以玩笑之由故意进行敏感部位的肢体碰触；陌生人在地铁中开始尾随，一路紧追我身后，洒水在我腿上，触碰肩膀；在为某杂志社策划部门短期工作时，与领导参加某汽车品牌外企的商务会谈间歇，对方主管不怀好意的眼神和黄段子玩笑；学术活动结束后的聚餐，某艺术学者和策展人，以“性暗示”的动作试图邀约去酒吧；某电影导演在放映后交谈场合故意提出深夜酒店见面详聊；某电视节目制片人曾要深夜约谈事务……
就像这个社会对女性所期待的那样（“你们要有自我保护意识！”），我面前的骚扰侵犯者们都没有最终“得逞”。或者说，危险萌芽之际便被歼灭。
那又如何呢？
它们看似对抗不轨的某种系列性胜利，其实成为潜伏多年的集群病毒，化为日常的梦魇，也引发各种生理反应。
虽然我由此学会更加感恩那些与性无关的真正的关心、体恤和帮助，以及怀抱善意和同理心的人们（比如在我身边可能一直承受委屈和压力仍愿意倾听的爱人、密友们，用陪同前往的方式解救过我的“战友”，偶然洞察到我伤痛的年轻小朋友，第一时间提供保护和无条件支持的学术导师，甚至是歪打正着给过鼓励的路人），我也一直努力学习重新理解曾经自以为屈辱与不堪的自己……
然而，一直以来我仍然藏着掖着关于“性”的伤痛和秘密。
我是自相矛盾的病人：多年来都在试图理解自己究竟从哪一刻变“脏”，却同时相信自己从来不是一个纯洁的人。
快十年了，终于后知后觉，性从来就是权力关系，而这个社会大多数人参与定义的“纯洁”本身已是危险的枷锁。
也许，我的困境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还将继续是困境——我的困境，我们的困境。
现在写出来，只希望我的困境不再成为更多她/他的困境。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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