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月13日，在诗人海子卧轨自杀前两个月，他写下了《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如果海子活到现在，他会发现自己只能关心蔬菜和粮食，毕竟它们都要开始涨价了，而一所面朝大海的房子，大概只有周立波的军军才能拥有。

我身边有不少朋友也包括我自己，曾经立下誓言，租房生活，坚决不买房，后来发现这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比较幼稚的，很多人都在后悔，假若当年买了一套房，光财富上的回报就有五六倍，爱情上的回报也可能是五六个对象亦或者是一个胖娃娃。不过，这疯狂的房价是扭曲的、嗜血的，它背后的东西更加可怕，在它的挤压下很多正常的东西也都变成了畸形，包括心灵。疯狂的房价、幕后的黑手、扭曲的心灵、迷失的大众，成了这个社会危机的重要组成部分。

房不仅仅是用来住的，它在中国代表了很多含义，对象选择、结婚生子、孩子入学、财务管理、社会身份……，酒店的大床房再愉悦，始终也不如自己房子里的单人床稳当。人到少年开不起房，生理压力很大，人到中年买不起房，心理压力很大。买不起房，可以在租的房子里怪自己怪父母怪房产商怪政府监管，而租不起房，则只能流落在街头，与众人高呼：诺大一个中华，竟容不下一张大床。床上面承载了很多东西，除了男女、男女女、男男女女，它还承载着生育权，行使生育权，还要注意隐私权，这就是为什么光有大床不够，还要有房，大床房才是完整的。而目前的现状是，一方面人们买不起房租不起房，一方面却要鼓励人们生育甚至可能施压生育。

野合万事兴是歌里唱的，繁衍生息这事还是要进房的。有一句话以前挺流行的，不要以为你不买房光靠租房就可以过一辈子，如果不赶紧买房，以后连租房都租不起。从最近几个大城市租房价格的涨幅来看，的确有这个趋势。面对这一难题，很多人给出了解决方案，在我看来，大多是纸上谈兵，他们懂知识，但不懂逻辑，他们懂逻辑，但不懂中国。中国的很多问题，其实最终都是社会学问题，比如房价上涨，房租上涨，已经不是经济学问题了，而是属于社会学范畴。你不用告诉我租金是一种价格机制，也不需要告诉我租金反映的是租赁市场的供求关系，你告诉我的这些丝毫解决不了我的实际问题和心理疑惑，你能告诉我为什么一些房产中介不惜自己提价从房主手里大量收房，成区域成批量的收，然后涨价在自己的平台挂出去？一个裁判员不仅当了运动员，还开起了赌博公司。

中国的社会问题不是难在理解，我觉得很容易理解，也不是难在提出解决方案，有效方案有很多，而是难在实施，你看到了问题，清楚了问题所在，知道了如何解决，但就是不能执行不敢执行，日积月累，就到了今天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给危房刷油漆的地步。很多专家的解决方案，也仅仅局限于理论层面，他们号召用市场手段解决，主张放权形成竞争，他们认为这样就自然而然会好起来，听上去挺符合知识点的，但完全没有考虑国情，也没有实施的基础，就拿房价来说，看上去房企很多，竞争也激烈，但为什么房价没有回归健康，因为这些都是假象，什么样的人能拿地，什么样的人能从银行获取资金支持，背后还是要有权力的支撑，不是市场调节无用，而是主管部门给市场的那个支点压根儿就是假的。我们可以回味一下，其实很多问题，都是在一个不存在的或者虚假的基础之上，进行解决的，解决的人不可谓不努力，解决的方案不可谓不专业，但结果往往就是很扯蛋。

买房或许不是民生问题，但租房一定是关乎民生的问题，特别是在人民币贬值、货币超发、物价上涨但收入并无提升的情况下，租房者不需要听你说租金上涨过快是因为税费增加、管理成本增加、个别资本无良投机……，我们养活的官员，不是想听他告诉我问题的原因何在，而是需要他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贪官污吏是抓了不少，但那些只会溜须拍马毫无胆识能力的庸官，也该清理了。

前面说，不要以为你不买房光靠租房就可以住一辈子，我还想说一句，不要以为你买了房就可以住一辈子。不知道你听说过国家经租房没？经租房就是指1958年前后，让一些城市里的房主，把一些私有房产拿出来，“由政府房管部门负责经租房的经营，并把租金的百分之二十到四十发给经租房的业主。这种做法延续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就不再发钱给经租房主。”经租房是社会主义改造的一种方式，虽然1954年宪法有“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各种生活资料的所有权”的明文规定，但毕竟国家还不富裕，毕竟要以大局为重，毕竟房子太多就是剥削劳动人民所得……，所以1956年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关于目前城市私有房产基本情况及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意见》中提出“对城市私人房屋通过采用国家经租、公私合营等方式，对城市房屋占有者用类似赎买的办法，即在一定时期内给以固定的租金，来逐步地改变他们的所有制”的意见。

跟现在很多人的想法和方法一样，1949年以前的人，也习惯通过购置房产来理财，那时候没有养老保险，很多人到了晚年至少可以通过出租房子来维持生计，俗称“吃瓦片”。在1949年之后的意识形态里，城里人出租房屋获利和乡下的地主出租土地获利一样，都属于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再加上不断扩充的政府各个部门的干部需要住房安置，于是帮助城市房产所有者“从剥削者变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就顺利成章的摆到了政府的议事日程上。

那时候的城里人，已经见识了“三反五反”，又刚刚经过“反右”，在诸多政治运动的洗礼下，别说房产，所有的财产和人口，早就不是自己的了，而是人民的，所以他们当然不会反对经租房，不仅不会反对，而且需要表现的欢欣雀跃，因为这意味着他们荣幸地被列为改造对象，意味着在旧社会压榨劳动人民血汗的他们还值得挽救，意味着人民政府清算你在旧社会“剥削所得”的同时，给了你脱胎换骨重归人民怀抱的机会。

时至今日，很多经租房的主人已经去世，更不用说那些文革中就已经被迫害致死的房主，他们的后人想拿回拥有继承权的房产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虽然1982年《宪法》也明确表述，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继承权……，但跟1954年宪法一样，它并没有能支持公民。现在依然还有很多人在为祖上的房产奔走，不过最高法院也并不打算支持他们，“凡属于历史遗留的落实政策性质的房地产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工作范围，当事人为此而提起的诉讼，人民法院依法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可告其找有关部门申请解决。”祖上的房事，引以为鉴。

让我们烦心的房事不仅在此，还有房中之事。8月16日，有两个中国特色的学者，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提高生育率：新时代中国人口发展的新任务》的文章。他们提出了一个建议：设立生育基金制度，规定40岁以下公民不论男女，每年必须以工资的一定比例缴纳生育基金。家庭生育二胎及以上时，可申请取出生育基金，并领取生育补贴；如公民未生育二孩，账户资金则待退休时才能取出。8月17日，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胡继晔说，必须鼓励生育，未来不仅可以设立生育基金制度鼓励生育，还要对丁克家庭征收社会抚养费。同一天，学者易富贤建议，对男女实行差异化教育，推广网络教育，让妇女平均初育年龄控制在25岁以内，多数妇女有条件在30岁前生三个孩子。

看完这些我有些恍惚，超生罚款、强制堕胎、扒房牵牛、产妇惨死等等新闻仿佛就在昨天，今天就又开始鼓励生育了，看上去也不是鼓励，而是强制。强制生个孩子也没什么，我们什么没见过，国外政府用福利诱导人民生孩子，我觉得这太下流了，生育这么纯洁伟大的事情，必须严肃立法，怎么能跟金钱扯上关系，总有人讽刺我们的孩子，说什么少年强则国家强，少年娘则国家娘，我想问问你们这些睁眼说瞎话的，从小冒着劣质疫苗、劣质奶粉的风险，成功通过了幼儿园的毒打、校园里的性侵害、校外的地沟油和雾霾等等风险考验的少年，想不强大也难。

我的朋友目黑大哥说，“我之前还在想，计划生育你可以强制堕胎，生孩子你总没有办法强制了吧，看来我还是幼稚了一点，没想到来这么一手，以后两个生不满就罚款。”其实那些专家学者的意见也非常幼稚，直接学习齐奥塞斯库老师治下的罗马尼亚就行了，组建一支月经警察部队。当年齐奥塞斯库老师宣称，胎儿是社会的财富，不生育孩子的人就是背叛国家的人。他规定，禁止离婚，每对罗马尼亚夫妻至少要生四个孩子。

当年罗马尼亚还颁布法令，节育和堕胎都属违法，不能受孕的女性要交纳税金，堕胎者将受到判刑和囚禁，节育避孕商品一夜间从罗马尼亚各大商店消失，女性每个月都要强制前往医院向妇科医生报到。安全部门的便衣在各大医院驻守以防有人堕胎。任何怀孕的个体都会被记录在案和定期跟进。

这些注定是人类文明史上的笑话，但我们现在却笑不出来。唯一的安慰就是，等我们垂垂老矣，回首往事以及走过的人生道路，它是多么丰富多彩波澜壮阔以及跌宕起伏，感谢荒诞不经感谢荒谬绝伦。

我们的房事，买不起房，租不起房，开不起房。
我们的房事，无人做爱，无房做爱，为国做爱。
野合万事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