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游客与酒店的民事纠纷,演变成关乎民族脸面的外交事件。

9月2日,曾先生带着父母到瑞典旅行。他们在凌晨前到达酒店Generator Hostels,但由于预定的是2号的住宿,午后才能入住(Booking.com显示,该酒店规定的入住时间是下午2点),而1号酒店客房已满。曾先生及父母在酒店待了一段时间,希望能付费继续在酒店大堂过夜,被酒店拒绝,但三人未离开,并与酒店发生冲突。酒店在凌晨快2点时报警,警察后来将三人带上车,放在世界文化遗产“林地公墓”(Skogskyrkogården)地铁站旁约100米的路口后离开。

这条“中国游客被瑞典警方粗暴对待”的新闻有没有占据你的朋友圈?就此你到底怎么看?是中国游客素质低、蛮横不讲理,还是瑞典警察歧视国人、侵犯人权?

与“中国游客”有关的话题,往往都是自带流量的天然热点。《环球时报》第一时间的评论,标题就是“气炸中国人”。因为对民族身份的本能认同,这类话题最能煽动情绪、引爆讨论。

但我们如何才能实现一场高质量的公共讨论?如何避免陷入非理性发泄情绪的泥沼?

C计划和你一同梳理。

1 如何厘清事实

发表任何观点,都应基于事实。关于这一事件,网络一时间出现大量信息、传言,也有各执一词的媒体报道。我们到底应该相信谁?

1)关注信息源

我们在关注公共信息时,需要建立强烈的信息源意识:我看到的这条信息是从哪儿来的?

我们应该尽量去找原始资料、一手信息。道理很简单:信息经过转手次数越多,越容易失真。

但寻找一手信息是一件耗时耗力的事情,而记者的职责,就是帮助公众调查、收集、梳理庞杂的一手信息。因此更多的时候,我们需要选择具有公信力的媒体作为我们的信息源。

一手信息

目前能找到的一手信息只有网络流传的短视频,但画面并不连续,也只是片段,没法完整体现整个事件。

视频中,两个女警察把曾父从酒店抬出,曾先生在旁边大喊“This is killing(这是在杀人)!”。曾先生指着躺在地上的父亲和坐在地上的母亲说,“他们是病人,我们只希望在酒店再待2或5小时,这些警察却这么对待我们,谁能帮助我们?”一个警察搀着曾先生的胳膊试图把他带到车上,他转身趴倒在地上大哭。曾母坐在地上哭喊“救命啊”,两个警察站在其身后。

媒体报道

不过,关注此事、直接采访了相关当事人的媒体很多。目前曾先生主要通过《环球时报》/《环球网》提供信息,而瑞典发行量较大的《晚报》(Aftonbladet)采访了酒店经理、警方和目击者[1]。

需要警惕的是,很多自媒体多是对上面二手信息的转载、再加工或评论,我们在使用时需要警惕其中是否有曲解,必要时仍需追溯原始报道。

那么这些采访了当事人的媒体报道是否就完全可信呢?

我们同样要关注媒体的专业度、公信力。例如,《环球时报》常常被质疑立场先行,并不是一个公允的信息源。

同时,我们也需要注意媒体报道中有没有平衡报道,也就是是否充分采访了当事双方,对争议事实有全面的呈现。《环球时报》第一时间的报道《看完能气炸中国人!瑞典就是这么一个国家!》就非常典型的,全程只有曾先生一方的叙述,完全没有瑞典警方或酒店方的发言。

来自环球时报

2)关注证据

在辨别信息时,我们尤其要关注媒体提供的论断到底有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以支撑,包括有没有相反的证据予以驳斥。

例如,《环球时报》称:“酒店粗暴地让曾先生三人’立刻滚出去’”,后来“警方强行将曾先生父亲从座位上拉倒,拖出酒店,扔在地上。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曾先生父亲当场发病,意识模糊并开始抽搐。当地警方旁观这一情景,仍未给予任何人道帮助”,“围观的众人纷纷指责警察行为恶劣,要求警方给予救援”,“警察没有施救却持枪驱散人群,并试图抢夺曾先生手机”,“在车上,警察盘问曾先生是否是难民”,“还殴打曾先生的母亲和意识模糊的父亲,并威胁将其送到森林和野兽一起”,“父亲被打醒”,最后“警察把三人推下车就扬长而去”。“周围阴森恐怖,三人瑟瑟发抖半小时后”,经路人帮助返回城区。

记者是怎样知道这些事情的?从行文来看,记者的信息源只有曾先生一人。事实是否如此,需要进一步的证据支持。

比较可靠的证据是:

① 完整的视频记录,包括酒店内和酒店外的监控记录;

② 事发后医院即刻对当事人的验伤报告或身体检查证明。

前者还看不到,后者目前看来不存在。

而《环球时报》目前提供的主要证据是两张照片:

一张照片是视频的截屏,展现两个女警察抬着曾父出酒店。

这能否证明警察有不当的暴力?也考虑两点:

警察在抬人之前有没有进行必要的沟通?曾先生说,“向警方说明父母身体情况并出示服用的药品,自己可离开,希望父母暂时休息”,并表示“自己是游客而非难民”,但“警方没有过多回应”,曾先生就出了酒店,警察随后就把曾父抬出了酒店。但还没有证据证实上述信息,也缺乏其他当事人的陈述。警察在酒店内、酒店外和车上到底向曾先生提供过哪些信息?例如,有没有介绍过瑞典相关的法律规定,曾先生三人行为的后果等。这需要进一步了解。

曾父当时是否生病?视频中可以看到曾父躺在地上,但无法判断是否发病。瑞典《晚报》采访警方和酒店人员,均表示,并没有看出曾父身体有恙。并且,如果按《环球时报》的说法,“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曾先生父亲当场发病,意识模糊并开始抽搐”,听起来比较严重,那即刻就医可能是必要的,但并没有信息显示曾父后来曾在瑞典就医。

总的来说,这张照片和现有信息还不能证明警察在酒店处置纠纷时有不当暴力,需要当事各方提供更多信息先回应上面两个问题。

另一张照片据称显示的是事发三天后曾父的肋骨区域的淤青照片。

这张照片尽管有一定证明力,但相对有限。例如曾父到底哪里被殴打了,程度如何,需要曾先生及父母进一步提供更具体的信息。其实事发第二天曾先生已经去警局投诉,曾先生向媒体的陈述应该和向警局的投诉保持一致,如果有曾先生签字、在警局存档的投诉说明,会比《环球时报》的二手信息更加可靠。

再看不同角度的信息。瑞典《晚报》采访的目击者说看到警方相当克制,试图平息场面。一个佐证是,视频片段中,当曾母坐在地上哭喊“救命啊”,警察站在旁边看着当事人,没有采取强制行动。当然,也要谨记视频只展现某个片段。

另外,根据瑞典《晚报》[2]的报道,9月3日时曾先生已经去警局投诉,调查人员Mats Ericsson在9月7日完成调查,后者认为警察并没有犯罪行为,操作是按照常见和标准的流程进行的。

3)有意识的验证真伪

对于媒体报道中的一些关键事实,我们也可以自行检索判断真伪

例如,《环球时报》称,警方开车半小时后,把曾先生一家放在离市区几十公里外的一座坟场。但通过谷歌地图可以核实,这是虚假信息。“林地公墓”距离事发酒店约7.8公里,并不属于郊区,距离酒店车程大约10分钟。

也有其他自媒体表示,Generator Hostels酒店大堂很小,没地方让人休息。但来自酒店预订网站的照片可以证实,大堂并不小,还是有可以坐的椅子和沙发。

总结

关于该事件的事实部分,我们的基本判断是:

《环球时报》和瑞典《晚报》提供了转手较少的信息,但信息之间存在矛盾,很多信息也缺乏证据的支持,仍缺失一些关键的信息,《环球时报》的信息来源也很单一。尤其是涉及一些关键问题,例如曾父是否发病?除了抬曾父出酒店外,警方是否有暴力行为,甚至殴打当事人?警察和曾先生进行过哪些沟通?在诉求被拒绝后,曾先生是否明确表示会配合警方的工作另找酒店?

如果要对事件作出更公允的判断,需要当事各方进一步提供信息,补充证据,必要的话,也需要有专业度、公信力的机构、媒体对证据予以核实。

2 如何公允评价

搞清楚基本事实后,我们才有可能公允的评价整个事件。但在评价时,必须注意这么几点:

1)避免立场先行

分析涉及不同种族身份的热点事件,最忌立场先行。

例如,有的人有过于强烈的“爱国观念”,在中外发生冲突的时候,永远只站在中国人的一方;有的人则会因为自己曾在国外感受到过歧视,看到涉嫌不合理对待中国人的事件,会先入为主认为歧视中国人;有的人曾经见过缺乏素养的中国游客,也会先入为主反对中国游客的言行。

这些都是不可取的。我们应该警惕自己的预设立场,回到证据,就事论事。

此外我们也要避免因为某人支持某一方的观点,就给ta扣上立场先行的帽子。

例如有文章认为,支持警方的中国人,就必然“认为西方的便是好的,西方人就是没有错,要怪就怪自己”。这种思维其实犯了一种错误逻辑:简单倒推。如果某个人立场先行,可能会导致支持瑞典警方的观点,但支持瑞典警方的观点,未必就一定是立场先行。也有可能ta在了解了各方的言论和证据之后,就事论事得出支持警方的结论。

2)切忌诛心

诛心,就是揣测别人的动机,也就是做事时心理上的出发点,而这是难以证实的。

例如,有人认为警察的行为,动机就是歧视中国人。但这其实比较容易被质疑,根据瑞典《晚报》的报道,上文提到的调查人员Mats Ericsson表示,“据我所知,对于斯德哥尔摩的警方来说,从市中心驱离人的时候,放在林地公墓是很常见的做法”。如果经核实确实如此,那就难以证明中国人遭遇了歧视。

例如,有人认为曾先生没有第一时间预定别的酒店就是为了省钱,说明他小气吝啬、想占便宜。但也有可能曾先生确实在认知上认为,自己有权利付费留在事发的酒店,而无关钱的多少。

3)避免自我中心

在整个事件中,我们会看到多处文化差异,主要涉及到几个问题:

① 是否应该在深夜把三人放在墓地

② 是否应该对老人和游客“特殊对待”

③ 带有情绪的言行是否应该被谅解

对很多中国人来说,墓地是很可怕的,半夜三更被放在陌生城市的墓地,让人难以想象。但在很多西方城市,公墓的地理位置并不偏远,旁边有地铁站,也是游客常去的游览地,并不需要被特别忌讳。

对很多中国人来说,老人是需要被特殊照顾的。老人身体不好,从情理上来说,在酒店大堂休息过夜是合理的诉求,理应被应允。但在瑞典文化下,可能更重视规则和酒店的权利。像曾先生转述酒店员工的话,“(老人身体不好)与酒店无关,必须立刻离开”。酒店经理也向瑞典《晚报》表示,酒店已经做了所能做的所有事情,报警前已经允许曾先生一家停留了一段时间。一个佐证是,根据《环球时报》的报道,刚到酒店后,曾先生获得酒店的同意,让父母暂时在大堂休息,自己出去找其他酒店。但他在路上遇到同样没有酒店可去的中国女留学生,由于气温低、担心不安全,曾先生就带女留学生一起又回到事发酒店。之后才爆发冲突。

对很多中国人来说,如果有自己认为合理的前因后果,一些情绪激动的言行是应该被理解的,也并没有多么大的攻击性。例如,视频显示曾先生和母亲曾当街哭喊,曾先生说自己哭喊的过激行为,是因为看到父亲被抬出酒店,自己情绪崩溃。但在瑞典文化下,可能会认为这些言行对自己或周围的人造成了威胁。例如,酒店经理向《晚报》表示,受到曾先生的语言威胁,认为酒店员工和其他客人都处在受威胁的环境中,员工已完全无法处理当时的情况,所以才报警。

谁更有理呢?

一方面,我认为应该尊重他国的法律法规,在旅行时尽量了解及遵守,也要避免用自己的文化来衡量他国的法律法规。具体来说,曾先生的做法也确实存在不妥之处,在一开始诉求被拒绝之后,应该尽量友好的询问原因,了解当地的情况,也应该意识到身处异国,很可能存在文化差异,应该积极寻求其它解决方案(例如预定周边酒店),减少不必要的的冲突。进一步说,警察的行为是否涉嫌犯罪,还需要遵照瑞典本国的程序和法律进行具体判断。

另一方面,即使没有涉嫌犯罪,瑞典警察的一些“常规做法”是否应该适用于外国游客,这也需要被反思。例如,现在还不清楚警方在酒店内和曾先生进行了什么沟通,但可以预见的是,曾先生作为外国人,很可能并不了解瑞典的法律,也很可能不了解行为的后果,警察应该明确告知这些信息,发出明确的警告,减少不必要的误解。

又例如,警方其实可以,作为外国游客的曾先生很可能不了解林地公墓的位置和情况,缺少本地资源,难以应对突发状况,这都可能导致人身危险。在车上进行说明,或者在合理的范围内提供其他地点的选择,也可能是必要的。

总结

基于目前已有的基本信息,我们对这件事的基本判断是:

曾先生和警察的行为都存在不合理之处,但警察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或失当,目前还缺失很多关键的基本信息,多方争议的信息也还未能核实,同时应该充分理解两国文化的差异,最终尊重瑞典本国的法律法规判定的结果。

作为看客,无论是什么身份,有过什么样的遭遇,我们都应该就事论事看待这个事件。先理清基本的事实信息,警惕信息源,追问证据,核实信息的真伪。在事实信息的基础上才可能判断是非,这时也要注意避免立场先行或诛心,也要避免以自我为中心的思考。

参考资料:

[1]https://www.aftonbladet.se/nyheter/a/yvd9Ka/diplomatisk-kris-med-kina–efter-brak-pa-svenskt-hostel

https://www.aftonbladet.se/nyheter/krim/a/Rxe48O/hotellbraket-fangades-pa-video-poliserna-sag-inte-alls-elaka-ut

https://www.aftonbladet.se/nyheter/a/rLRVQ8/chefsaklagare-inget-brott-att-kora-bort-kinesisk-familj)

[2]https://www.aftonbladet.se/nyheter/a/rLRVQ8/chefsaklagare-inget-brott-att-kora-bort-kinesisk-famil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