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毕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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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教育诞生之前，多数蒙童的开蒙读物是《三字经》等读本。在《三字经》中有“黄道”、“赤道”和“我中华”等概念，模糊且不准确。由于全国性的现代教育制度尚未建立，教育方式多种多样，多有不以《三字经》为开蒙教本者。如萧公权，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幼年的萧公权随大伯父入川，他的塾师是一位本地的老秀才罗老师。他们商定不用“三字经”、“百家姓”一类初学课本，而用“史鉴节要”、“地球韵言”、“声律启蒙”和“千家诗”等书。“史鉴节要”给小学生一点中国历史知识，萧公权记得开头几句是：“盘古首出，天地初分。三皇继之，物有群伦……”“地球韵言”则是仿“三字经”体裁介绍世界地理常识：“今天下，五大洲。东与西，两半球。亚细亚，欧罗巴，奥大利，阿非加，美利驾，分南北，穿地心，对中国” ，已经是相对准确的地理划分了。
清末是旧式蒙书和已经萌芽的现代教本并存的时期。早期现代教科书对于“国”的认识差别较大。
有“中国人自编近代教科书之始” 之称的南洋公学外院1897年编成《蒙学课本》，已经讲到“国”之概念：
“凡无教化之国谓之蛮夷戎狄。我国古时所见他国之民，其教化皆不如我国，因名之曰蛮夷戎狄。后人不知此意，见他国人不问其教化如何，皆以蛮夷戎狄呼之，几若中国外无一非蛮夷戎狄也，不亦误乎？”
这里以“文化”论国家，是传统儒家以华夏中国别夷狄观念的体现。
还有使用较为广泛的《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是澄衷蒙学堂专用的讲字教本，在形式摆脱了传统教本的韵言性，并传达了相当多的新知，但它在现代政治观念方面仍然比较保守。在课程表中，规定有讲“时务”的科目，“先取近今颁发 上谕恭读一过，敬谨发明 圣意之所在，次及各省所办政务，次及中外交涉各事。总须讲明忠爱之义，一切平权、自由等说概不羼入” 。对于“国”的解释，基本没有现代国家观念，认为“大曰邦，小曰国” ，是传统的邦国观。
20世纪初时人认识到新教育与爱国之间的关系：“个人与国家有绝大之关系。国之兴亡不决于政府而决于社会；不决于社会而决于家庭。使一国之中，人人有爱国心，而具普通之知识，则兴也勃焉” 。“在寻常小学校，当皆以孝悌、友爱、仁慈、信实、礼敬、义勇、恭俭等实践之方法，养成其爱国之心” 。其时民间编纂教科书日益兴盛。其中所反映的国家观念已经不同于前近代时期的“教化”观、“邦国”观，而是增加了很多具有现代政治学性质的国家学说。
比如修身科。1903年李嘉榖编著《蒙学修身教科书》是“壬寅—癸卯”学制确立后的第一部修身教本。它的“处世”章包括了有关守法、纳税、财产、政治和爱国等内容。相关论述如：
“立国之本，在于法律。立宪之国，法律为国民所共认。”
“纳税者皆有监督用此税项之权。”
“我于公财产无取用之权，我于私财产有支付之权。”
“天下无无政治之国家……同一政治，必民之多数以为可者，方著为令。”
课文提到了立宪、纳税、私有财产等观念，已明显属于近代政治观念，是对国家和社会的新认识。
陆费逵在晚清也曾编有《修身讲义》，在清廷尚未覆亡的1910年，课文中就谈到“君主国体”和“民主国体”的区别，以及“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并立的“立宪政体”与“专制政体”之别 ，显示出他对于国家体制的超人见识。
国家制度学理等内容，在晚清新政时期的法政教育热潮中已经被引介到中国。1902、1903年的《大陆》报上已有关于“国家”三要素的定义，比如“国家云者，以一定之土地人民为基础，而唯一之统治权之主体之团体也。故国家以土地、人民、统治权三者，为成立之要素。” 再如“夫国家者，从国家学上而言，则有一定之领土与住民，而其住民相集合以成团体，则有主权，以保护此团体之自由，而维持其秩序也。即邦土、住民及主权之三要素具备而始成国家。” 而笔者所见第一部中国人自己编纂的近代政治学教科书——上海作新社1902年出版的杨廷栋所著《政治学教科书》，其中对于现代国家观念的阐释又有较大推进。著作先论“政治学及学派”，逐次论及国家、法律、权利自由、政体、国宪、主权、三权说，还有欧美各国政治。关于“国家”的定义，作者认为有“理想之国家”和“实想之国家”之别，前者着眼于“他日之大同世界”，后者即是“今日之民族国家”。政治学中论述的是后者。该著认为国家的性质表现在五个方面：人民，土地，全体之结合，有治人者和治于人者之区别，以及国家是有官体（即有机体） 。这部教本也出版于“壬寅-癸卯”学制诞生之前，介绍的是较为成熟的政治知识和国家学说，殊为难得，也显示出作者的先见性。就连1910年学部第一次编纂高等小学用《国文教科书》也认可了“国家三要”的表述：“西儒之论曰：有民人、有领土、有主权，三者完备而始成为国家，是为国家三要。”
由此可见，晚清时期“中国”概念逐渐由华夏文化观转变为现代政治学意义上的“国家三要素”观念。
一方面由于新式教育体系尚未正式建立，所以形成一种转折时期的“众声喧哗”。同时清政府学部试图监管全国教育，制定“国定制”教科书，对教科书施行审定制，和民间教科书争夺市场。所以在知识体系上，学部所编教科书一方面要有新知，另一方面要强调帝王的尊严。学部上奏清廷通过了中国近代第一个全国性的教育宗旨，“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 ，首重“忠君”。学部在其编纂发行的教科书中指出，“一国之人，当同心协力，以助其君上共保主权，勿使为他人干预也。” 所以学部对学童的教育并不在培养近代国民，而是“其心孜孜焉日求有益於国，而不私其家”的人民 ，最终使“通国之民，皆具忠君爱国之诚心” 。学部教科书极力强调忠君与爱国的统一性：“儒者之言曰：忠君爱国，未有不忠于君而可为爱国者也。”
相比学部直接强调“忠君”观念，在民间所编教科书中，笔者未发现直接颂圣的课文。如前所述，民教教科书在告别皇权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事实上学部教科书在市场上的竞争也处于劣势，在慌不择路的情况下，学部时有抄袭民间教科书的情况发生，而且编写质量和观念上都谈不上优良，以至于清末商务印书馆的教科书独占鳌头。随着清廷倒台，学部所追求的所谓“国定教科书”就无从说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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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定鼎，发布《教育部审定教科图书暂行章程》，内容简明扼要而宽容，对审定教科图书的范围，呈送办法等提出要求，但是没有涉及内容方面的审定“要求”或“标准” 。正如时人所言，“民国新制，教科书由国家审定，不由教育部专编专卖，许民间以编辑发行之自由，法至善也。又恐上级机关，独负重要责任，未必完美，特许各省组织图书审查会以辅助之，意至美也”。它能带来三方面的好处：出版有竞争促使内容日臻精美；学校有选择教本的余地；教育费用也能因此减少。
在这种相当宽松的政治和教育制度下，各种编写机构、出版机构和各类教科书开始遍地开花。教本在编写内容上的共同特点是重视革命教育、五族共和教育以及新国家政治结构的介绍。
伴随民国建立，1912年商务印书馆推出一套内容精彩、形式新颖的“共和国教科书”，其《编辑共和国小学教科书缘起》列出编辑要点：首要“注重自由平等之精神，守法合群之德义，以养成共和国民之人格”。其次“注重表彰中华固有之国粹特色，以启发国民之爱国心”。其三“注重国体政体及一切法政常识，以普及参政之能力”。其四“注重汉满蒙回藏五族平等主义，以巩固统一民国之基础”。其五“注重博爱主义，推及待外人爱生物等事，以扩充国民之德量”等等， 代表性地反映了民初教育对国家观念的推进。
例如教育家庄俞、沈颐编纂，高凤谦、张元济校订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中有“辛亥革命”一课，课文说：“国家政治，拂逆人民之公意。人民不得已，以武力颠覆政府，谓之革命” ，此处“革命”观念强调“人民之公意”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还有“大总统”一课：“我国数千年来，国家大事，皆由皇帝治理之。今日民国成立，人民公举贤能，为全国行政之长，是谓大总统” 。
还有一种近代教科书史上具有开创意义的《公民读本》。它是笔者所见中国第一部公民教科书，主旨是教授“公民所必需之知识及道德”，要点如下 ：
甲， 民国组织之大要；
乙， 民国立法、行政、司法之大要；
丙， 国民与国家之关系，及其权利、义务之大要；
丁， 国家财用与国民生计之大要；
戊， 法治国之精神；
己， 自治制之大略，及其能力之养成；
庚， 国际竞争及现世界之趋势；
辛， 民主国立国之元气。
它的课文便是依据以上要点编排而成。以第一册为例，15课分别讲授：中华民国、国家、国民、民族之特性、国体、政体、国会、政府、法院、国民之权利义务、法律、法律与道德、地方自治制、自治事务与自治能力、选举。相关知识分配适当，近代国家的政治结构及运作是其核心。
第一课《中华民国》，讲述国体变革的过程：
我国自昔为君主国，君位世袭。秦汉以降，君权益重，一人临朝，权势无限。人民困于虐政，不得已则起而革命，是以二千年来，变乱不绝。迄于清末，国中先知之士，鉴于世界大势，知君主专制，不足图治，乃于民国前一年十月十日，起革命军于武昌，全国响应，清廷逊位，中华民国于是成立。
“政体”一课，对比立宪与专制之别：
立宪与专制之别，即在主权作用之有限无限。盖立宪之国，既有宪法，以定政权所属；又设国会以立法，设法院以司法，政府失政，国会得弹劾之。诉讼裁判，法院主之，行政官不能干涉。故政治趋于正轨，人民无所冤屈。专制国则反是。政权无限，威福自专，人民冤苦末由陈诉，积久溃决，必起革命。现代各国，或由人民请求，或由君主自动，均已改为立宪政体。否则人民革命，变为民主国体，而行立宪政体。我中华民国亦其一也。
这部读本是遵照《国民学校令实施细则》而编 ，针对初等小学3、4年级的学生介绍国家政治常识，强调国体变更、政体变革的历史意义和中华民国的历史地位，这是一种全面的知识传输和启蒙。
民国建立后，强调“中华民国”的本质在于“五族共和”。教科书编撰者们指出，过去满清统治制造了种族成见和阶级不平等等问题 ，“今者，合五大民族，建立民国，休戚与共，更无畛域之可言矣” ，“前此为一姓专制时代，各私其种，人故多不平等之制度。今民国建立，凡我民族不问何种何教，权利义务皆属平等，无所轩轾，利害与共，痛痒相关，同心协力，以肩国家之重任” 。这正反映了学者所探讨的国家整合（National Integration）的意义，是在于把文化与社会背景互不相属的集团集合于同一疆土，并建立国家认同感的过程 。“五族共和”教育是确立国家认同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对照清末革命党人因对“中国灭亡”忧虑而阐发的种种“反满”叙述，相比之下，不论清末还是民初的教科书中，都不曾有“反满”情绪，“国家”是政治而非族群意义上的“国家”，这一点尤为难得。
民国建立后发行广泛的“共和国教科书”，其初等小学用国文教本直到第四册方有课文讲授新建立的国家，第四十四课方有一课教授国旗知识。课文中的“国家”并非“中华民国”，而是“中华国”，这是一种文化情感熏陶而非政权教育。民初教科书在国家符号——国名和国旗等教育中，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是强调“中华”，这既是民国国名，又是一个历史概念，文化传承性十分明显。其二是从国家符号在教科书中所占分量和所处位置来看，它并不占显要位置，没有得到特别强调，教科书仍以学童应掌握的相关知识为主。国家教育与政权教育稍有分际，但二者都不特别突出，突出的是“文化中国”内涵。在政治发生巨大转折的时期，文化传承减轻了变革的社会压力。
总的来看，民初教科书中对民国代清这一“革命”性转型的评价，倾向于制度深层的反思，指出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是“清廷不知改良政治为根本上之解决，惟循例严饬查拿以防继起” ，而“以专制政体演成此现象，固为不可逃之公例” 。民国建立的最大意义就是“千年专制政体，一变而为共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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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教育改革的一个成果，在中国近代学制史上具有跨时代意义的“壬戌学制”（俗称“六三三学制”）确立。它是近代中国教育史上施行时间最长的学制系统，一直到1949年。“壬戌学制”中最重要的改革就是取消修身科，代之以公民科。新学制鼓舞了公民教科书的编纂和出版，公民教科书又把个人对国家的认识、个人与国家关系的建构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因此这部分专以体现这方面内容最多的公民教科书论之。
编写了《新学制公民教科书》的法学家周鲠生认为，公民学作为一门新设立的学科，应该使中国学生具备三个方面的知识：社会生活和政治组织概念、中华民国的组织和法律概况；经济社会问题和国际关系 。学生先学习“政治组织”编，掌握有关国家、政制、政府、立法、个人权利自由及对国家的义务，还有主要民主政治国家的组织等知识后，再学习中华民国政治变迁、国会、大总统、国务员、法院、地方政府以及民国宪法等知识，就会自然产生联系，有助于知识的贯通掌握。周鲠生更以一个法学家的态度分析民国制度建设的实际状况。他指出国家权力的根据“在于社会契约” ，使学生理解近代国家形成的法律渊源。同时他批评“民国法律不但莫无统系，并且缺陷极多”，“国家根本重要的立法事业从未诚实的一贯的实行” ，学生可以认识到民国制度建设的世界历史背景和现状进程，看到国家应努力的方向。
教育家朱文叔编《新小学教科书公民课本》，从“公民”及其权利与义务讲到“个人人格之完成”、“社会之进步”和“国家之隆盛与世界之和平”。第一课“何谓公民”：能享受法律上规定之权利，担任法律上规定之义务之人民，曰公民。 公民的权利有参政权、请求权和自由权，尤其指出：共和国之公民，皆有监督政治之责任。即不被选为议员、不被任为官吏者，对国家及地方政治，亦须时时注意，察其得失，而督促执政者改善之；已有政治意见，亦应请愿于议会，或发表为舆论，以备政府采择。 公民具有“监督政治之责任”、可以“请愿”或“发表舆论”等方式表达“政治意见”，这种教育可谓发前人所未发，在中国的近代化历程中具有重要意义。课文最后还认为，“社会之进步”有四种原动力：个人之自由、社会之制裁力（指公正的舆论和制约机制）、互助之组织及向上之理想 。对于个人自由和社会制约机制的肯定切中了现代社会制度的根本。
教育家顾树森强调公民应具有现代人格 ，“国民树立的根本主义，在发展个性”，“个人自立的第一义，也是国家生存的第一义” ，“欧美所以有现在的文明，实在是个人主义发达的缘故” 。对于中国公民应具有的国际道德，他认为应该摒弃以往的“敌视主义”和“贱外主义”，树立“世界主义”和“国家主义”，“建设新时代的国民外交” 。在《法制篇》中，作者专设一章讲述“共和国的精神”，认为法兰西革命所举起的“自由、平等、博爱”旗帜，是共和国家最重要的三元素 ；孟德斯鸠主张的“三权鼎立制”“现在世界各国都已采用”，中华民国国民应该对建设“善良的政体”肩负起更多的责任 。顾树森此著同样肯定个人自由对于建设现代国家的意义，强调对西方现代国家精神和制度的学习，这些深刻见解充分展现了新文化影响下，中国公民教育所达到的高度。
此外还有基督教青年协会书局发行的“公民教育丛刊”20多种，青年会总干事刘湛恩编辑的读本十分重视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分析。他讲述“民主政体的沿革”，指出从人类历史发展阶段来看，民主思想是政体演进的表现，中国趋于民主是这个历史长链中的一环。他强调“法律统治”，指明法治与人治的区别：“人治的结果就是专制，而法治的结果却是民主” ，袁世凯得势就是中国人迷信人治的一个例子，故而中华民国“虽然挂了民国的招牌，可是离民主的境界还很远” ，“虽号称共和，实际上与专制无异” 。造成以上的原因是因为中国的专制遗毒太深，只有建立以“完全人格”为榜样的“基督化的良好公民” ，方能建成自由平等博爱的共和国家。这些代表了基督教青年会理想的国家观念。
此外还如江苏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和第一中学的三位公民教员：冯顺伯、金崇如与王仲和合编的公民教本——《初中公民学教本》。三位是颇富中学公民教育经验的专家，积多年经验编成此书，教育家汪懋祖给予极高称赞，称“此书一出而我国公民教学始现曙光” 。课文论述辛亥革命的意义：“人民不但晓得是汉族从满族手里夺回政权，也晓得是人民从皇帝手里夺回政权”，“我国人可算真正发现了‘所谓国家’” 。至于“中国现代政治问题”，主要是中国国民党“还没有完全组织成功”，“还没有什么良好的表现，前途成效如何，现在还不敢说” 。该书让学生了解现代国家制度转型的意义及现状。
总结来看，新文化之风和宽松的教育政策鼓动了公民教科书的编纂，这一时期公民教材在数量上达到了高峰。据统计，1920/1930年代出版的中小学及师范学校用公民教科书就有125种，教学参考书45种，教学辅导书9种 。而且1920、1930年代前期林林总总的公民读本在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上，都强调发展个性、完善人格和个人自由是国家生存的首要条件，强调个人的参政议政权利和自由言论权利，这些观念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建构上皆为前人所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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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3月，国民党三全大会召开，在法理上将党权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大会确立了以总理遗教为国家根本大法：“确定总理所著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及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为训政时期中华民国最高之根本法。”
1930年代的课程标准都有对于党义教育的要求。例如1934年教育部颁行的初级中学公民课程标准，其主要目标就是“使学生明了三民主义之要旨，及政治经济法律与地方自治之基本知识，养健全之公民资格。” 1934年部颁高级中学公民课程标准的重要目标是：“使学生认识中国国民党之主义政纲政策，为建国及解决社会问题唯一之途径”。
国民政府的党义教育在教学中得到迅速贯彻，“分布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建国方略、党史、党案于各学科中，为渗透的普遍的教学” ，“皆以能养成党治下健全之国民所必需之技能、思想、性格、体力而有以使党长进不朽为本” 。故而党义教本无可选择地在以上范围内取材，“无一句无来历，无一句杜撰” ，多按照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三部分编排，几成为语录式的著作。事实上党义科覆盖了所有科目，尤其成为公民科的外壳。正如有研究者认为，公民科教学也应该“使儿童理解党国之组织之现状之最终目的，及自己与党国之各种关系，因以启发其努力服务党国之思想，锻炼其勉力为忠实党员明达公民之意志……”
1930年代一种较有影响的公民教本：叶楚伧和陈立夫主编的《初中公民》教科书。主编者之一叶楚伧（1934—1938）早年是南社诗人，又是国民党官员、政治活动家，1928年后，历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中央执行委员等要职。1935年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副院长。另一位主编陈立夫（1898—2001）也是20世纪中国的重要人物之一，中国国民党政治家，曾是国民党历史上最年轻的中央党部秘书长，曾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等职，1934年任国民政府土地委员会主任委员，1938年任教育部部长。他们二人以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官员的身份主编公民教本，证明了1930年代公民教育具有强烈的党义性质。
叶楚伧、陈立夫主编、编撰过不止一部公民教本，这里仅以正中书局1935年出版的《初级中学公民》来看。这部教科书共5册，分别讲授公民生活与公民道德、公民政治生活、地方自治、法律大意和公民经济生活。这几方面内容是1930年代公民教育的一般模式。教本宣称：“本书各册根据三民主义，阐明总理遗教，期以党义渗透公民生活” ；课文内容基本上是“融汇孙中山先生遗教”，“教学时宜令学生参考《总理全集》” 。课文的优长是不机械引用孙中山的论述，但无处不传达三民主义精神。正如叶楚伧在他主编的另一种公民教材中解释有关篇章安排：“民权主义政治制度之完成，一本于宪法。宪法根据《建国大纲》，故本书第三四五各章，实以《民权主义》及《建国大纲》为构成之骨干。”
党化教育在形式上、内容上固定化的同时，在功能上也越来越成为国民党政府规训青年学生的意识形态工具，公民教本实际成为实现“民众三民主义化”和“教育民众中国国民党化” 的助手。国民党政府和国家的权利一体化，公民教本中甚至出现这样的口号式课文：“拥护我们的政府！信任我们的政府！政府努力替我们做事！政府努力实行三民主义！我们的政府万岁！”
党化教育的弊端时人早有认识。早在1928年，《上海教育》就发表文章《党教育》，描述了“党化教育”在实际教育中的方法和恶果：1，课程“采用党的教材，生吞活剥式的灌输三民主义，国语文中充满了革命伟人的伟大史传，常识课是国民党的政纲，音乐课要唱“革命之歌”，美术要学“革命画报”……把党的一切当做了日常功课”。2，“仪式上竭力模仿党的形式，纪念周甚至平常集会一定要瞻谒总理遗像、恭读总理遗嘱，恰如八股时代的“圣谕广训”一般”。3，“党的标语无处不在”。4，“学生参与党的运动，今天游行明天集会后天演讲，往往不是志愿而是强迫的，学生往往有疲于奔命之感”。 所以从教育效果上看，党化教育实际上是压制个人思想，教人盲从，培养奴性的教育，1920年代蓬勃兴旺的公民教育逐渐暗淡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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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教科书的发展及它所体现出的国家观念与中国的政治社会发展局势紧密相关。晚清时期是中国的政治文化大转型时期，教科书表现出华夏文化观向现代政治学意义上的“国家三要素”观念过渡，帝王观与国家观并存。民国定鼎，中国建成了共和国家，教科书中重视革命、五族共和教育，以及简单的新国家政治结构的介绍。到1920年代随着新文化运动深入教育领域，公民教育勃兴，教科书最突出的是个人与国家关系的新建沟：强调发展个性、完善人格和个人自由是国家生存的首要条件，强调个人的参政议政权利和自由言论权利，这些观念在教科书史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随着国民党政权统一中国，党国一体的党化教育开始渗透到教科书，并且迅速覆盖了以前的公民教育。发扬个性、培养自由思想的教育变成了压制个人思想、教人盲从、培养奴性的教育。
可以看出来，近代中国教育多数情况下是政治的附属产物。当政治远离教育的时候，教育能自然发展、趋于繁荣；当威权体制建立、政治主动施压教育的时候，教育就会走向衰落。这二者的分野以国民党建立前后教科书中“国家”观念的水平高下判然可见。其实，“混乱”与“繁荣”是一体两面之物。只要不是政治或战争的干涉，“混乱”就孕育着“繁荣”的可能性，证之以清末至国民党政权建立之前的教育局面即可得出这个结论。历史无法假设，但是不妨设想，从清末以来，如果教育一直有相当的自由发展空间，那么中国教育、中国人对国家的认识——其中最重要的是对个人和国家关系的认知，也就是公民教育的发展——这些最基本、最重大的问题会有更充分的讨论空间。笔者认为，这就是我们应从民国教育历程中总结出的经验和教训，对于塑造现代国民、建设现代国家应当有所启示。（注释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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