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寧榮教授（Prof. LIU, N.R.）；香港大學SPACE學院常務副院長(商學及中國發展)；香港大學SPACE中國商業學院執行院長。
開學典禮致辭全文
(2018年9月)
歡迎來到香港大學，今天的開學典禮是大家在港大ICB學習旅程的第一天。剛才你們已經在校史介紹中了解到香港大學的歷史，以及香港大學SPACE學院在香港知識經濟轉型過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基於同樣的理念，2010年，我們正式成立香港大學SPACE中國商業學院。目前，學員已經超過一萬人，僅上學年我們的新學員就有近兩千人。
每次開學典禮進行主題演講，我總是在前一晚構思第二天要講什麼。昨晚到今早，我一直在等待一隻鞋子落地，但到了現在這隻鞋子還未掉下來。這就是美國政府會不會對中國的兩千億出口提高關稅。毫無疑問，中國將會採取報復措施。這對全球經濟格局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所以一整晚我都處於忐忑不安的狀態。目前還沒有最新消息，而股市一片慘淡。所以今天的開學典禮，我演講的主題就是“困局”。
從歷史中找尋困局成因
今天中美之間正在發生的貿易衝突，導致中美關係以及全球關係發生劇烈變化。那麼困局到底是怎麼發生的？上星期天，我在臉書上偶然看到一個消息，是關於2017年上任的美國總統特使、東亞事務特別助理、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東亞事務的高級主任。我發覺名字和照片都很熟悉，原來他就是我當年在美國的同行朋友Matt Pottinger，中文名字是博明。1997年，我在美國就認識他，是個對中國充滿感情而且非常友善的年輕人，在華盛頓我們一起參加派對、聊天、聚會。後來他到香港和內地擔任路透社及《華爾街日報》記者，我也到港大任教，所以也常常見面。1999年到2005年，他在香港、內地做過很多採訪，但因為他所做的報道，他在北京星巴克被打，也因調查腐敗的報道，被人追打和包圍，並被逼迫把採訪資料撕掉衝到馬桶里。2004年，我到他北京外交公寓的家參加聚會，與他最後一次見面，從此沒有再聯繫。原來在2005年，他離開北京去了伊拉克，後來又去了阿富汗。他決定棄筆從戎，三十多歲時加入海軍陸戰隊，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他在阿富汗，認識了特朗普最早任命的國家安全顧問弗林，雖然弗林因“通俄門”事件下台，但特朗普將博明留下來。博明畢業於麻省大學（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他上大學時選擇學習中文，一個非常冷門的學科。這代表他的家境富裕，因為不需為未來職業或財富太過憂慮。
美國有不少像博明這樣的人，他們大多在中國經濟騰飛的時候來到中國，如今這樣的一代人回到美國，並在美國發生不小的影響力。在中美兩國首腦的會晤中，博明就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也代表特朗普參加過一帶一路在北京的會議。博明離開中國的時候曾說過，他為什麼離開中國？而他為什麼會加入美國陸戰隊？因為六年的中國經歷，使得他更加愛國。他覺得像他這樣的西方人在中國都有被毆打的遭遇，那普通的中國人面對的是什麼樣的境遇？就是這樣一個在中國有過這樣經歷的人，現在是美國政府的中國政策掌門人。
同樣，澳大利亞剛剛下台的總理特恩布爾，他的顧問曾是《Sydney Morning Herald》（《悉尼先驅晨報》）駐京記者高安西（John Garnaut）。他和博明在中國有類似不愉快的經歷，他覺得中國過去十幾年經濟發展了，但政治上出現退步，成為更加集權的國家，而他同樣主導澳大利亞的中國政策。在美國、澳大利亞等西方國家，這些過去十多年曾在中國生活和工作的這群人，他們在中國不算愉快的經歷以及他們對中國不很正面的看法，開始影響到美國及西方政府的對華政策。
再往前，因為我曾做過記者，和不少當年在北京的外國駐京記者相識，CNN的齊邁克（Mike Chinoy）80、90年代是駐北京的記者。他第一次去中國，是70年代尼克松訪華時。他對中國充滿了浪漫情懷，直到1989年，浪漫情懷才破滅。他最近在南加州大學工作，參與製作了一部紀錄片《Assignment China》（採訪中國），記錄了上世紀40年代開始，美國西方記者在中國的經歷。這是一部不錯的片子，你們有機會可以看一下。
時間再早一點，美國駐華大使李潔明，出生在青島，在中國生活了幾十年。李潔明之後的駐華大使芮效儉，出生在南京，父親是美國教會學校金陵大學的老師。再之前的司徒雷登，出生在杭州，把一生都獻給了中國。1949年回到美國之後，他還因親中立場受排擠，去世時中美對峙，他也是中國不受歡迎的人，卻留下遺言，一定要埋葬在他曾經擔任校長的燕京大學校園內。這個遺願雖然沒有實現，最終他得以埋葬在出生地杭州。
為何我給大家講這些故事？如今美國及西方一群掌管中國政策的人，對中國的看法和認知，和他們的前輩們相比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他們不再像司徒雷登那一代的美國人，出生在中國，對中國貧窮百姓充滿了同情心，從心底里想幫助中國；也不像80年代的西方記者們，對中國充滿了浪漫情懷。而是像博明，在中國經歷了很不愉快經歷，看到了在中國崛起之後，反而出現了許多不公、不義的現象，甚至覺得中國經濟崛起之後反而在許多方面退步了。這在學者中間也是如此，我在華盛頓時經常採訪的喬治華盛頓大學中國問題專家沈大偉，他對中國看法的變化就是一個明證，他曾經非常看好中國的發展趨勢。
如今，美國共和黨和民主黨，在許多議題上意見相持不下、立場南轅北轍。只有在中國這個問題上意見一致，在遏制中國這個問題上沒有不同立場。那麼這種變化到底是如何發生的？為什麼會發生？如果只是聚焦2018年發生的事件，大家可能會覺得中美之間似乎突然之間變成仇敵，而不久前我們還提到要建立中美兩國新型大國關係呢！其實這不是短短半年至一年才出現的問題，也不是特朗普上台之後才發生的。在特朗普與希拉里競選美國總統的時候，中國還以為商人出身的他比較容易打交道，不像希拉里老拿中國的民主和人權說事。
如今面對特朗普入主白宮又怎麼樣呢？所以這不是總統個人的問題。中美之間存在的問題不單單是特朗普本身的立場，這個問題要追蹤到十年前，而變化的起點是2008年，那時北京奧運會剛剛結束，某種意義上是中國非常輝煌的一刻。但在西方看來，中國的政策隨之發生變化，開始倒退，政治上明顯收緊。
而經濟上又發生了什麼變化？2008年、2009年的金融危機卷席全球，但只有一個國家安然無恙，那就是中國。中國不僅安然無恙，而且發生了經濟騰飛。美國人開始以不同的心態看待中國，而且感到緊張，這是一種心理上的緊張。美國人認為中國與美國之間最大的不同，在於國家資本主義與自由資本主義的競爭。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意味着什麼？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意味着權力對市場的干預，對市場的保護。來自紐約大學的伊恩·布蘭默，兩年前他被邀請到北京，他就公開表示，國家資本主義與自由資本主義的競爭會影響全球民主發展，甚至使得中國模式在發展中國家更受歡迎。他是一位政治學者，專註美國外交政策與全球政治風險，還是一家辦公室遍布全球的政治風險與顧問公司的創始人。而哈佛大學著名的經濟學和經濟史教授、來自英國的尼爾·弗格森表示，在自由資本主義與國家資本主義競爭中，美國必將一敗塗地。他早在金融危機過後就說，“今天的世界看起來不同以往，現在的金融危機似乎證明，自由資本主義站立在怎樣的泥足之上。華爾街崩潰，似乎唯一成功應對其連鎖效應的就是中國政府控制的經濟。”所以在美國和西方至今不承認我們的市場經濟地位，他們認為中國權力與市場相不分離的政策，使得美國及西方處於非常不利的境地。
所以中美之間的戰略矛盾，並不是始於2018年的中美貿易戰。而是在政治層面與經濟層面，美國人發現原來的期望一一落空。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並沒有朝着更加寬鬆、更加市場化的方向發展。中國經濟發展之後，也沒有朝更加民主的方向轉變，或者簡單說，變得更像他們那樣的人。這就是他們的認知，不管我們同意不同意，這一點加劇了中美之間的矛盾，也是困局發生的根本原因。
特朗普的班子裡面對中國持鴿派立場的，除了華爾街出身的財政部長已經蕩然無存。他任命的國家貿易委員會顧問納瓦羅，已經寫了三部關於中國的著作，《致命中國》、《卧虎》、《中美必將發生的經濟戰爭》。而納瓦羅現今主宰着美國對華貿易政策，所以可想而知，要擺脫中美之間的困局是何等之難？除此之外，現今還有一個熱點，那就是南海，美國看到中國在南海軍事部署上的變化。當然對中國來講，南海是決定未來發展的巨大戰略要地。如果無法控制南海，無疑會影響中國的戰略布局，所以這方面也對美國產生了巨大衝擊。所以中美之間的競爭不是僅僅在貿易領域的紛爭和競爭，在哈佛執教50多年，曾擔任肯尼迪政府學院院長的埃里森教授，去年出版新着《註定一戰：美國和中國能逃避修昔底德陷阱嗎？》，即刻引起了大家的注目。但我去年帶同學去華盛頓拜訪國會、國務院、國防部，以及當地的一些智庫，提到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保守人士就攻擊那是曾經對中國抱有幻想的一群知識分子，又一次單相思。在他們看來，中美之間就是一種競爭關係。
困局背後的認知偏差成因
我們今天探討這個問題的時候，必須自問這個困局為什麼會發生？發生的原因是什麼？我們的判斷為何會發生誤差？為什麼會出現嚴重的認知偏差？回到一個根本性的問題，我們政策制定的系統到底出現了什麼差錯？美國各派能在中國問題上發生如此大的逆轉和採取如此一致的立場，在某種意義上講，這和美國對中國的憂慮有關。2018年，中國的政治發生了重大變化，這一點讓美國人更加恐慌。因此美國不管是左派、右派、中間派，在看待中國時都覺得中國在政治上出現更大的轉向和倒退，所有的派別都從不同的角度去看中國的威脅，因此他們自然把中國當成非常可怕的敵手來看待。
但中國的政策制定者並未覺察到這個變化。我們今天回頭去看這個問題，我們一定會問為什麼會出現認知上的偏差以及判斷上的偏差。我們還像過去那樣以為，通過建立個人關係就可以搞定中美關係。這包括兩國元首在特朗普莊園的會晤，特朗普訪問中國並給與極高的待遇，就以為一切都很順利。高枕無憂了。但是我們並沒有意識到美國這個社會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對中國的看法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轉向，這就是認知問題。
有傳言被尊稱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就是美國“新三國演義”的戰略制定者。何為“三國演義”？1971年，基辛格初訪中國，開始了聯華制蘇的戰略，“三國演義”改變了當時的世界格局，最終導致蘇聯倒台。“新三國演義”卻是美俄聯手制華。這在某種程度上證明了美國對中國在認知上已經發生重大的“範式轉移”。
所以我們應該如何解決這樣的困局？我想我沒有答案。因為我給出的答案不斷被自己推翻。
但是有幾樣東西我很堅信。
第一點，我想國家的發展必須有賴於民眾的參與，必須讓不同的聲音在決策中都可以聽到，因為一個好的制度遠勝過一個開明的君主。1799年乾隆皇帝離世的時候，給嘉慶皇帝留下了輝煌的大清帝國，還有一位他重用的且能幹的大臣和珅。但他卻是中國第一貪官，他收斂的錢財相當於當時大清王朝十年的國庫收入。乾隆帝死後僅十五天，和珅就被嘉慶皇帝賜死。同一年，美國開國元勛華盛頓去世，他離開人世的時候，他不僅留下了“獨立宣言”，而且留下了一部確保美國民眾自由的“美國憲法”，以及留下一個民主的政體而非專制的王朝。所以我想從歷史裡面去尋找答案，我覺得一人獨尊的天下，不應該也沒有辦法去解決中國面對的困境。
第二點，過去四十年中，我們陷入過不少困境，但只要勇敢探索就會有突破。當年朱鎔基上台，也面臨很多困境，國庫收入下滑，國有企業倒閉。國有企業改革，尤其是紡織業的改革，當時也是困難重重。80、90年代，中國出口都是依賴紡織業。那個時候紡織業改革壓力很大，後來中國紡織業基本私有化了，但並沒有對這個行業產生負面影響。當然當年的國企改革也有問題，如在中國東部，約50%民企就屬於國企改制而來，出現了國有資產被不當轉移和低價變賣等問題。然而這樣的轉變着實解決了很多問題，讓企業真正市場化，並更好地發揮中國企業家的自主性跟創造性。我最近與不少企業家聊天，聽到和看到的積極信息不多，聽到和看到的悲觀信息太多。我強烈感覺到，改革開放四十年來，除了1989年，中國內地正瀰漫一股非常強烈的憂慮情緒。很多企業家說，我只能選擇離開。
如果說沒有辦法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這個制度不僅可以保護每一個人的自由與尊嚴，而且確保每一個企業發展的潛能和長遠規劃，那要解決我們目前所面對的困局是非常困難的。所以我沒有辦法給大家一個答案，我只能從歷史角度跟大家分享，制度的建立比任何其它東西都重要。
在過去十幾年的發展當中，我們很糾結，這體現在很多方面，如集體領導和個人威權之間的關係，國退民進與民進國退，計劃和市場之間的關係，創新與複製之間的關係。美國認為我們是抄襲和複製他們，甚至竊取他們的知識產權。但不管美國人怎麼說，對於中國人來講，我們今天面臨這樣的困局，我們要找到出路，我們絕不可以自閉，絕不可以自畏，我們要有自信，但不是盲目的自信。
所以第三點，我們不可以自閉。過去十多年當中，我們是否過於自信了？因為過於自信，反而產生自閉，覺得可以和外界隔絕，這也是另一種變相的、以為可以關起門來發展的模式。其實我們改革開放四十年了，我們在這個網絡世界裡依舊是與外界絕緣的。所以我們有時信心爆滿，因為我們無法全面了解他人，我們的國民也無法全面了解這個世界。其實我們到底又有多大的競爭力呢？在某種程度上來講，我們的企業還未真正經受國際上的競爭，因為我們的市場是受到保護的，也正因為這樣我們依然無法和國際接軌，在許多問題上我們沒有和別人可通用的“語言”。所以如果給今天的困局找答案的話，另一個答案就是我們必須更加開放。因為只有更加開放，我們才有可能將中國融入整個世界的經濟和政治體系當中。但我們到今天還沒有辦法真正融進世界經濟體系當中，因為到現在為止，我們還不被承認是市場經濟。我們沒有辦法融入全球政治秩序體系當中，因為我們的價值觀無法被人認同。所以美國發起圍剿的時候，我們去德國和日本，強調我們都是全球化積極的倡導者，想聯合他們一起來對付這個孤立主義者，但那是不現實的。我們不是德國和日本的哥們，德國和美國才是哥們，美國和日本才是哥們。所以我們必須融入這樣的政治跟經濟體系中去，實際上過去四十年中，中國並沒有企圖去推翻現有的國際政治經濟體系，我們只是希望對現今的國際政治經濟體系做一點小改動，不要對我們這個後來者不公平。而這樣小修小補進行改動有一個前提，我們必須要接受一個全球都認同的價值觀，這樣才能將這個現存的體系變得對我們自己更加有利。
那應對困局我想三個方面很重要，而今天是開學第一課，我想給大家分享三個關鍵詞。
第一個關鍵詞，首先我們必須凝視自我，我們是不是過分的自卑或者是過分的自傲？過去十多年的快速發展，確實讓一些國人忘乎所以，什麼“厲害了，我的國！”就是最好的證明。但中興事件有如當頭一棒，真正讓我們夢醒過來。過去十多年我不停地重複，不要因為看到美國的城市沒有多大的變化，美國表面上沒有多大變化就以為美國已經走下坡路。其實最重要的是去看不明顯的事物，因為真正驅動變化的就是肉眼不易看到的東西，這就有如海平面下見不到的冰山最有可能摧毀你的巨輪。舊金山可能十年未變，但硅谷所涌動的變革和創新不僅改變美國而且改變全球，而這真不是你的肉眼容易看得到的。所以我們是否因為自卑才自信爆棚。正如奧地利心理學家阿德勒所言，有時候人過分自信，其實是一種自卑的狀態。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我們要告別過分自信，但也絕對不能自閉、也不能自畏、更不能自慰。凝視自我，這是第一個關鍵詞。
第二個關鍵詞，另類思維。如何從目前的困局中走出來，我們必須對我們的問題的解決有不同的思維方式。如果中國的發展永遠都是以同樣的方式，而不接受新的發展方式，我們就不會有今天。1978年，鄧小平給中國提供了另一個思維和另一個答案，這給中國帶來全新的前景。安徽小崗村的18個農民用生命冒險畫押，實行包產到戶，才有了後來的農村改革。1992年，鄧小平來到深圳，如果不是他一再強調不要爭論姓社與姓資，哪有今日的中國？！我們回首過去所發生的這些歷史大事件，今天覺得沒有什麼了不起。但在那個時刻，能夠打破慣性思維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凝視自我之後，我們能不能有不同的思維和角度去看問題，去尋找解決問題的另類方案？所以我非常希望，當你們來到港大ICB，藉助這樣一個機會，重新審視自己，凝視自我。然後在這個基礎之上，有沒有可能有一種不同的思維。不管以前我們做事的方式與思考的方式怎樣，我們能不能嘗試別的方式。我希望大家在港大ICB能有這樣的學習收穫，就是獲取不同的視野，從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問題。
第三個關鍵詞，逆境突破。越在逆境當中，越可能有新的突破。過去四十年，我們碰到過多次逆境，而且最終都順利地度過了。比如1989年之後，鄧小平的政策使得中國和西方的關係得以緩和，擺脫了孤立。當然有時運氣也很重要，小布什上台之後，準備將中國作為最大的敵手，正逢基地組織活動猖獗，發生了911事件。於是美國將中國作為競爭對手的時間，至少順延了十幾年，給了中國寶貴的發展機會。這段發展時間非常寶貴，所以到了2013年中國才有底氣表示要和美國發展新型大國關係。
但在目前的困局之下，我們如何才能夠找到逆境突破的方法？我們在突破逆境當中，必須強壯自己的身體，那就是必須讓大家看到制度建設的前景。如果沒有好的制度，多少賢能之士都無法確保中國可以有長久的競爭力。只有建立公平、公正和透明的制度，才能給大家帶來一樣非常重要的東西，那就是安全感。
昨天亞馬遜網站上有一本暢銷書，《華盛頓郵報》資深調查記者Bob Woodward（伍德沃德）的新書《Fear: Trump in the White House》（恐懼：特朗普在白宮）。這本書透露了特朗普的白宮，不少政府高官都生活在恐懼中。在恐懼的環境中生活，是不可能有前景的。所以如何讓每一個人都沒有恐懼，不會因我有不同觀點而遭到報復，不會因我有不同立場而遭到報復，這一點很重要。所以逆境突圍非常重要，而能夠做到這一點的前提就是我們不能生活在恐懼當中。所以如何在逆境中找到方向，給我們的國家找到新的前景？這有賴於我們每一個人的思考和探索。實際上，逆境常常給了我們重新思考和行動的機會。根據心理學家的研究，一個人的成功，IQ的高低只佔20%，而EQ和AQ（逆商）則高達80%，
自我凝視強調重新審視自己，另類思維有助走出舊有模式，逆境突破在於加強內在定力。我相信在座的每一個朋友，來到港大ICB，不僅僅是來學習商業管理的知識。如何將管理知識應用到你企業的管理中固然重要，如何創新地尋找突破更加重要。而最終如何更好地服務於社會與國家則至關重要，這是在座的每一個人的責任，千萬不要看輕這樣一份責任。謝謝大家！
劉寧榮教授簡介
劉寧榮教授是教育家、營銷傳播專家、與媒體人。他專註戰略發展、品牌管理、和營銷傳播。近年來他致力於高等教育，特別是教育市場化和國際化，以及教育營銷和創新的研究，發表了有關教育、營銷等方面的論文，並出版了有關中國高等教育和繼續教育市場化和分權化的學術專著。他是英國“國際教育發展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和“繼續教育和高等教育期刋”（Journal of Further and Higher Education）的評審人。他還經常就政治、經濟、和社會等領域影響中國發展的議題發表演講。
他現擔任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HKU SPACE）常務副院長（商學及中國發展），推動創立了香港大學SPACE中國商業學院（港大ICB）並出任執行院長，以創新型專業商管學院為定位，培育專業高管人才。他提倡創新教學和主動學習，強調教與學的4P模式：專業（Professional）、前瞻（Prospective）、實用（Practical）、實效（Problem-solving），並在專業與高管教育中引進人本教育。
他在媒體和傳播領域有廣泛的經驗，在2000年加入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出任助理總監之前，他在美國任職營銷和傳媒顧問公司，在紐約與華盛頓兩地從事企業形象與品牌諮詢。他曾任職多家中英文媒體，並在華盛頓擔任過白宮記者，兩次全程報導美國總統大選，採訪了克林頓、布什、戈爾巴喬夫等全球知名領袖，其多部深度報導的新聞作品和專著在中國內地、香港、和美國出版。
他曾是美國亞洲基金會、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以及德國柏林國際新聞研究院的訪問學人。他曾於1996年在美國被評選為五百位最有影響力的亞裔美國人。他是美國印第安納大學碩士，英國布里斯託大學博士。
（文章來源：港大ICB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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