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眼目睹过2008年的新闻盛况。
2008年乃多事之秋。金融海啸、汶川地震、奥运圣火海外传递屡屡受阻,万众瞩目的北京奥运会开幕……一件接着一件。接踵而至的大事之间,喷薄而出的,是无数的记者与新闻。
2008年是新闻大年。
体制内,赵普落泪播报汶川地震,一举成名;柴静顶着余震跑去绵阳采访,大灾面前的勇气与冷静,隐隐让她成为新一代知识份子的代表;张泉灵登上珠穆朗玛峰,现场记录奥运圣火传递,俨然已是央视一姐派头;芮成钢离开英语频道,加盟经济频道大展拳脚,即将开启他“为亚洲青年代言”的宏图大志……
十年过去了。如今。四人已全不在央视。
赵普去了安徽台,在一堆不知名的娱乐综艺节目中混脸熟;柴静拍了毁誉参半的《穹顶之下》,随后又开始安安静静地相夫教女生活;张泉灵转身做起了投资人,赚没赚钱不知道,要不是上《奇葩说》露了两回脸,大家真快要忘了这个人。
芮成钢踉跄入狱,自不必说。
百花齐放才是春。体制外的热闹,也让人看得目不暇接。
2007年,因积极参与厦门市民抵制PX项目进驻,连岳一战成名。2007年底,连岳获得德国之声主办的国际博客大赛2007最佳中文博客奖。
那时公知还不是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德国之声也不是反华媒体的代名词。
汶川地震发生后,来不及悲天悯人,连岳第一时间把炮火集中到了政府身上。但连岳找错了软肋,把“地震能否实现预报”作为主要火力点,被学术界批得灰头土脸,最后不得不公开道歉。
从此以后,连岳鲜有尖锐言论现世。安安稳稳地岁月静好,讲婚姻,讲工作,讲赚钱,讲拼搏奋斗,篇篇公众号文章阅读10w+,流量和带货人气都堪称顶级。
很少人知道连岳曾是一个公知。就像很少人知道锤子手机不是罗永浩第一次创业失败一样。
2008年,罗永浩创办的牛博网,日访问量首次突破了一百万。考虑到彼时互联网的用户数量,这是一个不错的成绩。
曾给牛博网写过稿子的人,有方舟子,有和菜头,有连岳,有韩寒,甚至连体制内的柴静,都来掺和过一脚。
彼时的体制内和体制外,其实拎得也没那么清楚。台前播新闻的是媒体人,背后写博客的也是媒体人,天下媒体一家人,不用争个你死我活。
如今想来,央视数得上号的女记者,跑去给一个被监管部门下过多次警告的博客写文章,这几乎要算是个政治错误了。
2
如今看来,2008年那一代百花齐放的新闻媒体人,大多选了两条出路。
一条是投身娱乐的大潮。赵普去主持综艺,韩寒深耕贺岁电影市场,连岳写着深受小镇青年和中年妇女喜爱的鸡汤,不管评论如何,赚到过去难以想象的报酬这事,倒是真的。
毕竟在2008年,流量还是没法变现的。哪怕韩寒博客文章篇篇百万阅读量,也不能帮他换来一分钱的票房。
一条是投身创业的大潮。张泉灵选择去做投资人,跟自己专业风马牛不相及的领域打起了交道;牛博网关停,英语学校歇业以后,罗永浩扎身智能手机的红海,结结实实呛了几大口水;芮成钢不声不响创业最早,本以为早已名利双收,可惜反腐的利剑砍下来,最终只落了个人财两空。
创业路没那么好走。资本是冷酷的,媒体人的熟脸和名气,没那么容易打动它们的铁石心肠。
胡玮炜是少数成功的典范。若踏踏实实做科技记者,她的资历也不算浅,熬到今天,月薪破万也不是不能想一想的。
但2018年,摩拜卖出了十亿。
也难怪媒体人心思活络。每天跑在商人名流的最前线,接触的都是天降财富的神话。有几个人能泰然自若看着别人发财,自己却全然不为所动呢?
3
1998年,2008年再往前推十年,《南方周末》《成都商报》的一线记者们,就能拿到万元月薪。
1998年北京房价不过三千一平。
新千年左右,可能是传统纸媒和记者们最为辉煌的年代。一篇孙志刚深度报道,就能推动国家废除延续多年的收容遣送制度;《南方周末》一则新年贺词,就能吸引广大热血青年纷纷南下投身南方系阵营。
当记者,做新闻,兼顾了月亮和六便士,是彼时的热门职业之一。于是2000年的11月8日,当代中国第一个记者节应运而生。
新千年前后的记者们处于人生的高光时刻。他们多半想不到,短短十几年后,月薪万元不过挣扎着迈过温饱线,而北京房价一路攀到了六万。
他们多半想不到,短短十几年后,《南方周末》《成都商报》被层出不穷的新媒体杀得片甲不留。打开腾讯新闻和今日头条,清一色的领导活动和明星八卦,连上副刊的水准都够不着。
他们多半想不到,短短十几年后,深度报道完全失去了市场。超过两千字,读者们便嚷嚷太长不看了。大家激辩的话题,不再是收容制度是否合理,PX项目是否有害,转而为男人是不是该给女朋友买口红,结婚是不是该先给彩礼这样的话题争得面红耳赤。
当然了,深度报道难产,也不能只怪读者们的。
毕竟,很少有人能像江艺平,这位《南方周末》曾经的主编一样,顶住来自上级的巨大压力,让手下的记者们爆发出了极大的才华与力量。《让混混干部也下岗》《昆明在呼喊:铲除恶霸》《谁是地下“组织部长”的后台》,这些光是标题看着都够“触目惊心”的文章,全是江艺平任时《南方周末》的产品。
如今的主编,文字水平或许不行,自我审查和自我阉割却是一等一的好手。
他们多半想不到,短短十几年后,那些资历深厚,曾高山仰止的资深记者、编辑、媒体人们,纷纷转行去做了商人、创投或自媒体。在一次次的成功或失败中原形毕露。
他们多半想不到,短短十几年后,记者脱掉了光鲜华丽的外套,成了低收入、高强度的文字搬运工。虽人不在新闻业,身边却不乏从业的朋友们。严肃点儿的,开大会,跑领导活动,照搬上头发来的通稿例文;通俗点儿,蹲明星,上娱乐现场,洗稿点击率高的同业新闻,日复一日,千篇一律。拿着多年不动的工资,对飞涨的物价发出无力的叹息。
很少听过有理想有本领的年轻人,想去做记者了。
4
许知远在《这一代人的中国意识》里说了一段话,颇有道理:“一个典型的《南方周末》人是这样的,出生在农村或者中小城镇,有一个谈不上幸福的童年,曾经做过文学青年,通过个人努力而获得接受好的高等教育的机会。这样的人,有一点骄傲,有一点清高,有一点排斥庸俗,有一点显得理想的样子;这样的人,无法忘记他的社会责任……这样的人,是新闻人中的儒家……对于这些人来说,新闻是他们谋生的手段,更是他们参与社会的途径”。
这不仅是说《南方周末》。当年应运而生的记者节,是为这样的记者们而设的。这样的记者不仅仅活在一两家媒体之中,在某个并不算太久远的历史时刻,我们还拥有许许多多这样的记者。
如今参与社会谈不上,新闻的作用就剩下谋生罢了。当然对下海创业的新闻媒体人们来说,还有他们发家致富的希望。
记者都快没有了,还过什么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