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伦：这是一场非传统抗议，马克龙的执政风格也确实值得检讨，新的时代给当代的民主运作及制度提出了新挑战。
法国塞尔奇•蓬多瓦兹大学教授 张伦 为FT中文网撰稿
10月底，因法国政府拟从明年1月起加速提征燃料税，引发社会不满，诞生了一场“黄背心”抗议运动，蔓延至今，甚至从上周六在巴黎香榭里舍大道引发骚乱后，这周六在巴黎市区多个地点再次发冲突、骚乱。马克龙政府面临执政18个月以来一场最严峻的政治考验。
一场非传统抗议
自马克龙上台伊始，便着手开始推动一系列重要改革，取消针对富裕群体征收的一种特别税种“社会团结税”（ISF），逐步取消居住税，改革以往过于僵固的劳动就业法，改革法国铁路总公司等。尽管这些多曾列入其竞选纲领，但轮到具体落实，每次改革都引发很多争论，尤其是“劳动法”与“铁路总公司”的改造，更引发一些抗议罢工，但基本上最终都尘埃落定，得以实现。
但每次，其声望也都因改革牵涉到的人群而受到一些折损。此次爆发的抗议，可谓是这些积累的不满的一次大爆发。“黄背心”是每个驾驶汽车者所必备的装饰，以备行车发生故障、尤其是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时穿戴，以便示警。此次抗议人群把它拿来作为标志，积聚在各种交通路口、高速公路付费站，拦截车辆，抗议，表达不满。
与以往有些重要不同的是，此次运动与任何政党、工会组织等都无关，抗议者自己也宣称是“自发与非政治性”的，其社会动员完全是依靠社交媒体，没有任何代表与组织；抗议者内部也抵制产生代表，对任何所谓具有代表性的代表都表示怀疑；诉求也随加入的人众的不同而日渐多样：取消燃料税，增加收入，保证退休老年人更高的基本收入，重设“社会团结税”（ISF），强化火车运输，中小学每个班级的学生不超过25人，恢复一些被放弃的乡间国家邮政与公共设施服务，设立网站如果一项法案签名超过70万就需要拿到议会讨论，回归七年总统制，解散议会，遣返非法移民等等，五花八门。
如果按传统的政治光谱来分类，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有从左到右的各种主张，从很具体的日常生活到很浪漫的想法——提倡幸福的生活方式等。其中不乏相互矛盾、对立的立场。这可能是这场抗议除以社交媒体为组织动员方式、没有代表人物之外的另一重要特点。传统上，社会冲突尽管有街头抗议的形式，但基本上各种社会组织如工会往往能扮演一种媒介角色，在与政府的谈判中最终寻找到一种解决方式。但此次抗议，不仅传统的政党无法再扮演原有角色，即使工会组织也不被抗议者认可，而自发的抗议者中迄今为止又没有产生任何具有代表性的代表——抗议人众本身就排斥代表的产生，各说各话，只是在对政府不满这一点上有共识。也因此，处理解决这种冲突抗议的困难大增。当政府表示愿意与抗议者代表对话时，却没有人愿意来甚至敢来与总理对话，因其受到其他抗议者的压力，甚至人身安全受到威胁。
也是因此，不仅对话上陷入僵局，在社会秩序的维护上，困难也极大增加。传统上法国每次有游行抗议，常常就有一些无政府主义者、流氓混进游行队伍，制造事端，这是老问题，过去组织游行的工会也会加以注意，警方也有一些应对方案。但上周六与本周六两次“黄背心”的巴黎游行抗议，尽管人数并不众多（据统计全法国三周前的抗议参加者为28万，而最近两次游行都在十几万人，巴黎万人左右），但因这种游行抗议的无组织状况，这类打砸抢分子有了可乘之机，再加上一些“黄背心”抗议者的激进化倾向，造成的影响甚大。区别一个真正的“黄背心”抗议者与这类装作是抗议者的捣乱分子也确实很困难，任何人都可以随便套上一件黄背心，声称自己是和平抗议者。一些法西斯极右翼小组织如“法国民族党”公开在网络上号召参加这些游行，目的在与警察发生冲突，制造混乱，将马克龙政府赶下台，在他们看来，这个政府具有“社会主义色彩”；另一方面，一些极左翼群体，也极端痛恨马克龙，视其为资本主义代言人，也欲去之而后快。这些极端团体与流氓捣乱分子，是这两次巴黎香榭丽舍大道、凯旋门骚乱的主要力量；当然，也有一些本是和平抗议者，在混乱中情绪激动，与警方发生了冲突。
马克龙的执政风格
正如我们在最近几年西方国家发生的一系列抗议中可以发现的，在全球化、网络媒体时代，传统的民主体制正面临新的挑战，旧的政党与政治人物接二连三被人们抛弃。其中，社会分配的不公正，日渐强烈的个人意识与权益的要求，社交媒体带来的信息表达与传递方式的改变，给这种变化提供了动力与土壤。从西班牙的“愤怒者”到纽约“占领华尔街”运动，到处我们都可以看到这轮全球化经济增长分配不平衡所带来的愤怒与抗议。事实上，法国此次这场自发抗议，在相当多方面与这些运动有类似的地方。抗议者选择代表富裕、某种意义上讲是一个全球化橱窗的香榭里舍大道来表达不满、发泄情绪，而不去那些传统的抗议场合如“共和国广场”“巴士底广场”等，在笔者看来这本身已经传递了某种信息。此次抗议相对来讲暴力色彩更加强烈，除了上述提及的法国的抗议传统中的一些问题外，或许就与法国当下的政治格局、马克龙的执政风格有关。
事实上，马克龙可能是法国最早意识到这种社会与政治、文化变动的人物，也是他能够从传统的政党格局中脱颖而出、战胜对手入主爱丽舍宫的主因。但是，正如历史上许多事物的辩证发展一样，他的执政纲领和个人风格既是他的长项，也可能在某些情况下成为他的短板。比如，笔者过去就曾认为，他的不分左右、兼顾左右的中道、实用路线，既是他区别于传统政党、打破传统政党结构、赢得大多数选民支持后胜选的关键，也可能内涵一个执政风险——左右不是人，在政策实施上，左也不高兴，右也不满足。此次“黄背心”抗议者包括各方人士，从最初基本上是一场收入低下群体的不满表达，扩展为囊括各种诉求的抗议运动，其中显然就有这种心理因素作用。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民意调查中对“黄背心”抗议会有高达50%左右的支持，另有30%左右表示理解——各种人都会找到各自的不满，一个月收入不足1000欧元、生活困难的人对加燃料税不满，一个收入不错的人却对国家税收居高不下不满，两人能在这一点上找到共同语言。一个环保主义者可能对加征燃料税感到高兴：因为所有研究以及其它国家的相关实践都表明，这是一个引导人们减少使用石油燃料的极其有效的工具。但他可能同时对社会的贫富差距感到愤怒。根据民调，91%原先投给接近激进左翼的“不屈的法国”的选民和 86% 投给极右翼的“民族阵线”的选民，这次在“黄背心”运动中走到一起，抗议马克龙。
法国此次爆发的不满是长期积累的一个结果，指望执政18个月的马克龙能一下子解决问题，显然不现实。但显然，马克龙执政风格也确实值得检讨。这位年轻的没什么家世背景的总统，如果没有极强的个性和自信，当然是绝对无法走到这一步的。坦白讲，相较于过去几任总统几番着手改革面临社会反弹最后退却的事实，这种能承受压力的性格对法国面临的艰巨的改革任务来讲，显然是重要的。但具体操作上，如何更精细、更好地把握社会心理脉动，拉近与民众的距离，展示出亲民形象，争取社会的理解与配合，也绝对是改革能深入下去、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在这点上，这位年轻的总统似乎就有所欠缺，他在一些问题上直言快语，这在一些人看来或许是新一代政治家不讲虚套话的优点，但在另外一些民众看来，就是总统不解人情、高高在上的表现。在笔者看来，马克龙的个人风格显然是引发此次抗议的一个社会心理原因。他总是希望自己掌握节奏，讨厌外界强加给他一个进程，不愿给人自己受外界压力左右的印象。因此，他往往在事态发生后不第一时间做危机处理，造成后续不佳效果。从萨科奇开始，到号称要做“普通人”的奥朗德总统的一些过于大众化的言行，都曾对总统应有的威严造成损伤；适当地在民众中修补总统的这种权威感是必要的，但以增强公民参与为标志上台的马克龙在重建总统威严方面所做的或许有些矫枉过正，至少让一些民众有了相当的距离感。此外，一些触动人的利益、在社会接受度上具有敏感性的改革措施，在笔者看来没有很好地向民众解释说明；马克龙竞选时曾多次宣示要做到的政策制定方面的公民参与，并没有有效落实，做到家。这些都是造成今天这种局面的原因。
以争议最大的取消富裕人群的“社会团结税”来讲，事实上，这是一个欧洲国家曾普遍实行后因效果不佳而全部取消的税种，法国取消该税也是向其它国家看齐，而且也并没有全部取消，在房产部分依然保留征收。取消的税收总额在40亿欧元左右，并不是一个很大的数目，某种程度上也具有象征性，传递某种信息，目的是鼓励向产业投资，吸收外资，改善过去一些年法国资金外流、投资疲软的状态——据经济学家Eric Pichet分析，20多年来，法国有近2000亿欧元资本外流。从经济上讲，这本是一个有道理的措施，也曾明确写在马克龙的竞选纲领中；但在一个改革期，社会心理承受能力如何，中低收入的社会人群如何解读此政策，就可能是一个大的问题。正是因该税收的取消，左翼反对党与社会左翼人士就此展开的批评，让马克龙戴上了一个“富人的总统”的帽子。这难免不让那些生活困难的人们觉得不公、反感与愤怒。著名经济学家、《21世纪的资本》作者皮凯蒂周日晚在参与法国电视二台就“黄背心”抗议所进行的讨论时就认为：“马克龙政府误判了时代，这种措施是九十年代市场至上时代流行的做法。”也许他有道理，但如何激励投资依然是个问题。马克龙政府曾经宣称这种取消并不是永远的，今后会根据实施的情况做调整。在今天相当一部分抗议者将诉求集中在恢复该税种上的情况下，马克龙会怎样做出抉择呢？
根据各种统计数据，一年多来法国多种经济指标都展示绿灯，态势良好；法国人的购买力在多年停滞后，因最近一年的改革取消了许多工资上国家扣除的部分，并取消了大部分人的居住税，实际上增加了近1.7%。但为何一些人依然觉得收入状况在恶化？除了某些群体确实存在收入恶化问题外，在笔者看来，马克龙在实践自己的著名的“同时”（en même temps）的兼顾哲学（既要照顾好经济效率，也同时要关注社会正义等）时，并没有很好地掌握时点、节奏，及措施实施上的协调。比如，如果当时在宣布取消“社会团结税”的同时宣布一些他后来就贫困问题实施的政策，在取消工资中某些费用扣除、增加人们收入的同时，增加一些燃料税，在前一段油价上涨的时期暂缓推出燃料税加增，人们的心理反弹或许就不会如此强烈。那些生活困难者的愤怒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任何有关未来的许诺、各种说辞和解释，都无法替代那些民众日常生活的困窘，他们走上街头显然是有他们的合理性的，国家在进行改革时如不能适当照顾他们的利益，争得他们的理解，改革是很难走下去的。
也许正如《 Capital 》杂志不久前在一篇相关文章中引用里尔大学学者Alexandre Delaigue的话讲的, 马克龙“是想吸引更多的富人来法国，最终增加税收，然后再分配给穷人”。但人们或许很难有如此长的耐心。该文还引用日内瓦大学学者Charles Wyplosz的猜想：马克龙是要让法国人先把难过的过了，然后在下次选举前让人们尝到改革的果实。笔者认同这种对马克龙经济政策的观察。但问题是，如果改革节奏过快，社会不能接受，其预期的结果可能就不会如期而至，改革就会陷入危机。成功的改革从来就不仅仅是一个设想方案的问题，也是照顾到各种利益、细微的技巧操作和心理把握的结果。
在阿根廷出席G20峰会的马克龙，12月2日一早回到法国后立刻前往凯旋门及附近遭受损失的大街视察，并慰问警察、消防人员，当天下午与总理、内政部长等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他能否在今后这些天找到合适的方式，消弭“黄背心”抗议者的不满，重新确立社会对他的信心，不仅将决定他能否很好地化解此次危机，也将决定他剩下几年的执政是否会提前跛脚，能否继续推进改革。事实上，他在坚持自己的改革立场与满足抗议者的要求之间回旋的空间并不很大，这将是对政治智慧的一场极其严峻的考验。
乌托邦与现实：变动时代民主的新挑战
传统上，国家在法国的生活中就占据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20世纪初法国著名的“老虎”总理克莱孟梭就不无讽刺地说过：“法国是一个非常丰腴的土地，我们在那里栽种公务员，培育各种税收。”（La France est un pays extrêmement fertile : on y plante des fonctionnaires et il y pousse des impôts.）这种模式，肯定有其长处，对社会弱势群体的照顾，对公平的重视，都可以通过国家的政策适当落实。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没有对社会生活造成大的影响，这应该也是一个主因。各种研究表明，法国是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最近20多年来不平等发展最弱的国家之一。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法国的经济模式也并不是一贯如此，两个世纪以来的经济政策也是在自由放任与国家主义之间不断做阶段性的调整。现在的模式与战前的模式有很多区别，与战后重建以及所谓汲取战败教训、“冷战”背景下设立的制度有关。但这种模式的有效运作需要条件。当经济资源的增长因各种原因，如经济增长放缓、社会老龄化等，不足以平衡国家支出的继续增长时，社会对国家的不满就可能积聚，更多地压在国家身上。这时进行调整、改革就成为必然。
多年来，法国社会积蓄了许多改革的动能。人们不仅希望改革经济制度，也希望改变现有的政治体制。马克龙告别旧的政治运作模式的竞选方案，让长久以来对政治失望不满的人们燃起一种强烈的希望，不过也许正因为这种希望很强烈，碰到具体的政治现实约束，无法让人们感到满足时，人们的失望可能就更强烈。此外，正如一些政治观察家指出的，当代政治中，人们对政治人物有越来越短的期望周期，希望尽快见到效果，许多政治人物的资源耗损速度加快，这也带有某些普遍性。最近几个月马克龙的民意指数急跌近20个百分点，除了因他的前保卫员贝纳拉在观察游行抗议时超越权限参加逮捕行动而带来负面影响外，说到底，与人们期望的效果未如期而至或者至少不理想有关。
今天，社交网络的普及，让直接民主的乌托邦借这种技术造成的幻觉再起，使人们觉得不需要任何中介代议人物与制度，就可以更好地实现高水准的民主。这也强化了人们对现有运作体制的怀疑。但事实上，除非在小群体的范围内，否则政治实践、权力运作永远需要某种代表，这不仅是技术上的必然，也是政治理性化的一种必需。民主政治中这种代议的特点，与民主政治本意上的人民主权之间的张力，自民主诞生时起就存在，只是今天随着全球化与信息技术的发展而进入一个新阶段。当然，信息技术的发展绝对有其有助于民主发展的正面意义，但这带来的种种问题也日渐凸显。整体上讲，相当多的民主国家的制度架构还依然带有很多工业民主时代的制度特征，如何调试，回应全球化、社交网络、个体认同、权益诉求高涨时代的挑战，将关系到民主制度能否健康运作，更新升级。此次法国“黄背心”抗议中各种纷呈的有许多带有个人境遇色彩的诉求，从某种意义上讲也传递了这种信息。至于个人与社会、长远与短期利益间的冲突，再一次以一种新的形式展示出来，给当代的民主运作及制度提出了新的挑战，例如环境等课题越来越成为政治的一个重要议题，但处理不好，显然是与民众的收入、经济增长是有些矛盾的。法国此次冲突也凸显这一点。
所有征兆都显示，我们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正如在历史上所有大的转型时代所表现的那样，会有各种乌托邦甚至极端的思潮出现，民粹主义也一定会是这个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伴随人们的困惑、痛苦、探索，各种抗议、冲突、甚至极端的冲突形式都会出现，各种制度都会经受考验。民主也依然如此。不过有一点应值得我们注意：人的主体性的伸张、权利的诉求，正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潮流，也衍生出许多新的紧张与课题，任何制度、政治人物如不能有效回应这种诉求，在社会正义与发展之间寻找到平衡，就注定要被狂风席卷而去，最终只是一个形式与时间的问题。如果从这个角度看，且不讲价值问题，民主制度还是会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
就以法国当下的危机为例，假使最坏的情况出现，矛盾冲突升级，最后也就是解散议会再次选举，或者象当年戴高乐时代一样，举行公投，即便是告别马克龙，法国人最终换了总统，法国国际地位因此受损，欧洲建设暂时受挫，但法国也不至于大乱，这也是显见的。因为，除了那些无政府主义者、暴力的打砸抢者之外，对民主制度还是迄今最能保护人们权益与自由的制度这一点，那些“黄背心”抗议者也是明白、同意的。星期天晚上，一位“黄背心”抗议者就在二台的节目上讲，会有很多“黄背心”出来参加今后一些年的选举，代表抗议者。事实上，西班牙的“我们可以”政党，意大利的“五星”运动，都是一种类似“黄背心”运动的产物。此次抗议出现后，马克龙创建的本是代表社会对旧的政治势力的拒斥的“共和国前行运动”会有怎样的变化，也是我们要继续观察的。
（注：作者是法国塞尔奇•蓬多瓦兹大学教授。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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