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座评论：零八宪章十周年 起点还是高峰？
2008年的中国，大事件接连不断。与藏区骚乱、汶川地震、北京奥运相比，《零八宪章》无论在媒体关注度，还是传播广泛性而言，都略逊一筹。即便如此，中国政府对于宪章的封锁及联署者的打压，却丝毫没有放松，令其成为载入史册的重大事件。刘晓波便是其中最为知名的例子。十年过后，这份文本为中国留下了什么？《零八宪章》联署者之一以及英文版翻译者、汉学家林培瑞给出了自己的回答。

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现场的空椅子，如今成为具有明确政治涵义的标志物

（德国之声中文网）十年前的12月，在中国学界、法律界、民营部门和工人农民中，303名不同凡响的人士签署”零八宪章“，这是一份推动中国走向民主和法治的宣言。几天之内，几千名中国人在网上签名连署支持这份文件。

现在回过头来看”零八宪章“的结局是一件痛苦的事情。2009年12月，中国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判处”零八宪章“的核心人物刘晓波11年徒刑。残酷的判刑带来唯一令人欣慰的结果是：2010年刘晓波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多年来，诺贝尔奖委员会一直希能望支持以非暴力方式提倡人权的中国人，2010年，有一位诺奖委员会的成员说他们”觉得时机到了”。）但是在中国国内，宪章的结局却相当令人沮丧。”零八宪章“被全网删除，警察请连署签名的几百人”喝茶”，说不放弃署名”后果自负”。2017年，刘晓波在监狱中肝病没有得到医治，导致肝癌死亡。

同时，中国社会变得越来越专制，与”零八宪章“期望的变革正好相反。中央政府变得更加集权，更任意专断，更咄咄逼人，对人权和法治更不关注。2018年3月，习近平发起取消了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理论上他想要统治多久就统治多久。不错，”零八宪章“提过”修宪”的要求，但这样的修宪吗？！ 与”零八宪章” 背道而驰。

最近，我问过几位十年前参加过创制”零八宪章” 的朋友，请他们谈谈今天的感受。没有一个人认为宪章达到了目的。有几位失落到不想加以评论的地步。有人说，如果早知道宪章会被打压得那么厉害，刘晓波会判11年，当初就不会签名。有的认为宪章可能太”激进”，中国当时还没具备条件。另外有人却不同意这种悲观，认为鲜花被碾压不等于本来不是鲜花。”当初我们以为它是起点”，一位当初是年轻人，如今年届中年的连署人说，”今天回顾，它不是起点，是高峰，但我宁愿有一个高峰，比什么都没有要强。”

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零八宪章“应该算是后毛时代四十年来中国人挣脱专制枷锁的努力的组成部分。”我们的生活能够由自己支配吗？还是由他人从某个高度始终监控？” 这个问题1979年在民主墙上提出，接着”个体户”（当时是被允许的唯一的非国营经济形式）在大街上开始展现他们的答案。政府强制关闭了民主墙，但是民间的努力仍在继续发酵。直到1989年的北京（以及各大省会城市）的街头上，挤满了要求威权政府松绑的人群，结果当局用坦克车和机关枪”平息”抗议。到了2003年的维权运动，理想主义的年轻律师们极大地运用了互联网，普及了人人有自己权利的概念。普通工人甚至偏远乡村的农民开始要求自己的”权利”。同时，一些知识分子开始酝酿”我们的要求”的不同文本，有”十条要求”的，也有二十、三十条要求的，最终都呈现在”零八宪章“的文本中。 这些”要求”不仅涉及政治架构，也涉及教育自由、军队国家化、民族关系平等、环境保护等其他议题。2009年打压”零八宪章“，2015年拘捕维权律师群，一而再、再而三地显示了当权者对民间的一贯应对方式。

每次这些来自民间努力都有其不同的焦点，但大目标是一致的。还是那句：”我们是否能够支配自己的生活？”。有一位”零八宪章“的资深参与者跟我说他遇见了一位年轻人，对追求自由有兴趣但对历史并不清楚，居然问，”先生，不知道……您是89的还是08的？”

宣言，而非”请愿”

起草宪章的人怎么看待宪章，认为是一篇什么样的东西？ 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宪章不是”请愿”，不是要求当局居高临下”允许”怎么怎么样，而更像”宣言”：是我们认为对国家有利，并且希望别人读了以后能赞同的一些概念。起草者把自己看作精英，为那些不太会表达的普通人们表达立场。普通人并没有投票选他们做代表，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不是民主代表。但普通人也从来没有选过当朝人物做代表，所以用民主标准衡量，”零八宪章“与政府有相平行的地方。宪章签署者没有提出要取代政府，只是希望像在民主制度之内忠诚的反对派那样运作，与政府互动–辩论和交换看法，提供监督制衡等等，也许哪天变成类似于民主制度里的国民议会。这就是为何”零八宪章“包含了那么多政府也许可以接受甚至已经写在纸上的内容。”零八宪章“的精神是”大家退一步冷静想吧，这些民主措施不是为我们国家更好吗？”

2008年12月到2009年12月这一年，支持”零八宪章“的人还可能觉得没有失败。是的，刘晓波被带走了，可是别人至多一两天就回家，而且一般推测晓波的刑期大概是三到五年。有人甚至觉得他只会被训诫一番再放回家去。许多人被喝过茶，但是还可以希望政府能够接受一点真诚的对话。

一直到刀把子落下来。判刘晓波的11年刑期以及随后对宪章的冰封的意思很清楚：”不行，绝对不行。” 当局从未明确指出”零八宪章“里什么内容最为惹恼了他们，但关键很可能是侵犯了党的权力垄断的问题。宪章里包括这句话：”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况且，比个别字眼还要大的，大概是宪章的”身份”问题。要是真的成为”互动力量”，那就意味着共产党在历史上第一次承认它不能直接或间接控制的社会团体有合法性。说到底，”互动”是”权力分享”。这可不行。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分享过权力。

 

2010年，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将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狱中的刘晓波。由于家人也无法代为领奖，在2010年12月在挪威奥斯陆举行的颁奖典礼上，人们为刘晓波放置了一把空椅子，并将获奖证书和奖章放在椅子上。

在中共高层当时看，2008年已经是值得骄傲的一年，”零八宪章“相比之下是很小的事情。 他们看到北京奥运会是一次巨大的成功，让他们的国际声誉飙升。同时，世界上的主要对手–美国和西欧–正在经历一次严重的金融危机，相对地提升了他们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相比而言，打压”零八宪章“是小事情，打扫自家房间而已。邓小平晚年告诫中国要”韬光养晦”，到了2008年这告诫显得有些过时了。1989年屠杀之后，中共一直推销一套说词，即民主需要很长时间，中国太大，国民的文化素质低，因此世界要耐心点儿。这套说词的前提是: 终极目标还是民主政治。但2008年以后，这个前提消失了。现在中国统治者提供了他们自己的威权制度，由精英能人来掌权，他们能办事效率高，这个被拿来作为世界的新模式，不像民主制度那样老拖慢发展等等。 “零八宪章“的出台，正好撞在中共转换思维的节骨眼上，这是宪章的不幸。

2012年习近平上位以后，这个模式日趋可怕。其中一些改变是从毛的保留剧目中借来的：权力集中在最高领导的手里，大大收紧对媒体和学校的思想控制，开展”反腐”运动来清除竞争对手并恐吓官僚集团，甚至搞个人崇拜（或”无个性崇拜”–借用白洁明对平庸的习近平的恰当观察）。但其他的一些方法倒是新的，是毛时代科技还没发明的，毛没有，而作家奥维尔（George Orwell）早已想象过的：能够在全国范围内面部识别任何人的”天眼”系统；能够将每个人，尤其是少数民族的DNA存储到一台中央电脑里；以及一套”社会信用”体系，用根据公民的”政治可靠”程度来支配生活里的各种大小的好处和方便, 从买火车票到选孩子上哪个学校。

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全世界，人们极为需要清醒地面对这个进展中的新局面。近来，好几十万维吾尔族穆斯林被送到中国西北的”再教育营”；想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教授以”国家安全”的理由在机场被阻止；课堂上的情报员随时向当局揭发教室里的”错误言论”，以及其他更多类似的现象。这种方法也已经开始传到海外。西方大学里的中国学生在上课时回避所谓”敏感”问题，因为不知道班上哪一位同学会打小报告。海外人权组织的人想举办与中国人权有关的工作坊, 哪怕是在西方国家的领土上，也会受到人身威胁和攻击。”零八宪章“？遥远得很。

诸如此类的措施虽然可怕，但同时也说明这个制度内部十分虚弱。假如统治者心里真的有把握和信心，那何必向社会推行那么多、这么细的措施？为什么要花巨量的时间和资源去监视每一个教室，给大街上所有的人拍照，每天请上千思想稍微出轨的人”喝茶”警告？在当今的社会氛围中，普通人们不在社会中言与行，只能减缩为追求狭隘的个人利益。把社会黏合在一起的不是共同的理念，而每个人只是考虑如何配合一个整齐划一的外表，来获得自身利益最大化。”忠诚”只有在达成利益交换才能释放。地方政府像黑社会的小王国，对上级要求的是保护伞，而上级对下级要求的只是把民众的不满压制住不至于沸反盈天。两边互相利用而已。

中共特殊的”生存能力”

这种内在不稳定的制度能够持续下去吗？多久? 这些是好问题，但很难有个精准的答案。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上，最像中共的两次暴烈朝代是秦朝（公元前221-206）和隋朝（公元581-618），两个都是较为短命的。中华文明此后再度复兴。

但是，毛之后的中共有其特殊的生存能力。有三次它面临严重挑战，在国内外的观察者看来，它的丧钟已经敲响，但每次它找到有效对应而活了过来。第一次是1989年的六四屠杀，一夜之间摧垮了中共的声望，令一些观察家纷纷预测这个政权的垮台；第二次是市场经济的成长，许多人（包括前美国总统克林顿和前英国首相布莱尔）预言会导致中产阶级的诞生，而中产阶级则会进而要求民主改革；第三次是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出现，似乎会瓦解甚至废除中共控制语言和思维的能力。目前我们还不能说这三个挑战的最终结果是什么，但至少可以说中共回应的措施是比原先估计的更有效。中共的第一优先向来是维持自己的权力。日子久了，它内行到位。

Perry Link Porträt (Privat)
作者林培瑞

中共的耐力对中国普通百姓（刨除意识形态的胡言乱语，他们从来不是被放在第一位的）又是一个问题。2007年，刘晓波写道：”假如中共把中国再次引上一条导致灾难的错误历史道路，结果自然是对中国人的再一次大灾难。”刘提到的”再次”是指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毛时代的两次大祸害。文革以后，许多中国人发誓类似的事情绝不会再发生。刘的意思是：不一定。未来的灾难不会是跟毛泽东所炮制的完全一样， 因为许多客观的历史条件是不同的。但今天习近平的狭隘民族主义、思想控制和好战态度的有毒混合物，可能会证明刘晓波的警告是对的。”再次引上错误的历史道路”已经看得出来苗头了。

有人指出，习近平向毛时代回归，背叛了邓小平的精神，邓是八十年代推动”改革开放”的强势领导人。这样的说法有些道理，但是也不尽然。邓的主要贡献是”经济改革可行，政治改革不行”的模式，邓以后的继任者，包括习近平，都保留了这样的僵硬模式。中国想要融进现代国家行列，政治也必需改革。”零八宪章“的目标就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文本。十年前，当这篇温和的、有社会各界支持的”零八宪章“出台的时候，有希望能够导致好效果。可是今天，在习近平的中国-一个充满了法西斯征兆可是又不稳定的中国–拥有这样观念的前景更加黯淡。

 

希望能够乐观是人性的一个特点。现在有没有办法乐观？ 长久地看，还是有的。秦朝和隋朝过去了，共产党的朝代也会过去。但是短期是另一回事。关键的问题是：习近平能否建立一个新的法西斯社会？如果能，那对中国人及全球的人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如果不行呢？万一中共崩溃了？ 在短期内也是可怕的事情，因为会带来一个混乱时期。中共统治了70年，消灭了所有可能取代它（哪怕现在很小，可是有可能发展到将来能取代它）的社会力量。1949年后遗留下来的”八个民主党派”很快就变成不独立的花瓶。1998年成立的人数极少的中国民主党，因为宣布不受中共控制，没几天就被镇压。中国有许多工会和学生会，但都在中共的”领导”之下。甚至连诸如中国象棋协会这样的组织（以及几千个类似的协会）都是在中共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政府控制的”爱国”教堂是可以去的。去地下教堂呢？要么教堂跟中共达成某种默契，否则信徒就得活在恐惧之中。中共要是一夜之间倒台，留下的一个真空般的社会，人们就得在你死我活的丛林状态里挣扎，等待正常社会恢复。近几年来，中共把自己的”不可替代”说成优点，实际上是它巨大罪恶的结果。

短期内混乱的代价值得付吗？ 如果这个代价是建立一个长期的、健康的后共产主义中国的唯一途径，那恐怕只好说是值得付的。但短期内呢？ 有没有乐观的可能性？我看没有。观看当下的中国，乐观与理性无法同时成立。

作者感谢苏晓康及长平对本文部分观点的贡献。

林培瑞（Perry Link）：美国汉学家，哈佛大学哲学博士。曾担任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研究讲师，现任加利福尼亚大学河滨分校校长特聘讲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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