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只有四年光阴换来的一张毕业证能提醒我，曾经那小小的班委会里，藏着一场接一场罗生门般的大戏。
2013年9月，我进了一所北方的二本大学。学校地处郊区，山林环绕。8人宿舍，没有空调。
报到那天，刚铺好床，宋志超就笑眯眯递来一个大苹果：“家乡特产，兄弟尝尝鲜！”
我不是拘谨的人，接过来咬了一口，皮薄多汁，肉脆核小。吃人嘴短，我就客套了一下：“我路远，没带特产，晚上请你吃个饭。”
他咧嘴一笑：“这才中午，就别晚上了，现在走呗？”
“那就走着！”他的自来熟迅速感染了我。
宋志超是山西人，比我高，但没我壮，自带一股文质彬彬的气质。之后我俩天天一起吃饭，很快就混熟了。
军训是大一新生“推销”自己的第一个舞台，脑子活泛的学生会抓住机会在系主任、辅导员和同学面前大献殷勤，为不久后的班干部竞选做准备。毕竟刚从高中出来，大多数学生对于混社会一窍不通，只是觉得该像大人们期待的那样，在任何地方都尽量接近权力的中枢。
我也不能免俗，决定参选班干部。不过，我缺乏看人下菜碟儿的本事，往往后知后觉占不到先机。我们的辅导员是位精瘦的女人，年近不惑，法学出身，第一次给我们开会，就问班里谁愿意给她儿子补课，我也举手了，只是举得慢了点，最后补课这事儿就被举手最快的前三个人固定承包下来。
这三人中有一个是张博，他住我隔壁寝室，身材略矮，戴着基本算是平光的眼镜，阔脸如盘。他和另一个寝室的陈猛，都很擅长溜须拍马：辅导员坐在地上跟我们攀谈时，陈猛能弯腰举半个小时的遮阳伞；张博则能腆着脸听辅导员讲很久的无聊鸡汤。虽然他们看似与大家一团和气，但有什么机会往往先抓到自己手里。
同样有志竞选班干部的宋志超，手段与张、陈不同，他会耐心询问每个同学训练时是否不适，带领大家唱红歌，教官发怒时他也第一个替大家挡枪口。休息时，陈猛和张博会在原地等宋志超扛回饮用水后，接过来分发，借花献佛，以此抢功。但同学们不瞎，军训后的竞选，宋志超众望所归当选班长，陈猛和张博分别担任生活委员和体育委员，我则被选为文艺委员。班长、团支书以及7个委员组成了班委会。
辅导员在人事安排上非常精妙：保证每个宿舍都有一个委员，方便报告情况。她平常虽然不上课，但看起来总是很忙，每天都在参加各种会议，只靠我们班委会9个人了解班级状况。时间长了，我发现她做决定前却一不调查、二不举证，只听她信得过的人，然后依靠阅历和经验判断对错。
所以大学4年，我的校园生活里填满了无休无止的班委会，见证了各种润物无声的诡异操作。
开学一个月后，辅导员开班委会，要求每位同学交500元的班费。
我生来谨小慎微，不敢急着表态，怕站错队被疏远。多数人马上支持辅导员的意见，我最后也随了大流。一片和谐中，宋志超却“提议”：“老师，我们直接定了好像不太好，这钱毕竟是同学们出，先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吧！”
辅导员停顿几秒，脸一沉：“好好好！你有那么多时间，就去问问每人的意见！”
我看到宋志超眉头一动，猜他听出了辅导员弦外之音。但他不卑不亢：“好的！我尽快反馈给您！”
“那散会吧！”辅导员冷冷宣布。
我们挨个征求同学的意见，班里许多同学都觉得这个数额太大，对于我们这些贫困生来说，500元已够一个月餐费。最后，宋志超让大家在一张纸上只划对勾和叉号投票决定，结果大部分人不同意500元这个数额。他把“民意”告诉辅导员，辅导员最后不得已，改成了每人交400元。
我们班62个人，收起了24800元。在我记忆里，整个大学只有这个数字是清楚的。因为在那之后，班里从钱款、分数到排名、奖学金，只要跟数字相关的事情，都进入了一种没人能说清的罗生门状态。
开学两个月后，学校要评选贫困生，我们班按人数比例只有11个名额，助学金分为两等。
按程序，每位参评新生都要写一份申请书说明家庭情况。我家里是真穷，便写了一份。宋志超家里虽然比我家富裕一些，但也紧巴巴的，可他犹豫之后没有参评，而是把助学名额让给了更加需要的人。反倒是陈猛和张博，两人吃穿都很好，还拿着苹果手机，却郑重递交了申请。
一共40个同学交了申请书，9个班委里就有5个参评的。这让辅导员犯了难，冥思苦想之下，她做了个决定：每位参评者都要上台演讲，把家庭情况说出来，然后由她和同学打分决定。
陈猛和张博脸皮厚，对辅导员的决定满不在乎。我底气不足地问：“这样的话，那些口舌不好的同学是不是发挥不好啊？”
辅导员摇摇头：“不！这正是一个锻炼口才的好机会嘛！你们做班委的要带头！不要缩到后面！”
“明白！”张博坚定地点头。
“要不要征求大家的意见？”宋志超说。
辅导员的回答滴水不漏：“不用问了，这是一小部分人的事，不要耽误不参评同学的时间。时间这么紧，难道你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看着辅导员兴高采烈的样子，我们最后都没说什么。宋志超出了办公室，无奈地叹了口气。
这种选秀式评比贫困生，等于是专门揭人伤口，我和宋志超都非常不满。次日上午统计参选人数时，许多自尊心强的同学一听是这样的评选方式，直接选择放弃，人数骤减至20人。辅导员很得意，她认为这样就把浑水摸鱼的都排除掉了——在她的思维里，学生要是真要穷到饭都吃不起，为了得到助学金，一定会什么条件都接受。
统计完人数，宋志超和我去操场甩开步子跑了七八圈，发泄一肚子的火气。
跑完，宋志超躺在草地上对着天空骂道：“什么东西！”
我安慰：“没办法，受制于人，咱得忍着。”
他却说：“其实只要自己足够优秀，没什么破事能挡得住你——我现在还是不够优秀！”
我问：“你当班长是为了什么？”
他认真想了一下，然后笑了笑：“不知道啊，从小学到中学，我当了十几年班长，就觉得给别人做点事挺好的。当然也有私心，我可以锻炼自己的能力。”
我有些羞愧，便岔开话题：“唉，你现在是千里马遇上了熊瞎子啊！”
我俩朝天大笑。
当天下午的贫困生评比上，张博声泪俱下，诉说自己当工人的父母早年离异，爷爷如今重病，姐姐也是个哑巴。辅导员听得流下滚滚热泪，当场拍板把张博评为“一等贫困”。我们这些真的穷学生因为心里自卑和胆怯混杂，叙述平淡，多数被评为“二等”。
评选结束后，张博的舍友憋不住笑，告诉我说，张博父母其实都是老师，他经常给他所谓的“哑巴姐姐”打电话要钱，他姐姐的普通话说得流利无比。
其实谁家条件好，从日常花销就能看得出来。大家牛犊初生，火气很旺，有人就在QQ群里匿名把不满表达了出来，最后群里失控，开始有人骂辅导员和班委。宋志超考虑要“团结”，关闭了群内匿名。
辅导员很生气，马上开会。宋志超趁机提议重新评比，但辅导员压根没理他，直接把我们所有班委都臭骂一顿，说我们脑子太死，不会做同学的思想工作。最后，辅导员竟然提出：让评上贫困生的同学，每人交出500元钱来给参评但没评上的同学。
宋志超好心提醒：“老师，这拆东补西的，评上的未必愿意交钱，没评上的未必愿意要这钱啊！”
辅导员的脸色立刻就很难看了：“这是促进同学之间互帮互助，你不要把同学想得那么不堪！大家都是一个班级的，团结最重要！”
这话倒是把宋志超噎住了，他一口闷气憋着，再没说话。
带着一份草拟的“同意书”回到宿舍楼，宋志超去挨个劝已经评上的人：“胳膊拗不过大腿，大家都签了吧，我尽力了。”
宋志超是我们选出来的班长，同学们倒也都理解他的难处，但这种强制的施舍，还是让很多人寒了心。有6名落选的同学最终没有拿这500元钱，而这“没人要”的3000元，又充当了班费。
其实这时候，“班费”已经开始变味了。陈猛作为生活委员，在辅导员授意下从不公布花销，班费逐渐变成了一笔糊涂账。
第一学期寒假过后的首次班委会上，辅导员就决定把宋志超和团支书都撤掉，一并清除出班委系统。
宋志超对同学们很好，但时不时会流露出一些对辅导员的不满，这就让陈猛抓到了把柄。辅导员本身对宋志超不满，又架不住小报告洗脑，自然看宋志超越来越不顺眼。团支书做事中规中矩，但辅导员的逻辑是：你跟对我不满的人相处不错，说明你肯定也对我不满。
听到辅导员宣布自己的决定，宋志超没怎么惊讶，反而有一种卸下重担的轻松感。陈猛随后被辅导员钦定为班长，为了显示一点民主，辅导员让大家投票决定团支书人选。我因为文笔不错，常帮同学们代笔写东西，又能说会道，于是同学们最后选了我做了第二任团支书。
那个学期，辅导员露面更少了，但每周五都会让陈猛和我去她办公室“口头述职”，汇报最近同学们的思想情况和有无违纪行为。我每次都尴尬无比，只说一些不痛不痒的事情，而陈猛则事无巨细，连哪些同学哪天逃课，都添油加醋一一汇报。
陈猛提到次数最多的是赵鹏。赵鹏也是二等贫困生，但上了大学后，就陷在网游里，长期逃课通宵打游戏。辅导员也算有点责任感，很快约谈了赵鹏，但赵鹏却依旧我行我素。
不久后，我们班让贫困生强制交出500元的事被匿名举报到了学校，系主任走过场，把辅导员训了一顿。班委会上，辅导员气得满脸通红，成熟女性的温婉不复存在，声音提高好几度，猛拍桌子，让我们查出这个举报人是谁——她怀疑是赵鹏干的。
我们含混地点头，装模做样地查了几天，好在辅导员没有因此事受到学校的什么处罚，这事就不了了之了。
不过，这种“调查”和每周的“述职报告”，让我觉得自己像一个锦衣卫，实在是郁闷。我常跟宋志超出去撸串喝酒，然后狠狠吐槽。宋志超“卸任”之后专心学习，自己找了一份家教的工作，不再过问班里的腌臜琐事。
“你现在，有点像被黑山老妖控制的小倩啊！”他打趣道。
“我该怎么办？顺了辅导员就损害了同学的利益，顺了同学就忤逆了辅导员。”
“你倒是可以选择两头骗，但你良心上过得去吗？哪条路都是错的，选一条有良心的走就是了。”
陈猛倒是如宋志超所说，两面和稀泥，但他没有群众基础，很多同学们反对的事，他最后都还得拉下脸去求宋志超出面安抚大家——宋志超帮他，其实也是为了帮我，会偶尔捡些确实没必要反对的事，劝说大家几句。
在第二学期只剩一个月时，辅导员在班委会上对陈猛和我说：“大家反应你俩做事还是很公平的，但能力有所欠缺。退下来回原来的班委职务吧，让更有能力的人上去试试。”
我那一刻终于理解了宋志超的心情，长舒一口气——这次张博被直接任命为班长，团支书也是辅导员定的，未经投票。从辅导员的眼神里可以看出，她对陈猛已经很不信任了，而对我，她从来就谈不上信任。以后的班委会开会，我俩识趣地从辅导员的两侧坐到了后边。陈猛之前与张博每日形影不离，自从“换届”后，两人便日渐疏远了。
放假前两周，辅导员让班委们分头找这两个学期各科的老师要一下考勤表。任课老师们一般每学期点3到5次名，打对勾表示到课，有3次未到的一般都要挂科。不过有的老师并不在意这事，考勤表上还有很大一片空白没有填写。
我们不明就里，便替辅导员把考勤表收集好。3天后的班委会上，辅导员举着一沓考勤表，让同学们传阅，大声说：“赵鹏同学沉迷游戏，本学年缺了73个课时，我考虑让他留级，大家有什么意见？”
张博对辅导员的每个决定自然都是举双手赞成，我没言语，拿起那些考勤表看，觉得有些蹊跷——高数老师的那张表，我隐约记得之前看到上面只点了四五次名，但现在手里的这张表，后面却多了两次点名记录，而且赵鹏全是叉——只是都是碳素黑笔写的，我也看不出新旧。
大家翻看那些考勤记录时脸色都有些惊讶，但不敢吭声。但辅导员是否做了手脚，又无法查证——其他老师把考勤表交给我们的时候看都不看，他们可能也不记得自己点名的次数了。学校规定一节大课算两个课时，学生缺课超过60个课时就会被强制留级。辅导员看起来很郁闷的样子：“唉，手心手背都是老师的学生，我特别希望你们都好好学习啊！我也不想这样，可赵鹏屡次不听我劝，不这么做，怎么警示他呢？”
我们不敢有什么意见，辅导员把数据上报到了系里，赵鹏就莫名其妙地被张博通知留级了。赵鹏先是愤怒，揪着张博衣领想打人。但他本身就是个得过且过的颓丧之人，怒火又似乎一下子消散了，转而松手，自暴自弃长叹一声，默认了这个结果。他的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匆匆赶来了解情况后，在办公室里跪求辅导员和系主任网开一面，没用，最后也无奈接受了。
我只将怀疑告诉了宋志超，宋志超不知为何，听了十分愤懑。他在保全我的情况下，去找赵鹏问：“你真的确定你逃了73个课时吗？”
赵鹏也很纠结：“确实逃过很多，我也不知道具体多少，但既然统计出来了，那就那样吧！反正大学就是混呗！”
“可万一数字不准确呢？”
赵鹏有些不耐烦：“有什么区别呢？我上学期挂了6科，能不能毕业还两说，你就别管我了。”
宋志超第二天跟我说起赵鹏这个态度时，并未指责赵鹏不求上进，而是从另一个角度思考问题：“我不管赵鹏自己接不接受，但是既然程序上可能有问题，我就得替他争取一下。”
没有证据，宋志超当然不敢直接去揭发什么，况且他也知道就算闹大了，别的老师未必会帮赵鹏。思来想去，他只能去找辅导员，请她让各科老师一起来核定“73个课时”的准确性。
辅导员一副无辜的样子：“他父母都来签了字，他自己也没意见。老师不是不讲理的人，你要是对这个结果有意见，可以层层往上提啊！匿名或者不匿名都行。”
这话隐隐有些威胁的意思，宋志超不傻，他再有正义感也不敢硬碰硬，从辅导员那里回来后，和我喝了一顿闷酒。
宋志超没能改变什么，反而让辅导员记了他一笔账，之后3年的各种奖学金，辅导员能不给他就不给他了。
大二开学，学校要根据第一学年的综合成绩，评比国家奖学金（8000元）、励志奖学金（5000元）以及校级奖学金（500到1000元不等）。
我们学校的各项制度在实行上并不严格，很多条款模棱两可。比如评奖学金的依据——学生的考试成绩占比70%，素质拓展分占比30%——就是这个“素拓分”，引出了无数矛盾。
奖学金评定细则字面上看起来十分公正（作者供图）
只要参加一些正式校园活动，都有“素拓分”的分数。张博凭借自己人脉广，每个活动他都只挂名不到场。评比前，他和第三任团支书把“素拓分”都加到了满分，算下来，他成了第一名，拿国家奖学金。而我们班成绩最好的那个姑娘，因为比较内向，虽然已经很努力参加那些毫无意义的活动了，但最后只能拿一个励志奖学金。
宣布结果后，姑娘趴在桌上大哭，张博还假惺惺过去安慰。她甩开张博搭在她肩上的手，抹了把泪，愤慨道：“我不是为了那8000块钱啊！我为了那个荣誉啊！你把钱拿走，荣誉给我也行啊！”
“不要生气嘛！”张博假装很大度，“这才大二，下次还有机会！”
“你敢说那些活动你都参加了？”姑娘质问。
张博瞬间变脸：“分数我又没算错，每次活动也有底可查，你要不服，可以去查啊！”
班长素拓分提到满分，顺利超过学习好的同学（作者供图）
张博已深得辅导员真传，在程序上把事情做得无懈可击，那姑娘无可奈何——更何况，有时一个程序对自己不利，他还可以说动辅导员直接换个程序——学校之前规定挂科的学生不能参加任何奖学金评比，但大三的时候张博和团支书都挂了科，辅导员把规则稍稍一变动，改成了“补考过了的都可以参加评比”。还有一些本地企业资助的奖学金，因为信息不公开，辅导员都让张博和团支书悄悄领了，等我们知道，已经是毕业后的事了。
奖学金评定细则（作者供图）
大学4年，我拿过两次校级奖学金，虽然少点，但靠成绩拿得安心。既然平时靠打工和代笔基本能挣出生活费，我对“素拓”的事情也不再上心，不去参加那些无用的活动。宋志超只拿了一次校级奖学金，他后来报名参加了各种专业比赛，埋头研究设计，拿了不少奖。
工科生大三下学期全部是用来实习的，有20个学分。虽然学校规定“自主实习”，但辅导员和系里另外一个专业课老师，早就放话出来说，会亲自带我们去一个外省老国企“实习”。那个专业课老师负责给我们评实习分数，手握生杀权，明里暗里对我们说：“不跟我走，我就给你低分或者挂你。”
除了两名家里有背景的同学，5个班300多号学生最后都乖乖跟着走了。果然，所谓的“实习”，就是在工厂流水线上跟工人一起站几个月，不仅学不到东西，还有危险。
为了换取那20个学分顺利毕业，我们都忍了，很少有人敢请假，可第一个月发工资的时候，我们发现，跟正式工人相比，每人都少了300元的全勤奖。大家去问辅导员，辅导员说我们属于临时工，所以没有。
宋志超心细，特意去询问了工厂的人力部和财务部，对方答复说，全勤奖我们也是有的，但我们的工资要经过“入厂中介”发下去，最后到手多少，工厂不负责——看来这些钱是老师们跟中介瓜分了，300多号人，一个月至少能抽走9万块。不过也好理解，这两个老师跨省带我们实习，要操心一堆事儿，无利怎么会起早呢。
本来很多同学对于站流水线就非常不满，知道真相后，一部分大胆的同学去跟两位老师交涉，但他俩统一口径，就是不承认。辅导员立即开班委会，让我们9个人帮忙“稳定人心”，可我们哪里稳得住？后来大家闹得越来越凶，最后还是专业课老师以学分威胁才把事态压了下去。
宋志超跟那个专业课老师也自此结了梁子。
到大四开学时，张博已经连续拿了两年的国家奖学金了，和他最熟的第三任团支书认为该他拿一次了，跟张博商量，结果两人没商量好，竟在宿舍里吵了起来。最后，辅导员还是同意让张博领。
学校还有些额外的系级奖学金，只有辅导员知道，学校也不公示。辅导员只给班里同学发了一部分，剩下的，就让张博他们挂名领了充当班费。到后来，除了辅导员和张博，连我们其余班委都不太清楚剩多少班费——大四前我们班只聚过一次餐，6桌菜花费不超2000元，其他鸡零狗碎的活动不超10场，每次也就三五百块的开支。
我曾私下里问过陈猛班费的事，他虽然奸猾，但说起来也有些懵：“我也不清楚，钱都在老师那里，她每次活动只是拿几百块钱，估计现在还剩个两万多？”
从没人敢仔细追问这个事情，大家在3年的生活里磨掉了脾气，学会了缩头，只想平平安安拿到毕业证，从此断了与这个学校的一切联系。
毕业前的最后一次班委会，我随口提了一句：“老师，有同学昨天问我，我们班费还剩多少啊？”
辅导员呵呵一笑：“哦？是谁问呐？”
我赶忙装傻：“昨天喝酒喝多了，忘了是谁了，隐隐约约听人提了一嘴。”
辅导员转头问担任生活委员的陈猛：“你觉得班费剩下了吗？”
这4年里，陈猛并没有得到多少好处，班长被撸了后一直小心翼翼。他闪烁其辞：“好久了，许多票据找不到了，可能还剩点吧？估计不太多。”
辅导员对这个答案显然不太满意，摇头补充道：“4年那么多活动，包括给你们印发的课程表、文件，那都是钱啊，班费早花光了。”
“这样啊，那正好花了个圆满。”陈猛赶紧附和她。
张博也附和：“咱们班委这两年做得很好，对得起班级了！”
毕业答辩当天，每位学生要由3位专业老师打分，确定是否通过——其中就有当初带队“实习”的那个老师。宋志超的设计可以说是全系最好的，可在答辩时，那个老师只给了一个最低的及格分，虽然另外两位老师都很欣赏他的设计，给了很高的分数，但平均下来，他的分数也只是上等。
答辩完，我们宿舍8个人关上门一起喝酒聊天。谈到这4年里张博到底拿了多少奖的时候，宋志超哈哈一笑，回身从文件夹里把两张金光闪闪的国家级专业奖状放在我们面前说：“嘿嘿！狗咬狗两嘴毛，你看看他们4年抢来抢去都抢了些什么东西！告诉你们，哥手里的东西才是硬通货！”
之前好多人私下里说宋志超没活明白，不懂缩头，经常找辅导员的茬儿。但那一瞬间，我突然发现，他才是活得最明白的人——他早早就避开了那些消耗自己生命的事情，把全部精力放在提升自己能力上了。
毕业聚会前，辅导员让我们每人交50元聚餐费，但已经没人听她的话了，最后七零八落，去了不到一半人。
我们离校前半个月，整个学校的领导班子都被举报贪污，副校长跳楼，学校的管理陷入混乱。那半个月正是酷暑，因为没有空调，男生宿舍的门晚上都是开着的。有4个晚上，一到12点，就能听到张博的惨叫声从楼道里传来——积怨已久，同学们随便找个茬儿，就能揍他一顿。他被打的时候，多数人在门口看热闹叫好，宿舍管理人员知道毕业生不好惹，便听之任之。
最后一次牵头打张博的是陈猛，那算是一次群殴。我们宿舍一个胆小的室友也想跑上去趁乱踢几脚，被宋志超拉住了：“他今天的受的罪都是之前做得不对，你今天踢他一脚，明天也想挨别人踢吗？”
遥想大一时，陈猛曾经和张博形影不离了一年，都是爱打小报告的同道中人，如今却反目成仇。楼道里，陈猛恶狠狠对满嘴是血的张博说：“4年明里暗里你拿了那么多钱，受我点教育不应该吗？”
张博喘着粗气求饶：“应该！应该！猛哥，求你别打了！”
“还剩半个月毕业，你有种告上去啊！副校长都跳楼了，你要敢让老子拿不到毕业证，老子在学校里就弄死你！”
所有的挑衅，张博都忍住了，因为他知道没人再给他撑腰了。
离校当天，我删掉了辅导员和多数班委的联系方式。这个班级从大一评比贫困生的时候，人心就已经散了。大家只是为了毕业证貌合神离地相处了4年。我或许算做到了独善其身，却终究没有勇气和那些不公平对抗。
宋志超大四考研成绩不理想，调剂了一所普通一本，最后没去。毕业后他靠着过硬的专业技能，入职了一家大型企业，业余时间还学着编程，工作才满一年，月薪已经近万。
今年年初，我和他视频聊天，他告诉我，本该在今年毕业的赵鹏，年前从老家一座高楼跃下，把骨肉还给了父母。
家贫兄弟多，母亲还有病，赵鹏是家中长子，也是唯一的大学生。自小是全家希望的他，却在网络游戏里整整颓废了5年。挂了十几科的他已经拿不到学位证，再加上专业前景黯淡，一股劲拧着，最后选择放弃人生这场游戏，没有留下一点痕迹。
他本身就是个脆弱的人，每天都有不同的稻草往他身上压。我不知道留级对他的心态产生了什么影响，但如果当时辅导员选择拉他一把，结果会不会不一样呢？
听说张博毕业后回到了老家，一直在考公务员，屡试不中；而陈猛，不知道在哪个地方继续打着他的小报告；而辅导员带的新一批学生已经大二，估计这些孩子还在重复我们走过的老路。
人都是健忘的，很多事情过些年岁就会忘记细节。现在，只有4年光阴换来的一张毕业证能提醒我，曾经那小小的班委会里，藏着一场接一场罗生门般的大戏。
（文中均是化名）编辑 | 唐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