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于2018年12月18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美联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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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上，表达了继续改革开放的决心。但不少评论认为，改革开放早已终结。为什么官方与民间舆论的差异如此之大？这种差异又说明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有什么样的问题？
习近平在大会上的讲话，虽然之前媒体已有多次预告，但民间对这个讲话反应平平，多认为他的讲话没有新意。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人们对所谓的“改革开放”越来越没有信心。
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在最近一次演讲中大声疾呼：
“所以，中国经济下行，中国经济面临的压力，包括中美贸易摩擦，中美贸易战的日益恶化，我们要反思啊，我们要反思我们做错了什么，我们要反思面向未来，要真正地提振中国经济，要真正地让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地增长，我们应该做什么？”
实际上类似的反思早已开始。很早就有评论认为，问题的关键是改革开放早已终结。
身在北京的历史学者章立凡早在十年前关注到“改革已死”的说法，他以邓小平的说法为依据，
“邓小平说，如果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
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最近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文章认为，改革开放中止于习近平上台。习近平主政，导致威权政治向极权政治大幅回归，并有向“文革”回归的趋势。
纽约明镜集团总裁何频则认为，不应对改革开放本身抱有幻想，
“改革开放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是维持党的领导，这个政府恰恰利用了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来维持她的政权，来维持她的既得利益。想通过改革开放来推动中国政治文明，这个根本出发点是错的。”
各方专家主要把问题归结在，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体制之下，政治改革停滞不前。但回顾这四十年的历史，改革开放却是首先从政治体制开始的。曾经以《论言论自由》等文章对现代中国政治思潮有重要启蒙作用的胡平，历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标志性事件，
“平反冤假错案，实践检验真理的标准讨论，思想解放，民间的民主墙，等等。当时，在毛泽东去世之初，一般人最强烈的感觉还是因为长期的政治迫害，造成了大家的恐惧和由此引起的不满，所以有要求政治自由化的强烈冲动。”
多年以来，中国政府在文件中多次力陈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也采取过相应措施。但所谓这些改革主要局限在行政体制改革，并没有政治分权，更无对执政党的有效监督。甚至连真正的选举都没有实现。中国大陆的《华夏时报》前评论部主任莫之许在推特上评论说，实际上中国并没有真正的自由化政改，更谈不上终结。
1989年六四民主运动打断了改革开放的进程，这给政治改革带来了更严重的后果。莫之许在最近的一次公开论坛中指出，其中一个结果是，首先在上层，改革派出局，
“当时的自由派大概有三个结局，象（苏）晓康老师这种就是流亡了，有的被抓起来，下狱了，还有的就慢慢下海了。体制内就基本上没有象以前那样，有可以辨认的，成规模的具有自由化倾向的群体。”
这种局面导致统治者的上层趋向于保守，不愿意进行实质的政治改革。同时，民间推动政治改革的力量也被吓阻。
“国人对这种和平的非暴力的抗争失去了信心，而在目前这种物质状况下，民间进行暴力抗争又没有哪个条件。所以，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由于民间参与的人数太少，始终形不成重大的推动力量。”
在政治改革趋于停滞的同时，经济改革只经历了短暂的停顿，又逐渐展开。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城市土地制度改革、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中国股市债市兴起，还有国有银行商业化及上市等等。
尤其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外界压力下，逐步进行市场化改革。自那以来的十多年中，中国的经济迅猛增长，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在关键环节上，市场化改革没有实质突破，相反，现任中国政府越来越强调党对企业的控制，民营企业也被要求设立党支部。
胡平解释了这些做法背后的逻辑，
“她之所以现在特别强调党的领导，恰恰就是因为过去这种经济改革引起了很引入注目的发展，也就是建立在过去邓江胡时代这种红利基础之上，她变得财大气粗，然后回过头来要求进一步加强这种控制。”
这种逻辑显然已经产生了不良的国际影响。两周前，中国高科技龙头企业华为的副总裁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显示出，西方国家非常忌惮中国企业背后的政治力量。在中国政府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前夕发生这样的事情，也给这个庆祝添上了一个尴尬的注脚。
《中国陷阱》一书的作者，经济社会学者何清涟认为，目前所谓的改革是没有前途的，
“就是在中国，在没有政治体制改革之前，经济上的改来改去，她自己以为是改革，但其实不是，只是加强了党对经济的管控。”
章立凡告诉记者，现在只是没人敢说，改革已经失败。
（记者：王允 责编：何平 网编：洪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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