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2016年，发生在中国互联网上的一件事情，让 Google 的高管意识到：他们早在六年前退出的这个国家，兴许还有回去的希望。
事情是在2016年四月爆发的，当时一位名叫魏则西的青年因病离开了人世。在临死之际，魏则西发表了一篇文章，声讨治疗自己的武警北京市总队第二医院——一家莆田系医院——草菅人命，而发布了这家医院广告的百度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网民对莆田系医院以及百度广告平台/搜索引擎的怨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事态迅速升级到不可控制，网络上的相关报道和内容接踵而至。百度在五月一日开除了负责相关业务的副总裁王湛，次日公司创始人、CEO 兼董事长李彦宏又被有关部门约谈。
有相关从业人士表示，应通过立法或行业协会进行规范，要求搜索引擎服务商在提供推广服务时承担更重的义务。网络上甚至出现了一种声音，希望谷歌搜索重返中国参与竞争，打破百度一家独大的局面。
2017年的春天，Google CEO Sundar Pichai 和几个心腹手下碰面，确定了重返中国的策略。
他们决定在遵守当地有关法律法规政策的前提下，重新开发一个面向中国市场的搜索App，代号为 Dragonfly（蜻蜓）。
Sundar Pichai 在中国出席高层会议
在那场会面之后，搜索部门的一个秘密小团队启动了 Dragonfly 的开发工作。这个团队一开始只有几个人，后来逐渐扩张，但仍然披着一层神秘的外衣。他们被上司禁止和其他员工以及外界，特别是媒体记者，透露自己正在开发的项目。
根据爆料媒体 The Intercept 的报道，Google 高管 Ben Gomes 是这个项目主要的牵头人之一。他是公司的老兵，最早就在做搜索引擎，负责用户体验和功能的部分，一直做到了2017年还没当上搜索老大，却是部门内权力最大的三位高管之一。
在 Dragonfly 项目里，Gomes 会告诉员工“你们正在做一件对公司很重要的事情”，以此来打消他们心中因道德而形成的接受障碍和自我怀疑。
的确，任何一个加入 Dragonfly 项目的人，都会发现这个搜索 app 和他们过去一直开发和维护的 Google 搜索引擎不太一样。
爆料内容显示：Dragonfly 会在结果里屏蔽掉一系列不予显示的网站和内容；并且，当用户输入一些特定的关键词时，Dragonfly 会完全屏蔽掉所有的结果。
不仅如此，在传统的 Google 搜索引擎上，用户不需要登录就可以进行搜索，而 Dragonfly 对此有不同要求，用户必须登录才可以使用；而且，由于 Dragonfly 最初以 Android app 的形式出现，从一开始 就引入了手机号绑定的设定。
这意味着当用户在他们的手机上安装并且使用 Dragonfly 应用的时候，他们的用户账户、搜索行为记录和手机号会被绑定起来。由于在中国手机号采取实名制，Dragonfly 的这些设定在后来被认为是对用户隐私的轻视。
很快，Google 员工就开发出了几款示范性质的 Android app，代号“茅台”和“龙飞”(Dragonfly 的字面翻译）。Pichai 在2017年12月来到了中国，展示了项目目前的进展，并且演示了这些软件。
此后，在继续保持神秘的前提下，Dragonfly 项目团队加快了扩张，最终人数增加到了几百人，分布在加州山景城总部和北京的办公室。与此同时，Google 搜索部门总负责人离职，Ben Gomes 成为了新的 VP of Search。
Google 在北京的办公地点之一
对于一部分员工，Gomes 的升职似乎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 Dragonfly 存在的正义性；而对于另一部分员工来说，他们更加不理解 Google 为何会允许这样一个违背公司价值观的项目存在，更何况还要对其守口如瓶。
而随着媒体对该项目的爆料，这种存在于员工心底里的、消极的反抗，最终还是不可避免地变成了口诛笔伐。
2.
斯诺登事件记者 Glenn Greenwald 创办的爆料媒体 The Intercept，于8月1号揭晓了 Dragonfly 的存在，并宣称已经获得了带有“Google 保密”字样的内部文件作为证明。
该报道很快在 Google 内部引发剧烈反应，员工在 G+、内部站点和线下进行了大量的讨论。少数员工表达了对 Dragonfly 的支持，指出拒绝在中国提供服务“不会带来任何积极的改变”；绝大部分讨论者对该项目的延续持反对观点，一些员工甚至直言这样违反“不作恶”守则的项目，压根就不应该存在。
根据一些内网帖文，一些团队内部围绕 Dragonfly 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进一步导致团队分化。一位员工在内网渠道发帖宣称，自己和几名同事已经要求经理把自己的名字从项目里除名。员工里更有甚者，宣布将会辞职以抗议公司对待 Dragonfly 和员工的态度。
而在过去一直标榜崇尚开放自由文化的 Google，面对员工这些激烈反应的应对措施却是与过去截然不同。
高管对此向外界不予置评，在内部渠道也全无表示。那位决定辞职的员工，在离开之前和上司开了个短会。上司表示，除非该员工在口头上同意不泄露谈话的内容，公司将不能透露任何信息给他。与此同时，经理却关闭了所有项目员工对带有 Dragonfly 信息项目文档的访问权，然后根据员工的职责一个文件、一个文件地重新恢复权限。
一位工程师在内网发布了一条备忘录，所有员工——不仅仅是 Dragonfly 项目组成员——都可以浏览。这条备忘录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 Dragonfly 的工作原理，其中包含了大量爆炸性的细节：这个 app 要求用户登录才可使用，会追踪用户的地理位置；除了 Android 之外，iOS 版本也在开发中；数据会保存在一个位于台湾的服务器上，但 Google 也会将用户的搜索记录，以及这些数据的控制权，交给中国的合资伙伴，由其全权控制。
发现了这条备忘录后，Google 高管对信息泄露给非项目组成员感到十分气愤，要求立刻追查相关员工。人资团队随即从后台浏览记录里找到了所有看过的员工，发邮件要求他们从自己的电脑里删掉相关文件。在这些邮件里，发送者使用了邮件营销领域惯常使用的“追踪像素”技术，也即当邮件被打开时，会向发送者返回“邮件已读”，并提供收件人的身份。
在开发 Dragonfly 的过程中，位于 Google 北京和硅谷办公室的员工重度使用了一个已经被大部分人遗忘的网站：265.com。这是个导航性质的网站，聚合了很多大量的链接，域名最早属于蔡文胜，2008年被 Google 买走，用来弥补 Google 在中国早年做过的那个失败的导航网站，现在属于谷翔旗下。谷翔是 Google 和赶集网共同合资创办的公司，Google 在中国进行合法业务所使用的实体之一。
讽刺的是，虽然属于 Google，265.com 还是会把用户的搜索请求发给百度。但在外发之前，Google 会记录并保存用户的行为数据，比如搜索了什么信息，访问了哪些网站。正是通过这些数据，Google 员工会用自动化的方式来发现哪些网站打不开，那些搜索关键词出不来结果，然后汇总成一个列表，然后在开发 Dragonfly 的时候使用：当用户搜索这些关键词、访问这些网站时，直接在后端进行屏蔽，让用户无法访问。
然而，由于 Google 的中国合资伙伴拥有单边全权的控制能力，后者也可以自由地更新屏蔽列表，尽管这个列表属于 Google 的数字资产——Google 甚至有计划开发一个 API，允许合作伙伴通过 API 直接访问并且更新存放在 Google 服务器上的屏蔽列表。这一情况被 Google 员工视为对公司产品自治的放弃。
3.
八月中旬，一封联名信再一次在 Google 内网上传开。联合署名的公司员工要求公司高管将 Dragonfly 一事提高至黄色警报等级，慎重对待。这封信还举出了一些具体的证据，试图证明 Dragonfly 的非正义性，比如指出该项目违反了 Google 刚刚发布的人工智能道德条例。
除此之外，一些 Google 员工也利用了国际计算机学会 (ACM) 的会员身份进行抗议。
随后，Pichai 终于面对公司员工进行了表态。他宣称 Google 的确正在开发这样一个搜索引擎，但并无明确的上线计划和时间表，项目目前处在早期的、探索性质的阶段。
然而 Pichai 的表态和 Ben Gomes 的表述，存在较大的出入。事实上在2018年七月，也即项目被媒体曝光的前不久，Gomes 在内部沟通会上告知 Dragonfly 项目组成员，他们应该进入“上线前预备状态”，准备好在获得批准后将 Dragonfly 上线：
我必须承认这是一段艰难的旅程，但我认为它非常重要和有价值。我祝大家好运，早日达到我们的目标。
Gomes 对他的员工表示感谢，因为“为了一个看不到结果的项目进行开发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时他还开玩笑说，特朗普影响了项目的进度，导致 Dragonfly 的上线迟迟不能获得批准。
根据他的表述，当时 Dragonfly 距离正式上线，可能是6-9个月，有可能更早。这意味着如果后来事情没有曝光，Dragonfly 现在可能已经上线了。
而在现实中，Google 员工的大范围和多种形式的抵制，对 Dragonfly 的上线计划造成了严重的打击，逼迫 Pichai 和 Google 高管不得不重新思考 Dragonfly 项目的未来。
在 Ben Gomes 的观念中，Google 只有两件最重要的事：第一件是技术，第二件是产品以及用产品服务用户。他认为中国是一个已经被互联网激活的市场，但 Google 却错过了这个市场，他认为中国对于 Google 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机遇。
像他这样的，在 Google 高管的行列里大有人在。
Ben Gomes
在一些人看来，Google 正在经历一次公司聚焦的重大变革，“不作恶”在 Google 身上的印记正在逐渐磨灭，关注“下一个十亿”用户或市场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如果把价值观和利益看做天平的两端，对一边的过分看重势必意味着对另一边的轻视。过去 Google 在这两点的平衡上一直做得还不错，但近几年来越来越偏向一边。
香港中文大学副教授，2011到14年之间在 Google 亚太地区供职的前高管 Lokman Tsui 表示，（允许 Dragonfly 的存在）是个糟糕的想法、愚蠢的行为。他指出，“对于 Google，搜索不仅仅是业务，还具有巨大的符号价值，它是让 Google 之所以为 Google 的东西。这家公司的身份和价值观核心，都在搜索上。”
但也有一种声音，认为 Google 应该回来跟百度竞争，不让百度一家独大。就算阉割又怎么样，有总比没有强。
事实上，Dragonfly 并不是 Google 的第一个主动自我阉割的搜索引擎。许多人可能还记得，从2006年，直到2010年核心业务退出中国之前的那段时间里，Google 在中国运作的搜索引擎本身就是“符合当地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
在2006年时，Google 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优势和劣势，跟2018年的情况大体相同。本土的搜索引擎质量堪忧，Google 拥有技术和产品矩阵方面的优势，网民渴望使用 Google 的服务，入华有一万种理由。
但想要在中国提供互联网服务，Google 必须满足最重要的两项要求：合资运作，中方持股49%；提供的互联网服务符合当地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
前者不用解释，直到今天外国互联网科技公司在华都是这样操作。第二条在当时让 Google 犯难了，时任 Google “大管家” 埃里克·施密特决定采取权宜之计：让合资伙伴来做这件事。
埃里克·施密特
这确实是个很糟糕的主意，但在当时施密特的观点和今天的很多人都一样：“有总比没有强。”
他的逻辑是：Google 先提供给中国用户一部分信息，当获得了这些信息后，用户总是会想要获得更多，最终情况一定会变好。
这是一个后来被证明曲解了 Google 所坚持的价值观、但在当时的 Google 员工看来非常理性化的主张。在参与过中国搜索引擎开发工作的 Google 前员工 Brandon Downey 看来，这个主张的核心思想有三点：1）科技的进步等同于道德的进步；2）小害会最终成就大益；3）改变总比维持现状更好。
施密特的逻辑来自于互联网创世以来的一种迷思，简单来说就是，互联网会变成一个类似乌托邦的地方，信息会在这里自由无阻地流动，无法受到监管，因为互联网本身变化的如此之快，很难追上。即便有监管，在这种自由环境里成长的互联网民所形成的群体太过于强大，以至于任何人或组织想要站在对立面都很难——事实上，Google 对这一迷思是笃信无疑的，在它官方的公司理念页面上的第四条就能够找到类似的语句。
当然，今天的我们早就明白，互联网并不是一个乌托邦，它被创造出来想要去解决的那些问题，并没有被解决，却在互联网上形成了自己的映射。
社会治理并没有因为互联网的流行变得更好，互联网也没有让阶层融合，反而创造出了新的阶层隔离。受制于商业和政治机构对它强有力的控制，互联网不可能成为人类在现实中所面临根本性问题的万能药。
4.
遗憾的是，这一次 Google 高管们一边相信着当年施密特的逻辑，一边继续在误导甚至欺骗它的员工。
在一次 all-hands meeting 上，Pichai 和 Google 创始人谢尔盖·布林先后向全体员工表示，Dragonfly 只是一个试验性的项目，然而真实的情况是 Ben Gomes 早就告知 Dragonfly 项目组成员准备好上线。所以，Dragonfly 到底有没有过上线计划？
布林在 all-hands meeting 上宣称自己对 Dragonfly 一无所知，然而在2010年 Google 退出中国时，他是在决策的最顶端，现在，他仍然是 Google/Alphabet 董事会的重要成员，拥有否决权。
是布林撒了谎，还是这个神秘项目并未经过董事会的讨论更别提批准？
一反对中国的负面态度，布林此前参与了 Google 的围棋AI中国行
得不到这些问题的答案，Google 员工在过去的几个月里经历了在职期间从未感受过的黑暗和封锁。他们愤怒地发现，公司的安全和隐私团队一直以来被 Dragonfly 项目排除在外：一名安全方面的老兵在 Dragonfly 项目会议上指出了安全隐患，结果他的发现被包括 Google 大中华区总裁石博盟在内的项目主脑忽视，只能随后离职。
Dragonfly 的欺骗和信息不透明，逼迫 Google 员工采取非常规手段表达自己的观点。一些在各自组内承担关键职责的员工高调离职，剩下的员工在全球多个办公室组织了同步的 walk-out，以表示对 Dragonfly 和公司的抗议。大量成员离开了 Dragonfly，导致项目停滞。
在外部，Google 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抨击，所在的 ACM 等行会和公益机构对该公司进行谴责，要求其终止 Dragonfly 项目。一名从公司离职的员工公开喊话，要求美国国会调查该项目。10月，Pichai 向参议院发出密信，其中提到运作这一项目“会在中国内外带来广泛的好处”，但拒绝回答参议员提出的问题。一些参议员表示对 Pichai 的回应极其失望。
抗议者制作了蜻蜓状的气球
本月初，Pichai 不得不前往国会参加听证会。参议员质问 他 Dragonfly 是否违反了 Google 前不久刚刚提出的人工智能道德准则，接受过政治顾问训练的 Pichai 一再重复 Google “目前没有计划上线 Dragonfly”——尽管这与此前 Gomes 要求员工准备上线的表述形成了冲突。最终，参议员以及公众没有在听证会上取得任何明确的答案。
昨天，The Intercept 再次爆料，Google 正式关闭了 Dragonfly 所依赖的重要系统。
原因和大部分人们设想的完全不同，而是：Google 安全和隐私团队提出了正式抗议。
前面提到，Google 使用 265.com 获得的数据来定制 Dragonfly 搜索引擎，但通常对用户数据进行采集和使用的全过程需要隐私团队审核确保过程是合规的。然而在 Dragonfly 项目里，安全和隐私团队从早期阶段就被排除在外，一直到项目被曝光。
而今天 Google 做出这一决定，不排除有安全团队向董事会越级上报的可能性。
不管怎样，Google 今天的这一决定，都意味着 Dragonfly，这一从始至终都存在严重安全、隐私和道德漏洞，为 Google 创造了一次又一次公司治理丑闻的项目，终于正式破产了。
在一些评论看来，“中国搜索引擎”这件事，从一开始就随着一个被曲解的理念而诞生，被一小部分人当做是增长的出口和下一个十亿的用户池，这一部分人却没能看清楚，做这件事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远超过创造的价值，更别提它根本无法创造真实的价值。
蜻蜓的幼虫能存活一年以上，成虫通常只能活几个月。整件事情里最神秘也最巧合的一点，就是人们不知道 Google 为什么把这个搜索引擎起名为“蜻蜓”——但这个命名，恰恰完美地暗喻了这个项目的一生。
引用：
The Intercept’s Google Dragonfly reports: https://theintercept.com/collections/google-dragonfly-china/
Code Yellow: https://gizmodo.com/heres-the-letter-1-400-google-workers-sent-leadership-i-1828393599
Brandon Downey’s An Old Approach to China: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ZlQAG7qJXglIlObUmuHeQJ7gcdAPp57gsYgl04wVuVY
Google Official Blog’s A New Approach To China: https://googleblog.blogspot.com/2010/01/new-approach-to-china.html
Google’s 10 Things We Know to be True: https://www.google.com/about/philosoph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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