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陈奎德

座谈人:冯崇义先生,  悉尼科技大学中国研究教授

一、习近平极权主义回潮一览

1) 背景:2013年习上位后,极权主义回潮的表演脉络

a. 从“集体领导”体制回归领袖体制。

b. 重建党国意识形态的一统江湖。

c. 重建党的“一元化领导”,也就是重建专政党凌驾于法律之上、任意干预社会一切领域政治体制。

习近平登基以来,为堵死中国向宪政民主转型的通道、确保中共的统治不受正面挑战,对中国公民社会进行斩草除根式的摧残。与江、胡时期打压公民社会的防御态势相比,习近平对公民社会的打压有进攻性、系统性和毁灭性三大特点。习近平对公民社会采取主动出击而不是被动应对,非常典型地体现了“红二代”、“宗社党”的坐江山、保江山心态。

2)  何以极权主义能在中国回潮?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已经经历了四十年后极权社会的松动,经历了四十年市场化、全球化、民主化三大潮流的冲击和洗礼,何以会出现极权主义的复辟回潮?

促成中国极权主义回潮的因素

第一,习近平的权力欲与独裁野心;

第二,尚未被拆解的极权主义党国机器;

第三,红二代顽固势力的反扑;

例如:孔丹主导的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所提出的纲领性口号是“践行中国道路、发展中国学派”,以配合习近平的“中国梦”。其研究团队几乎囊括学界所有左派当红明星,诸如文史哲领域的甘阳、刘小枫、汪晖、韩毓海, 经济学界的王小强、陈平、崔之元、温铁军,政治学界的王绍光、张维为、房宁、潘维,法学界的苏力、赵晓力、强世功,社会学界的马戎、黄平、曹锦清,传播学界的李希光、王维佳、吕新雨、刘瑞生,国际关系和战略研究的罗援、金一南、乔良、王湘穗、何新,等等。他们的研究报告可以直达习办,孔丹可以随时面圣,面通报世情、禀报心得、献计献策。值得玩味的是,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所网罗研究人马,很多人当年曾是投奔薄熙来的门客。

第四,带毒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思潮。

二、2018年初,习近平以“修宪”而达其复辟终身制之目的,是其极权主义回潮顶峰

年初,习的跟班表忠劝进,将他的名字写进党章、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列入党的指导思想、取消他的任期限制,彻底颠覆了“集体领导”原则,霸王硬上弓而成为货真价实的独裁者。而且,他通过 “大撒币”, 挥霍民脂民膏买到国际讲坛上的发言机会,大言不惭地宣告要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央,为人类指明方向并提供智慧和方向。

三、三月下旬暴风雨骤然降临

习近平踢到铁板,贸易战横空扫来

深化经济围堵,由经贸而政治而军事,彭斯演讲预示全方位抗击

习近平红二代狂妄地“中国道路”挑战基于自由民主价值的国际秩序,变本加厉地与国际流氓政权狼狈为奸,全面恶化中国与自由世界的关系,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引起反弹和反制。特别是习近平实行个人独裁、执行对普世价值公开宣战的政治路线,使国际社会期待中国从经济转型走向政治转型的善良愿望彻底落空;主要民主国家不得不勇敢应战、放弃30年来试图通过无条件交好(engagement)以引导中国转型的战略。

印太战略的实施,彭斯对华政策演讲、2019国防授权法、台湾旅行法(鼓励美国资深官员访台)、美国总统在2018年最后一天,签署「亚洲再保证倡议法」(ARIA)生效。ARIA将台湾纳入印太战略,重申美对台安全承诺、支持定期军售,世界民主联盟开始重新集结起来联手围堵中共,使世界第二次冷战从中共的单方面战争转变为共产专制和宪政民主的两军对垒。

四、中共党内外反习势力萌动、集结

习近平确定了“核心”地位并在中共十九大上获得无限任期和名字进党章,非但无法消除党内对他的公开抵制,而是使这种抵制更为强烈,至2018年中美贸易战爆发之后尤盛。甚至赵家人亦私下放言,习近平本来只是一个小股东,当今要一股独大、独吞天下,是可忍孰不可忍?

樊立勤事件:2018年5月4日邓朴方的患难之交樊立勤在北京大学校园贴出抨击习近平个人崇拜的长篇大字报,

许章润文章:2018年7月清华大学法学教授许章润发表质询习近平的《我们当下的恐惧和期待》长文,

8月“北戴河会议”前后风云:其时倒习传闻纷起,习像被取下……

邓朴方发言:2018年9月16日邓朴方在中国残联全国代表大会上对习近平的不点名批评,

50名经济学家及退休财经高官批评习政: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及退休财经高官纷纷在五十人经济论坛举办的研讨会上批评时政,

《多维》文章事件:2018年12月3日党国外宣媒体《多维》发表《极左撕裂中国习近平应负责任》一文,
百余公知发声:年底百余位公知公开发声,力挺宪政,守夜待变…..在在都表明朝野上下已经与习近平离心离德。
…………

五、从2018年政治演变看中国

习政权正处于衰竭过程中

江山已无三代红

中国党国没有形成能够接盘的红三代接班团队。“打江山”的红一代有足够的机会和能量,相当程度上让他们的后代集体接班。无功受禄而“坐江山”的红二代,则不再有这样的机会和能量。红二代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那个特定的封闭环境下接受红色教育,形成带有“红色基因”的思想文化传承和人脉关系。他们的后代则不再有那样的环境氛围,也不再稀罕那种“思想纯正”和太多规矩拘束的党国体制。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来自寒门的其他社会力量对世袭特权的憎恶日积月累,根本不能容忍国家政权以世袭的方式落入红三代手中。国际社会日益增长的围堵力量也不再容忍这个共产国家破坏世界秩序的政权走到其红色第三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