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按：文革是中国当代历史绝不可绕过的一页，也是至今仍在影响我们生活质量的活生生的历史。若对文革没有精深的研究和彻底的反省，那么这样的灾难于国人来说未免过于廉价。也就是说，这样的灾难会轻易在中国重复发生，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反复被许多同质化的灾难所拆腾，是谓不智。
武宜三先生，我在港见过几面，为人热情，疾恶如仇。虽未曾与反右历史与丝毫的瓜葛，却深深牵挂右派的历史和命运，在港成立了“五七学社”，为右派史料搜集和研究竭尽心力。今天我特地推荐他所写的《文革的受害者同时是文革的制造者》一文，披露了陶铸被遮盖的另一面。许多人中学时都读过陶斯亮的文章《一封未发出的信》，囿于亲情和见识，或者刻意回避历史真相，陶斯亮只能说出被遮盖许多历史事实的亲情。但陶铸像任何中共高官一样，他们都有不容抹杀的害人历史，这些历史事实必须得到澄清和研究，以便从某种意义上恢复一定的历史面貌，从而为祛魅官方的“伟光正”宣传持续不断地努力，以便更多的人看法官方的真相，为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而努力。2010年4月18日6：54分于成都
文革的受害者同时是文革的制造者——陶铸在文革中死去(随笔)
武宜三
（导语：号称“南天王”、又是货真价实的杀人魔王陶铸在文革中被杀，只是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杀人历史的一个小小轮回。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如果不能在文革发生四十年后的今天，反省自己的反人性、泠漠、残忍、自私，还不认错、还不忏悔，那幺包括中国共产党员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将永远陷于永不停止的革命搅肉机中：逃不出先杀人而后被杀的宿命。）
一、陶铸只不过是毛泽东麾下的罗姆和隆美尔
当年对陶斯亮那封声情并茂、呼天抢地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给我的爸爸陶铸》，很不以为然。倒不是我欠缺恻隐之心，而是因为看不惯陶大小姐那种贵族心态、那种优越感。陶大小姐被整死了一个老子，是千寃枉、万寃枉，可是对数十万死于她老子枪下的寃魂，她竟不吱一声。她一家受了几年迫害，是千不该、万不该；可是历次运动中千百万人受她老子迫害，挨整挨斗、惨遭杀害、家破人亡，含寃莫白，又都是千该万该。
陶斯亮不清楚：正是由于她的爸爸陶铸、妈妈曾志以及他们一伙用屠杀营造的恐怖把人性和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彻底摧毁了，才造就了这个连“党中央政治局的一个常委，政府的一个副总理”也自身难保的人间地狱。
陶斯亮也不清楚：当陶铸在卢山会议上和柯庆施等人一唱一和地对彭德怀落井下石时，当他表示要做毛“从一而终”、决不“移情别恋”的“贞节”之妇(1)时，就已经注定他必死在毛的皇权和“夫权”利剑之下的命运了。
专制统治是所有人的敌人，一党专制的最后形态是个人专制，而不是一个党派的专制。当所有敌对党派都被消灭以后，接下来的就是清洗本党内潜在的或假想的敌人，而专制的罗网也已疏而不漏了。这个时候即便是它的鹰犬也逃脱不了被屠杀的结局。(2)
希特勒在一九三四年元旦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给冲锋队头子罗姆：“我亲爱的恩斯特•罗姆，对您为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和德国人民所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表示感谢，并且向您保证，能够有您这样的人做我的朋友和战友，我对命运是多幺感激。”可是仅过半年，希特勒就亲自逮捕并处决了罗姆，清洗了冲锋队，屠杀了一千零七十人，逮捕了一千一百二十人。一九四三年，希特勒下令成立的“七月二十日事件特别委员会”，先后处决了包括贝克、格尔德勒、施陶芬贝格、隆美尔等在内的四千九百八十人，其中隆美尔就是在北非战场上赫赫有名的“沙漠之狐”。(3)
陶铸也只不过是毛泽东麾下的罗姆和隆美尔罢了。
二、陶铸在广西剿匪杀了数十万人
一九五一年五月中旬，莫文骅由广西省委副书记、广西军区副政委调任东北军区政治部主任时，途经北京到中南海看望毛泽东；毛问：你们(剿匪)一共杀了多少人？莫回答：没有精确数字，大约杀了XX万吧。毛又问：为什么杀那么多？莫答道：不是有人说过杀人少，七擒七纵，宽大无边么？后来有人下令连队有杀人权，可以先斩后奏。毛听后唔了一声，没再说什么。(4)这个“有人”，就是杀人魔王、南霸天陶铸。“XX万”即几十万，在陶铸、陶斯亮们的眼里这只是一堆数字；因为只有他们自己，才是有血、有肉、有价值、有感情的高等人。
一九五O年十月，毛泽东奉斯大林之命悍然出兵朝鲜，为了巩固后方和解决军需问题，毛发出镇压反革命和加快新区土改步伐的指示。毛泽东在当年十一月起数度电令华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共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军区司令员、广东省政府主席、广州市长叶剑英，“只要广东的土改完成，广西的土匪消灭，即使蒋介石登陆进犯也是容易对付的。”“福建是和两广同样解放较晚、土匪甚多而尚未肃清的省份”，现在他们接受了中央及华东局的意见，重新布置工作，将土改与剿匪相结合，此种计划很值得广东、广西两省仿行。(5)
三、陶铸之杀人效率
十一月十四日，毛给叶剑英等人的电报中批评“广西剿匪工作为全国各省剿匪最差者”，并立即派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陶铸任华南分局第四书记，到广西“帮助工作”，“直到剿匪问题基本解决”。早在东北剿匪中杀红了眼的陶铸，十一月二十一日在一个加强排的武装护送下到达南宁。他下车伊始，就凌驾于叶剑英之上，排斥华南分局第二书记、广西省委书记、广西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张云逸，全面否定了广西省党政军一班领导人的工作。
为了邀功，陶铸大刀阔斧地集中大量兵力进剿大瑶山和十万大山，大开杀戒。据说他深入前线，亲自指挥战斗，亲自审讯重要案犯。十二月三十一日陶铸就迫不及待地向毛报功；一九五一年一月七日和九日，毛两日三次通报表扬陶铸：“广西方面剿匪进展顺利，据陶铸说三月以前南北两重点区剿匪即可完成。”并敲打叶剑英和方方(中共华南分局第三书记)：“广东剿匪工作现在是否已特别抓紧进行，何以没有剿匪成绩的报告，请叶、方检查电告。”一月二十二日毛电令叶剑英：“广东必须有计划地处决几千个重要反动分子，才能降低帝焰，伸张正气，望妥慎布置施行。”
一月十六日陶铸不经省委、军区，也不问中南局、中南军区，就把自己的片面看法直接电告毛泽东，并给广西“扣下几顶大帽子，如说不收民枪、不杀土匪头、七擒七纵、宽大无边、右倾等。”他不是善意地帮助省委工作，而是动员别人揭发省委主要领导人。(6)陶的极左意见迎合了毛的嗜血本性，故一月二十三日毛即在陶铸报告上批示：“广西军区在剿匪工作中，曾经犯了惊人的右倾错误，宽大无边，不杀匪首恶霸及其它反革命分子，以致匪患猖獗，达到极点，土匪越剿越多”，否定了以张云逸为首的广西省委、广西军区的工作。
一月二十四日毛又电叶剑英、张云逸等说，“广西工作大为开展，歼匪九万余，处决匪首恶霸三千余，土改亦已发动，匪焰大落”，大大表扬了陶铸，命陶为广西省委代理书记，把张云逸赶去广州“飬病”。陶铸从十一月二十一日到职广西至次年一月中，不到两个月就剿了九万余，处决了三千余；到莫文骅离开的仅仅半年时间，杀人的总数就达几十万，其杀人效率不可谓不高，所以毛泽东龙心大慰，对他褒奖有加。而良心未完全泯灭的叶剑英、方方、张云逸就只好倒霉。
四、陶铸杀了广西又杀广东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毛批评广东土改速度太慢，说全国有三只乌龟，福建和广西已经爬上去了，只有广东还没有爬上去。次年二月毛又批评叶剑英在“三反”中打虎太手软，十一日的电报要求在华南军区系统至少打大毛虎四五百，中小虎一二千。十八日电报又说至少应打大老虎一千以上，中小虎万数。(7)完全信口开河，随心所欲；视人民如蝼蚁，当人命如草芥。最终毛决定改组华南分局，把在广西杀人成绩超卓的陶铸调到广州任华南分局第四书记兼华南军区第二政委，实际是取代叶剑英、方方、古大存，陶铸十五载的南天王生涯便从此正式开始。(8)
陶铸一到广州就夺了方方主管广东省土改的权，把在广西那套暴风骤雨的做法搬到广东。由于陶铸告了叶等的黑状，所以毛便当面指责方方“一是土改右倾，二是干部问题犯地方主义错误。”敲山震虎，迫使叶剑英也作了检讨。
在毛的支持下，陶铸一九五二年四月四日在华南分局土改会议上的总结报告中谈整顿队伍问题时，提出“要大张旗鼓，雷厉风行，要数目字”。“违法乱纪的恶霸分子，贪污腐败分子，包庇地主的分子，不纯分子，一定要搞出来，根据程度不同，分别处理，一开除，二逮捕，三枪决”，“牺牲少数，教育大多数”。这些话，特别是“要数目字”和“牺牲少数”，让人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特别感觉。在粤中地区土改干部会议上，武断地把当年“松仔岭事件”定性为“帮助地主阶级杀害农民的事件”，下令“将那些杀害农民的罪犯，拿到群众中去斗争、处理，以此来恢复群众的斗争情绪和挽回共产党与人民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结果，县公安局、法院的负责人等被枪毙，县长被判有期徒刑。(9)
陶铸在一九五二年六月召开的华南分局扩大会上，以第四书记的身份对第一书记叶剑英大张挞伐：广东迷失方向、犯了右倾错误，“剑英同志没有直接领导过群众的阶级斗争”，诬陷方方包庇恶霸、丧失阶级立场、错误特别严重、地方主义思想、抗拒中南局等。
叶剑英终于被挤走了。在陶铸把持下，只用半年多的时间便完成了全省二千八百万人口地区的土改任务，由于过速过激，导致过左过火，赵紫阳当时作为陶铸的得力副手，喊的也是“村村流血、户户斗争”口号；数以千计的地主、富农，甚至工商业者和归国华侨自杀、被杀；在反地方主义运动中，还迫害了许多地方干部，给广东人民带来了巨大伤痛和灾难。陶铸自己后来给中央的报告中只承认，“死人多了些”，说得多轻巧！人命关天，只用“多了些”三个字轻轻带过，良好何在，天理何存？
一九五O年六月二十八日，毛泽东主持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宣布“废除地主封建阶级剥削土地所有制，实行贫苦农民土地所有制”，毛泽东指示：“不能和平地搞恩赐，要组织农民通过斗争夺回土地，要与地主阶级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中共中央发布文件指示：“将土改中打击面规定在新解放区农民总户数百分之八，总人口百分之十之内”。按当时全国三亿一千万农民计算，即有三千万地主、富农和自耕农被剥夺土地，遭到镇压；一百万地主被处死，自杀者不计其数。(10)
据“国家统计局”之“建国三十年全国农业统计资料一九四九—-一九七九”披露，这次“土地改革”共分掉七亿亩地，土改前共有四百万户地主，占总户数百分三点七九；土改后，只剩下二百五十四万户，占总户数百分二点四，他们只占百分二点二的土地，平均每户十二亩二分，低于全国户均占地十五亩三分水准，而且很多是荒地、劣地。统计数字中发现他们减少了一百四十六万户，而他们的地主成分并无改变；因此，有理由相信这里面很多地主家庭是被肉体消灭了。(11)
陶铸、赵紫阳来广东主持土改工作后，就提出“村村流血，户户斗争”的口号，即是每一条村都要杀人才算过关。一九五三年二月新一轮的土地改革在广东全面铺开，据《带刺的红玟瑰》一书透露，粤西全区仅一九五三年二月三日至三月六日一个月，地主自杀已达一千一百六十五人；一九五三年“土改复查”时，仅二月三日到三月六日一个月中，自杀者又增八百O五人。(12)
全省各区、乡土改队乱杀、滥杀的地主中，没有一个是所谓的“罪大恶极，不杀不能平民愤”的；全省因“村村见血”的口号而被滥杀的当在数十万之谱。(13)
五、背信弃义，卸磨杀驴
起义将领、广东省人民政府委员李洁之，四十年后依然对当年他家的遭遇耿耿于怀。把蔡廷锴家中的东西当作“浮财”分了，甚至连他母亲的坟墓也破坏了。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土改委员会委员张文是一位著名民主人士，解放前曾多次掩护过张文等人的工商业者兼地主梅县陈姓绅士即在土改狂飙烈火中被镇压了。
李章达从青年时代开始便追随孙中山，在国共内斗中救过许多中共党人的命。当时李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央直辖市广州市副市长，是《广东省土地改革实施办法》签署人之一。可是几天后，李章达家乡的农民竟牛气冲天、成群结队地冲到省人民政府，要揪李章达回乡下去批斗。(14)
陶铸在土改和反地方主义，伤害了无数好人和根本不属于革命对像的大量华侨、侨眷，双手沾满了两广人民的鲜血。五十年后，牧惠先生问道：陶铸在文革落难中，会不会有所觉悟？在文革后平反大量寃假错案中，他老婆曾志会有什么想法？可惜在五十万言的《一个革命的幸存者》中，曾志竟无一字提及。(15)
文革，只是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杀人闹剧中的一个场景；作为杀人魔王的陶铸，他的杀人本性在此时依然得充分的发挥；陶铸杀气腾腾地挥舞着屠刀向知识分子、靑年学生，甚至他的同志、战友毫不留情地砍下去。一九六六年四月十三日在广州召开的“中南局学术批判座谈会”上，作为“中南局主要负责人”的陶铸在会上点了李达、容庚、刘节等“反动学术权威的名”。李达是中共一大代表，与毛私交甚笃，毛封其为“理论界黑旋风李逵”、“理论界鲁迅”；但陶铸、王任重却非要打倒他不可，在刘少奇亲自批复后把七十六岁的李达“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戴上地主分子帽子、进行监督改造”，对其实行残酷斗争而致其惨死。(16)
五月九日，中南局宣传部传达陶铸的指示：“运动要转入反右”。“这次运动意义很大，比过去的反右斗争更长期，更深刻，更广泛”。
五月十九日陶铸在中南地区文化革命动员报告会上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少数改造得比较好，多数人没有彻底改造，有一部分人不仅没有放弃资本主义道路，而且一有机会就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
六月二十二日，陶铸指示赵紫阳：大学文化革命“主要是搞教职员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17)
所以，陶铸在文革中被杀，而且是以中国最大的“保皇派”的罪名被杀，就极具讽刺意义。陶铸的死，只是中共杀人历史的一个小小轮回。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如果还不能在文革发生四十年后的今天反省自己的泠漠、残忍、自私，掩盖历史、伪造历史、篡改历史，不肯认错、不肯忏悔的毛病，那幺包括中国共产党员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将永远陷于永不停止的革命搅肉机中而无法逃出法西斯主义的魔掌、改变不了先杀人而后被杀的悲惨命运。
注释：
(1)，李锐：《卢山会议实录》。
(2)、(3)，王从圣：《专制政府远比黑社会更可怕》，《新世纪》网站。
(4)、(6)，《莫文骅回忆录》。
(5)、(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8)、(14)，袁小伦：《摸史集：中国现代人物新探》。
(9)、(15)，牧惠：《广东土改》。
(10)、(11)、(12)，李大立：《把土地还给农民—-“三农问题”的出路兼比较国共两党土地政策》。
(13)，《大纪元网》。
(16)，王炯华等：《李达评传》。
(17)，刘国凯：《文化革命简析》(《独立中文笔会网》)
20-OCT-2006于流浮山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