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按：这是应伟国兄的约请，所撰写的一篇读杜导正先生《赵紫阳还说了什么？》一书的读后感，现刊登出来以飨众位，并请批评。2010年4月17日9：12分于成都
改革开放特别是六四事件后，中共高层的一些老干部——如李锐、胡绩伟、李慎之、何家栋、于浩成、杜导正、李普、杜光等——开始怀疑自己为之奋斗的社会制度，并且反思极权制度之害，于是出现了一种社会现象“两头真” ：早年追求真理、晚年追求真相。追求真相的行动就是，撰文批评极权之害，回忆自己和他人受迫害的历史，反思他们早年追求民主自由为何像海涅所说的“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为何反掉一个不算太独裁的政权，最终却迎来一个更加独裁的政权。这样的吊诡不仅使民众深受其害，也使他们中的一些人受苦受难，而且是对他们智商的侮辱，更使他们的良知深感不安。
中共高层这些老干部，从内部抨击极权保垒的人，作为内部的“反水者”，由于他们曾是制度运营和政府执政的参与者，能够在信息普遍封锁、窜改、伪装的情况下，获知一些比普通民众更多的真实消息，因此他们的批评更有份量、更让人注目，令维护极权制度的当局头疼。这些来自内部的反对者，他们在位时所做的事情，恐怕没有多少人知道并且能够铭记，倒是他们退休以后，成就了他们另一番真正的人生，杜导正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杜导正在六四事件退休后，创办了《炎黄春秋》，帮助赵紫阳完成了回顾和反思改革开放与六四事件的《改革历程》，以日记为主体出版了《赵紫阳还说过什么？》，二十年来完成三件大事，可谓有功于当代，利国利民，必将彪炳后世。
《改革历程》我尚未读过，但从《赵紫阳还说过什么？》一书里还是可以大致了解赵紫阳的思想。赵紫阳的许多想法固然值得注意，如他主张中国实行联邦制，认为改革开放没有什么总设计师，只是共产党顺应民众的创造，“三个代表”是要堵住政治改革的嘴等都是不错的见解。但对于我来讲，体会最深的却是赵紫阳、杜导正、萧洪达等高官，他们对中共执政和政策制订不停的射覆式猜想和内心恐惧。由于中共执政是完全的人治，缺乏良好的制度保障，执政没有真正的透明度，因此从本质意义上讲，所有的人都是被蒙蔽者，没有谁能够循正当路径、公开程序知道真相。也就是说，极权制度最大的问题，就是任何连毛泽东，都不可能知道他想知道的真相，因为信息的截流、过滤、选择性，无处不在。一个“不明真相”的独裁者和一个混乱且互相都在制造人为信息不对称的政府机构，加上不受约束的蛮横权力，不可能做出正确的判断，有时甚至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信息公开透明、在阳光下执政，本应该是一个现代文明的政府合法执政之必须，但极权政治的最大特点就是暗箱操作、愚弄民众，侵害和剥夺他人权利。
在如此背景下，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中国几千年阴谋为何如此发达，退下来的高官没有机会了解政策的制订和执行，又没有制度让他们可以前瞻，于是他们也只好猜测，谈言微中而已。赵紫阳说：“邓现在不了解下情，他周围的亲戚、朋友、上属，都只向他讲好形势，一片大好，不使他操心，这叫做精神疗法。他们讲的下边的情况，他恐怕一概不知。”其实这些退休高官在邓小平做出应变、南巡讲话和相关政策出台之前，他们又何尝能猜得透下一步的政策将会是什么？连赵紫阳被软禁得厉害，准备升级不准其见人，在张广友告知之前，他们根本不知情。即便张广友告知后，他们也找不到什么门路去证实这件事，只有等到赵紫阳真的不能见人后，杜导正才说：“张广友的消息被证实了！当时还以为只是谣传呢！左祸真的不可低估啊！”（P117）对于胡锦涛、温家宝，田纪云说，“胡是明白人，温很好。有一个力量想反他俩，不行。国内外舆站在胡、温一边。”（P194）与胡、温等高层领导如此近的人，得出这样不堪的判断，这是典型的射覆式政治的必然结果。
不按牌理出牌的人治方式，无处不在的特务政治，使得所有的人都成为猜谜者。在这种射覆式极权政治中，政权通过高压，来形成一种互相怀疑猜忌、人人自危的氛围，使恐惧内化成人的骨血，即便身处高位，也没有谁有真正的安全感。恐惧一旦内化成人的下意识行为，那么自我阉割、自我审查就变成一种条件反射的动物行为。防人之心不可无的文化传统，以及极权政治的严酷现实，使得猜忌和恐惧成为一枚硬币的两面。极权政府不仅在整民众时极有创造力，在内斗时也不遑多让，所以许多共产党干部也深受其害。但许多人深受其害，却从不反躬自省，没有意识到这种制度之害的根由。杜导正很清醒地记录了他内心的恐惧，包括赵紫阳追悼会上他对管制他的警察发飙，出语大骂也是此种心态的反应。
许多人只看到老百姓害怕极权政府，无时无刻不在恐惧之中，但极权政府可以使任何人无安全，人人都处于恐惧状态，连高官也不能免却。“人将八十生死丢，哪管开除不开除，况我儿女都成长，活得更应该超轻松。”（P139）这看似的轻松的诗句，其实藏着很深的恐惧，连部长级高官都如此，小民百姓更会胆小如鼠。为了帮助赵紫阳完成其回顾和反思性的录音，杜道正、萧洪达等夏天关窗门闭读录音，整理成文字，同时采取狡兔三窟的采策略，他们将赵紫阳的录音在赵紫阳、萧洪达、杜星垣、姚锡华、杜道正几家各存一份。各存了一份都还不保险：“接受‘文革’的教训，我想过许多办法。但越是担心，越不放心。这一段藏我卧室，过一段转到幼女卧室。最后又藏到幼女置内衣的衣柜内，将录音带与文稿用她的内衣包裹起来，但是这还是不可靠。于是下决心交幼女带到香港去，存到香港保险柜里，这就万无一失了。”（P190）
如果说担心赵紫阳录音带被官方搜查并没收，只是具体事件的恐惧的话，那么下面两个梦，则可以证明恐惧在杜导正先生身上的内化。恐惧在人身上的内化，这是极权政治的必然特点，并不是说杜导正先生不勇敢，因为恐惧的内化已是一种下意识行为。我对杜先生晚年完成的三件大事敬佩不已，但我读到下面的两个梦，内心里真可谓感同身受。“今拂晓前一梦，记不得因为什么事，得罪当局，当局派员审查我， 寻机逃跑，在小巷里闯来跑去，好容易跑出村外一沙滩。坏了，迎面有人来围堵，我无可奈何地被捕了！系南柯一梦！”（P118）“拂晓前一梦似在原燕京大学小院内，赵紫阳住一小院，院外云集赵朋友十几二十人。赵形容憔悴，但话音朗朗。久，众人方散。我与赵耳语：‘近日，政治风声紧，持不同政见者遭捕。’”（P124）
两则虽是梦，但完全中国现实生活和政治在梦中的真实反应。虽然这两个梦并没有具体地发生在赵、杜二人身上，但的确在现实生活多次发生在许多人身上。杜导正对此的解释是，“荒唐有的不荒唐：中国的知识分子到今日处于一种内心的恐慌中，有时有恐怖的感觉，这种局面太不如欧美资本主义国家。”（P124）欧美民主国家早就有免于恐惧的自由了，极权中国当然无法比，其实当下中国政府给民众带来的高压和恐惧，与古代中国专制者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2010年4月3日于成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