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六四】贺星寒：后六四备忘录(1989-1992)（三·上）
（CND纪念天安门民主运动30周年征文启事）
沉沦
枪声乍响，街头流血，追捕，通缉，清查，报上连篇累牍的大批判文章，电视上充满威胁的语言，单位官员毫无笑容的面孔，这一切来得是那么突然，大多数的中国人心中都毫无准备。人们从热血沸腾中一下子掉进了冰窟隆。好比在狂欢节的街头，突然撞来一群疯子，舞刀抡棒，乱砍乱杀，人如纷纷逃命，茫茫然不知所措。
人们本能的第一个反应是逃跑。
现在，人人所视为疯子者有街心站住了。人们也站住。人们的第二个反应是诅咒和消沉。诅咒是恶毒的，但声音必须适当，要让身边人听得清，而又不能让疯子听见。因为他们既然是疯子，就很难说下一步要干什么。空气中不充满着火药味。诅咒自然是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但它毕竟是一种宣泄。宣泄之后便是丧气，觉得自己太傻，太天真，竟然连后果都没有想到。我不惹你行不行？人们开始走向麻将桌，走向舞场，走向捞钱的地方，找情人，找街头卖笑的小妹。
一股“看穿了”的气氛笼罩着城市。
书看不进去，小说更无法写，每天在家里枯坐，上街买菜做饭，无聊透顶便出门散步。一走便是一小时两小时。走过人民南路广场，看见观礼台堆着鲜花，忆起曾经是搭棚静坐的地方，恍如做了一个梦。再看人民商场和人民电影院，大火后的废墟正在拆除，真想不出来，将来这段历史应该如何写。
愤慨的事情已经讲完，朋友来了，再说六月之事兴味不大了。倒是小道消息和政治笑话才能提神。据传言，袁木最近已经搬了三次家，为什么呢？因为他每搬一次家后不久，门外墙上便会出现一个纸条：袁木住此。搞得他惊慌失措，为了安全，又得悄悄另卜新居。又如一则笑话，说某人在某处骂李鹏是神经病，经人检举揭发，某人被公安机关抓了起来。后来便质问有关部门，目前“公安六条”早已被否定，该人犯了哪条刑律？有关部门答复：泄露国家重大机密。
笑话只能在小道传播，而且不是每天都有笑话可听。朋友们到我家里去，有时谈着谈着会忽然一惊，问，如果公安机关在你家里安了窃听器，我们的话岂不都听了去？我的答复是：本人大概还不能享受那个规格的待遇，何况中国的公安机关也没有那个财力。如果真要那么对付我们也好，反正更严重的事也干了，现在发些牢骚，已经不能构成新罪，倒是牵制了他们的人力，何乐而不为？
有一次，某朋友打电话找我。我接电话是在传达室，那条线在办公室还安了个分机。顺便说一句，安分机主要是钱不够，搞窃听单位还没那个胆子。倒是一个演奏员窃听过前任团长向上面报此人的谈话，当场便撞进办公室，与县团级干部大闹一通。再说我在传达室接电话，对方是在家里打的，所以十分自在，声讨痛恨的人物，愤愤然。我在这边几次暗示，叫他停止，说，怕什么呀？很有些敢说敢当的气慨。我最后只得明说，你住嘴吧，我们的电话是有分机的。他顿时禁了声。赶忙断了电话。后来又找人数次来问我，那天分机有没有人听。我向来人说保证没人听，才算使他放下心来。
为了使来客能安心。我也采取开电视机的办法，如果真有窃听器当然就无用了。居然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也不敢讲话了。这种情节从前还当是间谍电影的专利呢。
更为使人感到颓丧的，是这种激情也越来越少，最后大多都转化为长吁短叹，再后来就只谈些风花雪月，最终再也不来。我找上门去，看见的是烟雾弥漫，麻将哗哗，或者武打色情录像看得津津有味。一个朋友，5月下旬是衬衫上写着口号的狂热分子，现在追逐女人，甚至有一天与朋友共同带了个街头女郎回家。
这种沉沦，是一种宣泄，也是一种保护。好像对疯子表示，我就是这么一个下流坯或无头脑的家伙，根本值不得你来动武。
一种悲哀潜上心头。
冲出麻木
大部分朋友已经麻木，总还有小部分朋友是清醒的。清醒的朋友又陷在一股忧国忧民的愤激之中。他们关心国家的命运和民族的前途。眼看当局一系列措施，使得西方对我国制裁，工厂停工，产品积压，想想吧，要进入国际经济大循环，中国又将失去一次机会。上次是搞文化大革命，机会让给了亚洲四小龙。小龙起飞了，大龙依然僵卧在地。正当再次出现机会时，却遇上当局这种自绝于国际大家庭的措施，中国还有多少个十年。落后的命运是甩不掉了！从民主进程来看，这一次倒退，目前是清查，可比为五十年代的镇反肃反，接着呢，估计又将进行反右斗争。他妈的，我们这代人真是倒霉透顶，从小就思想改造，一个又一个的运动，水深火热之中，没过上一个舒心日子。就算这十年还稍稍好点，结果又遇上这么个“六·四”事件。中国人活着真没意思！
忧国忧民之士，开始寻找原因。国家的政治体制当然是最主要的。这里是一党专政，没有现代民主意义的权力制衡。执政党想干啥就干啥，人民无法选择自己的命运。但是，再深挖呢，大家就开始骂中国人了。丑陋的中国人！一盘散沙，毫不团结，只能对强权俯首贴耳，没有斗争性，等等。
我觉得每个人不能推卸自己的责任。故然中国人有自己的劣根性，但却不是我们个人可以诅咒的对象。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在其中，都要承担自己的责任。我们甚至对身旁的麻木和偏激都应该负责。我要问一句：
你自己做了什么？
如果你只是怨天尤人，那我也就只好伤你的感情了。我说：你倒霉，你活该！
我知道这句话出口太重。很多朋友听了此话后都变了脸色，怔怔地望着我，半天说不出话来。我也惭愧。因为我呆在家里，总想着如何巧妙地混过清查，我也宿命地抱怨生不逢时。我同属于活该一类！
活着，如果忘掉了人的尊严，迷失了终极的价值，还不是如同死尸吗？我应该冲出这种麻木，不管它表现为沉沦，或者表现为愤激。
我决定召开川西小说创作促进会1989年年会。
这是在9月下旬决定的。其实，我们的年会在春节前即已开过，如果要开，也该在这年年底。但是，选择在10月份召开年会，自有它的意义。这是集会。而集会、游行和示威，正是当局近三个月来极为不满的东西。这种形式就意味着自由化。当然，官方的集会可以任意举行，实际上这种说法都不切合实际了。官方也在避免集会，害怕集会会被非官方利用。回顾1989年，除了早已定了的中国艺术节召开了，其它集会大多被取消。而艺术节花了不少钱，派可靠分子去充当观众，调武装力量便衣人员去保卫，最后自然是冷冷清清，但宣传又自然是盛大热烈，观众都得到了一次生动的社会主义教育，等等。
有人反对，说再看一看，形势好些再搞。也有人支持，说是宪法赋与的权利。我赞成后一种看法。我想前一种看法是把当局作为疯子看待，那是不准确的判断。我认为当局动武的时候，是失去理智了。而此刻，动武的后果显现出来，是在国际上和国内的空前孤立。外国对当局是针锋相对，人民对当局是软拖硬抗，他们现在不可能再干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了。现在，正是我们去争回自己权利的时机。
宪法还在，集会有何不可？况且他们又未立法限制集会。再说，我们的权利要靠我们自己去争取。恩赐的权利，救星随时都可收回去。争得的权利才是牢固的。
马上动手，发通知，召集开会。
禁果
促进会几个负责人都同意开会了。但会议的地点又成了问题。在茶馆时开会吗？当然不妥。请省作协解决吗？他们正害怕沾上我们呢。租歌舞厅吗？我们没有经费。想来想去，只有我单位的曲艺书场，因为停演，茶座又无生意，倒可能是价廉物美的地方。
但是这个地点却遭到很多人反对，至少是表示沉默。这是9月下旬的事。我虽然已经在中层干部会上谈了认识，但上面并未宣布解脱。而且林文询也未在出版社解脱。其他人所在单位，也正清查得紧。江沙还拖着未写认识。大家根据目前的形势，认为在我团曲艺书场银杏园开会不好。太打眼！四川话这样说，意思是太招人注意。贺星寒又要搞什么名堂了！
另外找地方。很多人都这样劝我。的确也是这么一回事。我们认为合理的事，那些“左”分子认为有问题。我当然不会去向他们声明，他们也不会正面来询问，很可能是记一笔账。这是很不合算的事。如果另找地方，什么舞厅茶座之类，神不知鬼不觉，开完全就散去，决不会有什么麻烦。如果经济上有什么问题，有人愿意帮助。小周就表示了。
想来想去，我认为还是就在银杏园开会好。因为此会本身就是公开的，没有必要遮遮掩掩；而且意识上还有一层，要让他们看看，我们并未倒下。就凭这点，也要在银杏园开会。
至于省作协方面，我们也不放弃。我们先去请他们解决场地问题。百分之九十九会不理睬我们。但是，我们要做的就是，提出了，要求了，逼迫你作出选择：或者支持，或者反对。我们承担责任，也逼迫相关的部门承担责任。
我如此作了。果然作协方面推诿了此事。
10月15日下午在银杏园召开了1989年年会。我们原先估计可能会来20多人，谁知大大出乎预料，竟来了将近50人。连多次开会不到的人都来了。大家笑说是劫后重逢，大难不死。终于又会面了。原来，大部分会员在春天过后，便守在家里，不再和文学界朋友往来了。
那天林文询作了个措词强硬的讲话。大意是，没想到会员们到得这么齐。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们的人都是经得起打磨的，有一根硬脊梁。等等。
邀请的客人很多，来了的只有两位。易丹而且讲了话。他说，动荡未必对文学是坏事。在国外，外国作家常羡慕中国作家，认为我们面临的社会，充满了未知数，有各种可能性，正是文学的一脉富矿。另外一位是火笛。他来时已近散会。来了的便是好角色，立刻邀请他共进晚餐。
也有一位会员，是来了而且上楼瞅了瞅，又走了的。这位会员后来说，她在门口看了看，发现有几个穿便衣的家伙，估计是公安局的，所以便没有进来。而我后来问过很多与会者，谁都没有看见什么便衣。当然，我们全体都穿的是便衣，银杏园的服务员也穿的是便衣。
那天的会虽然没谈什么事，大家在一起各各聚会，交流春夏以来的感受，传达小道消息，互问安全，嘲笑所谓清查和解脱，都有一种又获得力量的感觉。
那天晚上还举行了舞会。高缨先生偕夫人也来了。来了就拉住我问，没有什么事吧？我说没有。他说没有就好，我们的作家，哪有某些人说得那么严重，都成自由化了。我笑笑，他说他看见我们这一批中青年作家还活得这般有滋有味，他就放心了。
十月之年会给我三点启示。第一，采取合法的方式活动。第二，公开活动。第三，要让应该承担责任的部门表态。这条思路成为我们以后的基本方针。
春夏之交的游行，当然激烈，但那是顺应群众运动的潮流；而十月的年会，更显示出我们的特立独行，更锻炼我们的选择能力。在此意义上，十月之年会才是我们初尝禁果。
放松
那天晚上的舞会，特别热闹。高缨先生建议，应该多搞点这种聚会，让大家放松放松。很多会员也表示了这种愿望。我与林文询、周钰樵及段德天商议，他们也认为这样很好。
我想，的确如高缨先生所说，大家都需要放松，把绷紧的神经松驰，休息恢复。当然回家看录像打麻将也是一种放松。但那种方式却含有逃避的意味，其下滑是没有底的。如果由我们组织，则有交流信息，互相激励的机制在其中。报纸上又在批判什么沙龙之类了。我们就偏偏要搞一个沙龙。每周一晚，连续不断地搞下去。这种存在本身就有了意义。
方针定下来，还有一个细节问题需要落实。每周三七点半开始，开始的时候我们必须有人在场，一来要与茶园招待联系，二来要招呼那些来参加的朋友。这件事必须要有人做，而且必须是个有责任心的人，否则即使交了钱依然会使沙龙流产。
段德天同意负责此事。这样，一切都落实了，我也放了心。接着便是拟通知，打印，寄发会员及友人。
为了强调活跃轻松的气氛，我将通知写成一篇对偶骈文：发起人川西小促，正告众蜀中大家……或提鲜红半斤，或拎新绿一把……等等。很久没搞对仗韵文了，花了足足一天功夫。写完后自己都好笑。一下子就体会到魏晋时期骈体文为什么会那般走俏了。正是思想的高压，使得文人去花费精力，研究形式。其内心深处，有一种没可奈何的无聊。
这篇骈文并未引起反响。唯一的批评文章是一封来信。亦是十月之会上了银杏园楼而又因发现便衣悄然离去的那位女士。她质问我，是谁写了这么一篇狗屁文章，到底你们要搞什么名堂？我打听到，目前她在单位上，压力很大。因为她组织了游行，所以老是得不到解脱，工资、职务都受到影响，等等。我想，她心情烦躁，情有可原。
文艺沙龙可以说办得很成功。每到星期三晚上，朋友们便来银杏园茶楼聚会。清茶一杯，录音机播放舞曲。虽然比起成都任何一个舞场都简陋，但是这里大多是熟人和自己人，心情是舒畅的。而且不跳舞时大家还可交流一些思想。文艺沙龙从1989年11月6日开始，一直办到1991年夏天，因为大家的放松期已过，注意力开始分散，沙龙逐渐来客减少，最终才停止。在这期间，每周进行，从不间断，最热闹时达到人头拥挤，跳舞只有原地转圈。最冷清时，也有十多人。
办文艺沙龙，有个切身的体会，就是对我们这种松散的协会来说，要有凝聚力，主要是要有几个很干事的核心，其次就是要有个相对固定的形式。比如沙龙，就必须固定时间、固定地点，才能给松散的会员提供相聚的机会。
办这种事，一定要采取自愿原则和共同努力原则。有些会员，来到舞场，先就对我说，会长，我是听命令的呀！虽然是开玩笑，我也正面解释，我们没有要求，来不来随你高兴。各人的个性不一样嘛。有的会员说，会长，我来给你撑起！我说，你给自己撑起吧，跳舞是娱乐，不要跟道德、责任等拉扯在一起。还有的会员来提建议，该如何组织，该再搞一次什么活动。我说，好，那就由你来搞，我们提供一切必要的条件。他立刻禁声，说，算了算了。这样，那些一天只会脑子一转出个主意支配别人去干的人，不再异想天开了。
松散的组织，需要实干者。
以上的经验，后来搞读书周谈，搞社团登记，搞报刊登记，都用上了。
写字
文艺沙龙毕竟每周只有一次，也只能占一个晚上，而其余大部分时间，则无所事事。小说看不进去，所有的虚构作品与严酷的现实相比，显得无关痛痒，轻轻飘飘。当然自己也无法动笔，任何形式任何内容都无法诉说自己的心情，就算有那个形式，又向谁诉说？情绪还没有平静到写作品去藏之名山，以流传后世的那种地步。
感兴趣的事不能做，不感兴趣的事又不愿做。日子就这样一天天流逝过去。文化大革命给了我一个极大的教训，那就是荒废了自己的黄金时期。如果当时能潜心学习一点知识，对后来有多大的好处呵！
终于找到了一种排遣寂寞的方法，那就是书法。更准确的说法，是练字，练墨笔字。我以前也写过大字报，大家说我的字清晰好认，而且有点特色。实际上我知道自己是鬼画桃符。现在正好练习。毛笔是现成的。前年小儿子要参加兴趣小组国画活动，买了七八支笔，价钱令我心痛了好久。画了两张他就没兴趣了。此刻正好废物利用。又去买纸，书写纸四元钱一刀，几十张，天天写也可以写半个月呢，每天消费二三角钱，比吸烟便宜多了。
书法这个东西的确费时间，一写上劲，半天几个小时就过去了。写了还想写，这一篇没写好，下一篇一定能写好。写的时候，自我感觉笔笔都有来历，都有味道，写完了再一看，总感到差点什么。再钉上墙端详，就有些脸红了。心中不服气，又写下一张。写几天，发觉这样随心所欲不是办法，还得临贴。临二天贴，又不耐烦了，又随手写唐诗宋词。就这样，柳字临几个，颜字临几行，王羲之、赵孟 都碰一碰。有时一写就忘了时间，错过了吃饭；有时一直写到深夜一点。
我知道鲁迅在新文化运动之前，为什么会临魏碑了。在强权、专制或动乱之中，人当然可以有不同的选择。但对追求精神自由的知识分子来说，只有去寻找精神能够自由翱翔的空间。文字是禁区，只准一花独放，而且是塑料喇叭花。其它意识形态难以占领的地区，唯有音乐、美术和书法了。音乐和美术，既要天赋也要资金。书法成了中国文化人最后的乐园。只有在文化大革命那种法西斯专制时期，书法才可能被踏上一只脚。
写字当然不会去写毛泽东诗词，更无心去写艳曲。想写点愤慨激昂的字句。唐诗三百首重翻一次，才发现可供选择的太少。伤旅伤情的多。悲愤一些者，常常都含有愚忠倾向。就连“迷花不事君”的孟夫子，写了“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之后，又说出“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这种酸溜溜的话。太扫兴。
李白太乐观，太单纯，有时候真感到他像个大孩子。这个时期读他的诗有种轻飘之感。杜甫呢，凄苦潦倒中透出想写入党申请书的心情。忧国忧民呀，统治者还不理解我呀。倒是有三首怀李白的诗不错。
筛来选去，最后瞄准了李商隐、杜牧和李贺。三人都超脱于黑暗政治之外，表示了一种疏离。商隐玄妙，杜牧潇洒，李贺峥嵘。言外之意深远，耐人咀嚼。
当然，偶尔也读到一些近人的诗，如陈独秀、章太炎的，认为更接近此时心境。章太炎寄赠邹容诗：邹容吾小弟，披发下瀛洲；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糇；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刑当携手，人间余两头。
这种诗，写了又写，总感到没写出应有的力度与气概。明知道章太炎是那种爱作惊人语的人。惊人之语一旦出生，便有了自己的价值，不再依附于作者身上。它成了一股自由自在的独立潮流，人们借它寄托性情，或升上高空，或坠入深渊，因人而异。
这年秋冬到第二年春，我天天躲在家中练书法，任何朋友的家里都没有去过。第二年春天，第一次参加《青年作家》组织的座谈会，流沙河先生坐在我旁边，听我说在写字，沉吟了片刻，便语重心长地说，不能光写字，还得写点别的东西。
流沙河先生的话很有道理。
官方活动
1989年“六·四”之后，我就再没有参加公开的官方活动。并不是我逃避，而是官方回避了我。如在当年初冬，《现代作家》组织的座谈会，便没有邀请我参加。当然，我也没有参加的愿望，但也没有逃避的企图。我想，如果我去，总要发出一些不同的声音的。
林文询参加了那次座谈会。据他说，他在会上便质问组织者，为什么没有邀请贺星寒？后来，他便抨击了当时很得势的“左”的文艺思潮。他说改革开放十年来的文学成绩，功不可磨，要想否定是不行的。文询兄很会讲话，想来慷慨激昂有煽动力。据说评论家们听得津津有味，一直讲到午餐时间，有人还提议他下午继续讲。
我很赞赏文询的胆识，虽处逆境，尚未“解脱”，气势依旧不减。他说他当年被关押在市大监时，曾领导过绝食斗争，我完全相信。
到了1990年初，《青年作家》合并到成都出版社去了。他们也开了一个座谈会，征求意见的意思。我也去参加了。由此看来，官方并未统一意见，对知识分子该采取何种隔离措施。《现代作家》是省作协的，《青年作家》是市上的。省作协对我的情况十分了解，甚至派人来外调过。而市上呢，当然知道有那么回事，由于没有组织联系，可以睁只眼闭只眼。对官方单位来说，组织更重要。
另一方面可以看出，当局也受到各种力量的遏制，不敢与知识分子彻底决裂。他们并非认识到社会需要一种持批评态度的监督力量，而需要知识分子来装点门面。我这里所说的知识分子，是近代西方思想家如康德和韦伯所指的那种，除了本专业之外，更肩负着“社会的良心”责任的那种知识分子。当局要维护自己的政权，不得不要容忍这类知识分子的存在。当然也有一部分想扫除我们，但却不能随心所欲了。他们在内部讲话中，已经说巴金从来就是一个民主主义者，意思就是想借此孤立老人吧。
我在座谈会上只讲了很短几句话。意思说目前的文艺舆论，叫人感到奇怪，居然又提出什么英雄人物、正面人物等等。下来后，一位编辑笑着说我，语言玄妙，意思难懂。那天，林文询依然大谈十年文学的成就，下来有人便说他敢说，使人振奋。我的自我反省是，有些话的确应该明明白白地讲出来。
午餐时，与L、Q等在一桌。L此时已是省作协党组书记，正在那边搞清查。他说他是以作家身份来参加会的，但讲话却已带官腔，说的是他支持成都市一位青年作家的过程。据他讲的情节，应该评为开明的文艺领导。我们毕竟是多年的朋友，席间依旧可以作一些不关痛痒的寒暄。Q则1989年春夏在北京，对四川的情况不太了解。他依旧是那付故作豪爽的土匪像，一上桌便抓住酒瓶，说，这里谁的官最大？我说L。Q便要与L对酒。接着又说：
我这个人，在北京住那么久，既没有签名，也没有参加游行。我这个人坚定的很。苏晓康叫我签名，我也没有签。
接着又怪声怪气地说，签那玩意儿干什么？
Q这种讨好卖乖的嘴脸，令人厌恶。至于签名、游行之类，属于个人选择，拒绝也是一种方式。但是明目张胆地攻击民主运动，实在令人不能容忍。据我的记忆，从“六·四”以来，在非正式的会议和民间交往中，从未有人敢于这样嘲笑民主运动。我当时便忍不住骂：
你他妈的是什么好东西！
而林文询坐在Q旁边，当然更是气愤，立刻回击了他。Q可能没想到突然遇到这种袭击，立即闷了一会儿。眼见”最大的官”L也在装聋作哑，立即转舵，大声武气喊喝酒，笑谈某人的可笑之处等，掩饰过去。
Q的野气狂气，从本性来说，还是属于衙内型的。以后我们再没听到他攻击民主运动的话了。但风头还是要出的。不久后，在<青年作家>举行的草堂寺会议上，沙汀老人及流沙河先生被推向前排就座，Q便说：
现在你们坐前排，以后死了就该我们坐了。
这种哗众取宠，已经达到损害别人尊严的地步。沙老因耳聋听不见，流沙河先生听了却久久感到难受。
在草堂寺茶馆里休息时，Q和J在阳光下用扑克赌博，十元一张票子，十几张数来数去。我说，你不怕吗？ Q哈哈一笑，说，我现在就是公安分局的，怕什么？!
对专制统治来说，最危险的是持不同政见者，而其它乌七八糟的东西，皆可容忍了。
公开与秘密
这段时间，听到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青年诗人廖亦武等数人被当局逮捕了。理由是他们进行反革命煽动。
亦武其实我并不太熟，只是在<星星>举办的活动中见过。在我的印象中，是个不爱讲话的年轻人。后来注意到他的诗，很新潮。他居然有勇气在充满恐怖气氛的清查时期，搞出了一个配诗朗诵<大屠杀>的录像带，是我未曾想到的。
具体罪状是什么，对我们来说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因这件事被捕，却千真万确。孙静轩先生就在我们面前谈，他愿意为亦武当辩护律师。至于如何辩护，他没有说。老诗人热血沸腾，说到这种地步很了不起。他还说天安门静坐时期，他天天推着艾青到广场上去。他这么说，有一种情绪上的倾向，使我们亲近。
亦武的案子，因为在涪陵发生，我们这里只有风闻。隔了很久，又说公安局改变了策略，把他们当刑事犯了。因为如是政治犯要引起很多麻烦。真是这样，更为可恶。
这个事件引起我们的思索。慷慨激昂的反抗自有其价值，也有其作用。但我不会作那种选择。当然，年龄，身体，家庭等都是因素。更主要在于，每个人都应该寻找自己的最佳选择。我应该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用笔，用团体的凝聚力，去做力所能及的有效的工作。另外，我想，任何人的行为方式即包含着他对前景的判断。我的判断是前景有望。目前是困难时期。现在呼唤呐喊是无人响应的。
想一想历史上的人民起义或者社会革命吧，那都是在旧有的统治千疮百孔，摇摇欲坠时期才可能发生的。集权国家尤其是这样。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辛亥革命，这些革命的前夕，原有的统治集团基本上四分五裂，而民众中蕴藏着的反抗逐渐明显，最终才一举成功。即使东欧各国，也是摇了又摇，动乱了又动乱，权威已经不复存在，新的价值观初步形成，才有顺应时代潮流的政治力量走上舞台。
当然，亦武的价值也在这里，他们是作动摇专制的初步尝试。我没有魄力去作那种事。我希望能作一些启蒙的工作，让人们在民主意识，自由追求，及多元化渴望中，向前逼近。波普尔说得好，一个没有民主传统的国家，即使帮它建立了民主体制，最终还会变成新的独裁。
从这个思路出发，我回顾了五月中下旬的作为。我认真作了检讨。街头政治不是我的最佳选择，可能在思想上的鼓吹更是我之所长吧。如果有下一次，我倒愿意当个”反动文人”而不作”动乱分子”，我可以利用一切宪法赋予的权利去作公开的活动。
罗马尼亚的枪声
“六·四”的鲜血，使民众退到原先的位置。而当局呢，也被愤怒的吼声所震撼，一方面采取高压的戒严措施，一方面想尽量缓和矛盾。中共高层提出廉政建设，稳定物价，而且一次次向西方让步，接受现场采访，直播实况，向国际上一再保证要尊重人权等等。这一切虽然只是烟幕，但毕竟是理亏才放烟幕，总比那些”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之类，进步多了。
民众虽然被管制起来，但是没有那种铺天盖地的罗网了，告密者和主动捍卫集权专制的人，微乎其微。人们可以在非官方场合放开说话。在汽车上，在火车上，在饭馆，在舞厅，在单位大院，人们可以挖苦讽刺嘲笑强权统治的卑劣行为。莫谈国事的牌子，不可能挂在茶馆里了。民间的阵地已经为民众所有，这是用鲜血换来的，谁也夺不回去了，中共已经无法再建造一支群众专政队伍了。
民众还有他们的节目，那便是西方的广播电台。虽然干扰很大，但依旧能够听到。多少驻外使节寻求政治避难啦，某某民运分子逃出大陆啦，等等。公开传播，大声议论，就连共产党员们也谨慎地参加谈话。
这一年中国最先发出怒吼，而又最先归于冷清。但是在东欧却发生了全线大崩溃。波兰，匈牙利，德国，捷克，保加利亚，共产党的一党专政纷纷落马，代之以政治多元化的格局。到了12月，东欧就只剩下一个罗马尼亚了。其寡头领袖齐奥塞斯库不久前曾来到中国，谈的肯定是如何对付民主浪潮。中国自然有很多经验传给他。最主要的经验，大概是当机立断，采取铁腕政策。
东欧的巨变毕竟是国际新闻，要想遮住盖住已经不可能了。于是每天晚上七点二十分左右，当国内”大好形势”播完之后，便去看国际新闻。看共产党领袖的下台，看人民的怒吼，看斯大林的像列宁的像被掀翻在地，看镰刀斧头红星之类的建筑物装饰品被摧毁。虽然是异国他乡，但想想，那些国家和我国属于一个社会主义阵营，反目绝情，还是有政治血缘关系。中国共产党难道不为兄弟的垮台而伤神吗？中国人难道不为异国共产党的下台而高兴吗？
唯一可以安慰当局的，是还有个罗马尼亚。当今共产党专政的国家，除了朝鲜，大概就数它与中共最亲了。
12月25日晚的国际新闻联播中，看到布加勒斯特广场上人山人海，红旗漫卷，齐奥塞斯库及其夫人在检阅台上，趾高气扬，还在挥手。想象那里被铁腕统治的人民，还在喊着万岁的口号，感到气闷，好象真的是暴力能战胜民主吧!
九点钟，段德天敲门进来，他说，起义了。我说，什么起义了？他说罗马尼亚人民起义了。他很兴奋，一脸的激动;我也很兴奋，急忙问他详情。他说刚才我们电视不是播了齐奥检阅的场面吗，就在他挥手之后广场上掀起叫他下台的口号，齐奥当时便想镇压，结果他的铁杆部队受到人民武装的阻击。齐奥偕同夫人从地道或坐直升飞机逃走，现在下落不明。段说得很多，当然目前罗马尼亚局势不明朗，但我们都认定，齐奥肯定垮台。
送段出门时，发现传达室附近有一堆人，都在兴奋地谈罗马尼亚，谈感受。大家有猜测齐奥朝哪里逃？有人说是伊朗，有人说是中国。哈哈!侩子手成了亡命之徒!
第二天，大院里东一堆西一堆的都议论罗马尼亚的战火。都说，他妈的四面八方都垮台了，他一个人难道坐得稳。又说，他把罗马尼亚搞成家天下，杀了多少人，谁不恨他。到了中午，有人大喊道：那个家伙死了!
怎么死的？
枪毙的!
哈哈!公开的笑！死得好!我有钱都买火炮来放了!街上也有人告诉陌生人，还说，最新消息，两口子都被枪毙了。
中共怎么办？同志加兄弟怎么办？当局表现出一种势利眼的沉默，先是推脱关系，说齐奥没有跑到中国大使馆来。后来又说，尊重罗马尼亚人民的选择。而西方舆论界，对没有审判就枪毙表示不满，表现了一种民主的原则性。而且西方舆论还批评了所谓”万人坑”等不真实的报道。
中共开始表现得实用起来。从前也是有原则的，是无产阶级不断革命的原则，不惜一切地支持各国的武装斗争，红色高棉则是一例。现在更实利了，旧价值成为泡影，新价值无法接受，政权成了唯一的取舍目标。当西方国家为了一个自由作家拉什迪而不惜与阿拉伯神权翻脸时，中国保持了一种可怜的沉默，甚至不准在宣传媒介中评介。在齐奥塞斯库的死上，中国当局也耍了一次滑头。
讲实利总比耍蛮横要好一些。
中国特色
在公开的宣传媒介上，当局对罗马尼亚的事态表示尊重，云云。在内部刊物上会如何说呢，也许会诅咒反共势力吧。
不然，我们看到的是对齐奥的批评，说他不搞经济，使人民生活处于紧迫之中;说他不搞改革，前景暗淡;说他专制，搞家族政治，引起人民不满。可能还有更高层的批评，我们见不到的，那就是没有把军队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吧。齐奥建立御林军，造成军队分裂，当然也是原因之一。这就不好说了。
当然，更深层的基本原因，就是一元化的专制统治，这点没有说，也不能说，更不会说。
当局教育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和群众的道理，是中国有中国的特殊情况。中国人愚昧落后，尚不能享受民主;中国人贫穷，尚首先要解决温饱问题;中国人太多，多就不好管，只有专制才管得好。据传，中国当局每次与西方发生矛盾，争执不下时，最后就要抛出这一法宝，中国动乱，出现难民，你们受得了吗？黄祸!黄祸!据说，西方国家立刻吓呆了。人口众多这一张王牌，也可以说服国内民众，你们说，哪个政府能保证这么多人不饿死？
对党内的高层人士则鼓劲，中国特色便是军队掌握在我们手中，我们国家不像东欧，是自己打下的江山，党永远能指挥枪的。
另一方面，也要吓一吓党员们，说是如果翻天，你们很可能失业，守大门，严重的还得受审判。当然，翻天之后人民如何，已经不在说教者关心之内了。为人民服务只是口号了，争取民心的口号。
这种特色的国家如何发展呢？结论便是要专制。眼前便有活生生的例子：亚洲四小龙。亚洲四小龙都是集权国家，整个六七十年代的经济起飞都是在集权统治下进行的。这也是事实。朝鲜是朴正熙，台湾是蒋介石，香港是殖民地均属没有现代民主制度的集权统治。这该怎么解释？基于这种认识，1988年吴稼祥提出新权威主义，仿佛是东方的法宝。
这些理论，从直感上和经验上，都觉得不可接受，但它也的确迷惑人。有时侯甚至丧气的认为，大概这也是一种莫可奈何的现实吧。不是经典作家说过，某些阶段不能跨越吗？是否这一个阶段也不可跨越？
直到半年以后，我才认识到自由对民主的重大意义。一年之后，才清醒地认识到市场经济对自由的决定意义。这是后话。
再说此刻的我们，在一切公众媒介上，只能听到上面所说的中国特色的宣传，虽然厌恶，但又无法逃避。期望还会出现街头政治，思维习惯依然是马克思和共产党所教的那一套，只要人民起来了，工人阶级起来了，便一切都有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有这种思维定势。我相信，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是这种思维：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作主力军，必须广泛地发动群众。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便关心工人阶级的状况。如物价上涨，工人，特别是产业工人，生活倒退，到了某一限度，就爆发群众性的运动。
物价没有飞涨，甚至一些日用工业品价格下滑，街上常真真假假地出现降价消息：跳楼甩卖，拆迁甩卖，还帐亏血本，等等。工厂里倒是有了一些端倪。川棉一厂据说已停工数月，工人只领得百分之六十的工资。某厂停产，发五十元生活费，又有某厂连五十元都发不出来，工人们向公安局申请游行，口号是：不要民主!不要自由!不要喝稀饭!据说公安局马上通知，贷款给该厂，要保证每个工人五十元的生活费，以作安定团结之用。
这就是安定团结费。说国家为此很拨了一笔钱。想一想吧，工厂生产，消耗原材料，产品积压，没有经济效益。工人要工资，又不敢多印钞票。物价居然老是不上涨，这一切的极限在哪里？总得有不能承受的爆发点呀!总得有经济崩溃的时刻呀!
我对此充满信心，焦急地等待着。
可以说，这种期待，在一年多之后，就使我有些怀疑了。市面萧条吗？不，依旧有买方卖方，火锅店越开越多，舞场灯火辉煌，家具店照样有人光顾，这是怎么一回事？
当时没有想到，这段时期，正是非国有经济支撑着这个国家。
反刍
这一年的秋冬，对知识分子来说，可能最难受的还是精神的饥渴。当局曾经在改革开放的十年中，逐渐放松对意识形态的管制，也正是在这十年中，我们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得到思想的滋养。
突然之间关门了。外国电影少进口，电视录像受限制，外国书籍选题划窄，武打书要占比例之类。文革的作品，描写领袖人物的作品，要经某一级批准。挂历不准三点式。圈子一划，适者生存。然后交代各级刊物报纸编辑部，自查自报自整顿，找出自由化作品来。各编辑部自然跟进，连忙清理，文化管制顺理成章。最后，松一口长气，我们干净得很!秋冬的扫黄运动，搞得轰轰烈烈，什么录像带堆起来用压路机碾的镜头，也出现在电视上了，仿佛这是海洛英。没有法律准则的”黄”，是由人定的。真正黄的，在电视镜头的背面，我们看不见。
当年的电视，广播，报纸，刊物的内容可想而知。而且广告还挺多，尤其是第一版的通篇广告，那就是执政党和政府的广告，说自己如何如何强大，经济搞得如何如何好，假货打广告，吹嘘得震天响。人民供养这个政府当然成本极高了。
杂志的编辑们闻风而动。六月不知怎么发稿才是，拖一拖，七八月成为合刊。<人民文学>与<文艺报>换人换马，摆出一副早已得道的嘴脸，把先前的负责人骂一通。<文学评论>还撤稿，比如刘宾雁的一篇被撤下来，目录涂一道黑，只有尾页英文还露出一点本来面目。也许是什么人有意为之。
没有文章可读，精神觉得空虚。空子还是有的。比如中央电视台播放<血与火的洗礼>，重现春夏之交的场景，广场上的风云人物及关键事件又在眼前。这种电视就好看，有人还专门录下来看。至于解说词，当然难听，就把音量关小。有人说，只要反着听就行了。大家还准备看重播，看三播。重播时便删去很多民运分子的镜头，我估计第三次播放没有了。果然，当局不再播放这类片子，以正面宣传为主，这表明”宣传者”的心虚。
当时书刊报纸中那么些非理性的叫嚷，不忍目睹也不屑目睹。想一想，倒可以把旧报纸旧刊物翻出来看看。这一翻，可翻出了味道。
先翻<世界经济导报>，且看1989年4月10日这一期吧。千家驹对李鹏的<政府工作报告>，题目是<走回头路不是没有可能的>，对中国的前途表示了担忧。吴稼祥再谈新权威，提出用市场化推进民主化。而重头文章，温元凯，王康，向宏的<未来十年中国改革的初步设想>，仿佛是一面被撕碎的蓝图。其中政治改革中关于执政党的自身改革： 1。党理党务; 2。 党筹党费; 3。党正党风; 4。党容党派。现在看，共产党直接把它玩成了黑色幽默。
温元凯等当时曾大声警告过：当前要警惕将旧体制造成的危机转嫁到少数持有不同政治见解的知识分子身上的非理性行为。
如同一段谶言。
我看了<文学评论>上王富仁与夏中义当年的文章，看了甘阳在<读书>上的两篇文章，又把几年来的<读书>重看一遍。这些文章以前都看过，看时心里闪过一种赞叹，也就丢在一边了。如今重又细读，仿佛反刍，觉得自己从前的确浅薄。其实很多我今天想到的问题，人家早就想过了，思索过了。原来，我的思想比他们浅了一个层次。
这期间读书真有作用，边读边想，悟出一点道理，心中亦充满了乐趣。人这个动物就是怪，有种叫精神的东西，完全可以超越现实，它需要自己的营养，而且能在恶劣的环境中，自营一个乐园。
这乐园只要我不放弃，任何暴力也无法占领。（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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