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渡：江绪林去世三周年祭

对江绪林的自杀，坊间有各种不同解读，如一些人把其归结为技术性的心理问题，煞有其事地大谈特谈抑郁症的防治。也有不少人将其解读为在当下极权吞噬自由下有理想的人的集体精神痛苦，如知名作家章诒和说：“他不是死于抑郁症，而是死于深刻的绝望。”

纵观江绪林的生命历程，无不打上了这个不正常时代的鲜明烙印。二○○○年的六月份，身为北大硕士研究生的他在北京大学三角地贴出海报，要为十一年前的亡魂点起纪念的十一根蜡烛，那时正是中国的互联网发展早期，网络空间几乎没有任何审查和管控，网民们肆无忌惮地在各BBS讨论区张贴包括不可描述的日子等在内的敏感内容，江绪林的勇敢行动的消息自然也得以在网络空间迅速传播，我当时也是在经常浏览的西祠胡同社区知道了此事。

江绪林希望用“爱与和解”来化解那座广场上的杀戮与仇恨，是深受当时知识界主流渐进改良思潮的影响，所以当江绪林因此纪念行动被不可描述的部门带走及以后受到严厉监控时，他的内心是痛苦的，从积极投身政治，到尽量远离政治，理想主义之舟在残酷现实面前被撞碎，要多大的绝望他才要宣称“不关心政治”。

而即使已逃离政治，但在极权下，又有哪里不是政治？如果说在后极权下，如果不是公开站出来反对，那么极权还是容许一定的社会空间存在，那么在新极权下所有公民都成为体制的假想敌，政治的天花板已无限降低，社会的自由度被不断吞噬，没有人能逃离政治的罗网。可你以不关心政治,但政治每时每刻都在关心你，老大哥无时无刻不在看着你。

在这政治的罗网里，大学未能幸免于难，成为吸取了不可描述的日子的运动教训的体制的意识形态领域控制的重心。大学的课堂建立起了全覆盖的教学视频监控系统、教师授课全程跟踪系统，监控教师的授课内容，使知识分子不敢越雷池半步。同时在学生队伍发展线人，随时向体制告密举报政治不正确的教师，如知名学者、前中山大学教授艾晓明的不少学生就被秘密部门找过威吓利诱要其充当线人。厦门大学71岁的世界经济学教授尤盛东，就因为坚持在课堂上讲真话，却被学生认为是“言论偏激”“不当 政治 言论”，向校方举报，尤盛东遭到厦门大学解聘。

在这无边无际的黑暗里，与清醒而痛苦着的理想主义者江绪林伴随的是无边无际的绝望，于是，他不得不死。他自缢身亡那天，是小平去世十九周年纪念日。在同一天，媒体打出了“央视姓D”的欢迎辞迎接XX，XX旗帜鲜明地宣示“D媒姓D”，而江绪林告别人世前发出微博：“安安静静地死去还是反击还是偷生？”、“无法反击，因为本身没剩下值得捍卫的美好之物，公共正义也没有燃烧我的心灵。”朝廷与民间，赞歌与悲歌，两者就这样奇妙地纠缠在一起，隐喻了未来的历史与知识分子的命运。

江绪林的生与死体现了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占据舆论场制高点的自由主义在本世纪新极权控制一切的社会难以再自由成长的命运，寄望于本土成长的公民社会可以渐进改良成为推动社会和平转型的努力成为一场梦幻。而此命运在不可描述的那年就已经预示了一切。

社会学家李慎之先生曾提出的问题：“这个体制究竟是刚性的、不可改变的？还是有弹性，可以渐进改变？倘若是前者，就只能看着一场革命来推翻，玉石俱焚，生灵涂炭，我们束手无策；倘若是后者，我们责无旁贷，还有苦心呼吁，争取渐进改革的余地。”所谓体制究竟是刚性还是柔性的“天问”，其实早就有了答案，不可描述的那年到现在，坦克一直在那里，它从不吝于用履带轧碾摧毁所有危害其统治的意图。

面对体制的刚性，渐进改良不可能成为路径。但是二十年互联网在中国的传播，已使基本的自由价值观得以普及，极权统治必然难以长久维持。毕竟，自由的大门尽管只是打开一线小缝隙，但是人们都清楚光明就在那边，这扇大门就不可能轻易再关上。即使是违心地参与极权赞歌者，也清楚他这利害计算下所作抉择的瞒和骗。

所以，体制固然是力图用高压手段维系其统治，但是能与其真正同流合污的除了周带鱼等小混混，庶无几人。大厦将倾，人心向背已尽见，极权可以杀光报晓的公鸡，也阻挡不了黎明的到来。唯一的悬念是：未来是何种方式成为压垮骆驼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

黎明到来前，黑暗必然更加疯狂，知识分子不得不面临着抉择：是被黑暗所吞噬，还是自身成为黑暗的一部分，再或者，与黑暗抗争成为真正的殉道者。作为具体的个体，在这黎明的前夜都承受痛苦的煎熬。当下知识分子的沉默、彷徨、自杀、反抗，都在明确地宣告：大厦将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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