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3月13日，保护卫士彼得・达林在香港自由新闻（HKFP) 发表关于中国使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使人失踪的文章，以及该系统如何成为中国外交政策中针对外国人的工具。
文章中，彼得通过自身的经历，还透露了失踪加拿大人康明凯可能被关押地点，以及目前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二位加拿大公民和一位澳大利亚公民可能遭到的对待。
彼得·达林 是保护卫士人权机构主任，关于中国使用强迫电视认罪新书《媒体审判》编辑，曾参与撰写《失踪人民共和国》。
随着澳大利亚公民杨恒军加入二位失踪加拿大人—— 康明凯 (Michael Kovrig )和 迈克尔·斯帕沃尔 (Michael Spavor)的行列，中国向全世界展示了其用于失踪批评者而非拘留的新系统——指定居所监视居住（RSDL），以及该系统如何不再只适用于四面楚歌的中国律师和记者。二位加拿大人已失踪一百多天，且被释放的日子遥遥无期。
习近平的崛起已经在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西方国家的观众可在其国外侵略性姿态——而且是针对越来越大的国家中最明显地看到这种变化。习近平似乎认为，不久后，这种激进的姿态可以用来对付它的主要目标 ——美国。在此之前，首当其冲针对西方较小的国家——从瑞典到加拿大，再到澳大利亚。很快英国、法国、最终德国将被列入其公民失踪的国家名单，不是因为任何法律原因，而是作为外交政策的工具。例如，法国禁华为的那一周，很可能也是法国公民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失踪的一周。
考虑到这些，西方政府现在应该开始了解何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详细探究我们对康明凯和迈克尔·斯帕沃尔的了解，并且要加入加拿大，意识到对加拿大和其二位失踪公民的捍卫即是对西方国家自己和其公民的捍卫。
那么，康明凯在哪儿？从哲学上讲，他只是消失了。他的家人、律师和自己的国家加拿大都不知道他在哪里。这正是重点所在，同样的情况适用于同一天失踪的另一位加拿大人——迈克尔·斯帕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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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与二位失踪加拿大人一样，被同一部门——中国国家安全局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简称RSDL）系统关押过的人，不幸的是，我在此能提供一些线索。
实际上，康明凯就被关在这里：39.809781″N, 116.383599″E。这是一个大型的四层楼大院，离北京较小的南苑机场不远，由北京国家安全局使用。如果他所在的充满浅蓝色或灰色防自杀软包垫的房间内繁重的窗帘有拉开，如果他看向窗外，在最右边的角落，可能会看到一片停满废弃公共汽车的场地。通过聆听南苑机场的进出航班，他也许可以弄清南北方向。基于这些小细节，以及我通过蒙着眼睛看到的一些进出设施的东西，使我自己从该设施的二楼或三楼释放后，经过大约一周的谷歌地图和谷歌地球研究之后找到这个秘密监狱。根据中国法律规定，该系统规定人们在长达六个月的时间内不得被关押在看守所或监狱内，因为从技术上讲，被关押者不会被刑事拘留或逮捕。因此，中国建立了专门的秘密监狱来关押这些受害者。
当康明凯最终被允许见到他的大使时，见面地点却是在警察局。他必然是被蒙住眼睛带往见面地点，从他的牢房开始，然后被带到地下车库，再塞进车中。在即将进入他的大使等待的房间前，这时眼罩才会取下。
中国和加拿大之间正在展开的较量中，加拿大既是中国势力的试验场，也是作为美国的代表，这本应是政客和官员们更好地了解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系统的时机。澳大利亚现在面临类似的情况——其公民杨恒军的失踪，但他们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缺乏了解的情况十分令人失望。以下是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对杨恒均及其失踪事件的发言：
“他被‘监视居住’中，我们可以将它说成软禁在家。因为杨先生在北京没有住处，因此他被以类似的方式关押。”
看来该国防部长并未了解“监视居住”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不仅有别，而且是天壤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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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法律允许这些失踪现象。是的，正如报道的那样，康明凯的下落一直处于保密。是的，他也没法得到律师的会见。但更重要的是，即使是应该监督这些秘密拘留的中国检察官也会被剥夺探视他的权利。在由我创立的非政府组织保护卫士保留的数据库中，我们从未遇到任何一个案件曾有检察官上门监督过，即使法律规定他们应该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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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明凯和迈克尔·斯帕沃尔以及未来美国和欧洲国家受害者，可以在没有任何法院命令的情况下被单独监禁六个月。实际上，说单独监禁只对了一半——因为他会有两名警卫全天候坐在房间内监视，每六小时轮班。这些警卫，其中大多数是身着便装的国家安全局受训人员，他们不被允许与被关押者交谈，但会记录他的每一个动作。当他使用厕所时，或者被允许洗澡时（虽然极少），他们也会盯着。
该系统本身，即强迫失踪的“合法化”，有可能成为中国对周边威权国家的另一项出口，其中许多国家可能会看到中国的这项工具是多么有效——在今日中国，该系统的主要目标——律师，记者和活动人士，往往是被失踪，而非被逮捕。
截至2017年底，该系统不再是无人知晓的秘密，因为保护卫士发布了一本开创性的书，即《失踪人民共和国》，其中许多受害者，有史以来第一次写下详细的证词描述他们被该系统关押期间的故事。尽管如此，以及越来越多的外国人被同样的系统失踪，本应作为外国政府关注的一个问题，但该系统仍被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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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康明凯被关押在哪个楼层，他都会独自拥有一整层，他的牢房，审讯室和会议室，都沿着一条小走廊伸展开来。我曾经称它为“住所”，因为我在那里度过了近一个月。我是幸运的，从我们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案例数据库中，人们被监禁的平均天数为121天，并且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被关了整整六个月之久。有些人很幸运在这段时间看到了几天的阳光，很多人都没有。尽管如此，灯是全天候开着。在我们数据库收集的所有案件中，我们尚未遇到一个案件没有使用“禁止酷刑公约”中定义的酷刑和虐待。
事后来看，很难说那是每日5-6小时的审讯，实际上是每晚，以确保睡眠剥夺。坐在审讯室里的木制“老虎椅”上是最艰难的部分，或者是坐在专门设计的防自杀软包房内，一分钟就能感觉像一个小时才是最艰难的。几个星期后，你的大脑会产出如呕吐胃酸般的思想和想法。我保持理智的唯一方法就是做白日梦和幻想能够再次见到我的女朋友，虽然与我的案子无关，但她和我的许多同事一样，也被关在同一设施的某处。
该系统的两个方面——与世隔绝的激烈审讯，以及单独监禁，都旨在击垮你。作为一个外国人和一名前外交官，康明凯不太可能受到身体折磨，尽管他一定受到了威胁——大多数受害者都没那么幸运，身体上的酷刑很常见。我当时就听见一位同事不断遭到严重殴打的声音。后来，他们对我进行了6个小时的测谎仪测试，只为向我施加更多压力。他们的目的是将你击垮，在你离开之前，他们希望你认真地发自内心承认自己的错误。很难不让人想到在《1984》最后一部分的温斯顿，他们会用尽一切办法让你相信你是错的，他们是对的，而不仅仅是让你装装样子写一些悔过书。
关于迈克尔·斯帕沃尔的情况，我们知道的要少一些，但仍有一些线索。就在斯帕沃尔被带走前几周，两位加拿大人凯文(Kevin)和朱莉娅·加拉特(Julia Garratt)发表了一本书，提供了他们在2014和2015期间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中的深刻体验。如二位在押加拿大人一样，他们的失踪几乎没有法律依据，而是政治的结果。和斯帕沃尔一样，他们被国家安全部抓捕并被关押在边境城市丹东。可以肯定地说，斯帕沃尔正坐在同一个设施里，经历着非常相似的待遇。虽然加拉特没有公开披露他们的秘密监禁地点，但他们在丹东住了这么久，很可能非常了解该设施的确切位置。
在已被关押大约100天之时，二位加拿大人审讯中最激烈的部分可能已经消退，取而代之的是禁闭和孤独，因为中国正试图找到利用他们作为权力工具的方式。只有美国，加拿大及其盟国的坚决反对，以及对中国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我们才能扭转这种局面，并向中国明确表示，以当前中国陷入的局面，唯一能缓解这种局面和将他们作为工具的方式即是释放二位。
随着局势的升级，不仅与华为和美国试图从加拿大引渡其首席财务官有关，而且美国和盟国现在正在追逐中国猖獗的网络盗窃和黑客行为，政客们是时候好好开始了解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系统了，因为不仅仅是澳大利亚人，更多的美国人和欧洲人都将成为目标，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如果是由北京国家安全局执行，他们很可能会被关在与我当时相同的设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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