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ya，文章准备要撤了！」

这是我在《好奇心日报》工作期间，不定时会收到来自主管的一个讯息通知。

在这句话之后，文章撤除之前，通常会有一小段因作业时间而产生的缓冲期。

缓冲期的时间并不长，大约 10 分钟以内，但已经足够让作者以截图或其他方式，与自己的文章进行最后合影、留念、备份——紧接着，眼前的画面将永久变成一串具有特殊意义的数字—— 404。

一直到后来，我都把这个通知以及缓冲期，视为主管在「不可抗力」的情况之下，最大程度的「人为善意」。

我曾经试图想像，在 404 的通知来到之前，究竟发生了什麽？

是不是就跟工厂的生产线一样，有一套标准的作业流程：某一天，某一处，某个人看到了某篇文章，基于某种不可知的理由，认为这不应该面向世人，于是发了某则通知给某个人或某机构，表示应立即删除。

实际上，无论我被删了多少文章，都无法从中总结「某」究竟是什麽。有许多谜团，像是有时候网站与 App 上的文章被撤，但公众号却还存在。最终，我也只能粗暴地总结，没有一个人知道原因。

1.
假使是现在，一家台湾媒体若毫无预警撤稿，那将有非常大的机率会在网上引发轩然大波，即便背后的原因并不複杂，但也可能因为后续的诸多揣测，变得相当複杂。

此前我所任职的台湾媒体，曾经历过几次因为撤稿而引发大小不一的风波，第一次是在太阳花期间，第二次在香港佔中期间，第三次则是马习会期间。

至于我所亲历的是前两次，理由并不相同。第一次因为内容具有争议，第二次是作者考量，但无论是什麽原因，撤稿之前编辑们都严阵以待，深怕读者会延伸撤稿原因，也都会先拟好媒体声明，说明事由。

最后一次的争议，我并不在现场，但也清楚得知争议之大，超越前两次。而后续外界对撤稿原因的猜测或对媒体的抵制，都带给媒体与内部人员一定程度的伤害。

这些过往经历，自然会让我认为撤稿确实就是件大事。

但反观现今中国，撤稿相比之下就显得无声无息，更说不是上什麽新鲜事。

许多网友如今对于「被消失的稿子」，也处在一种见怪不怪的常态。儘管可能会不定时产生疑惑，但伴随着三次「重新整理」之后，很可能就消失殆尽。毕竟在空白与空白之间，说不定又爆发了下一波热点。

还没来到中国之前，我对撤稿事件也时有所闻，但也只是猜想可能是写到政商界丑闻，或是与禁忌话题有关。加上刚来的时候，对本地议题相当陌生，连想写什麽方向，都没有明确想法。所以，我一直认为撤稿这件事离我很远，根本来不及预期这件事会发生在我身上，更不用说在接下来的一年内发生地如此频繁。

2018 年 2 月，就在我写下「2018 年才刚过 38 天，广州性别中心公众号上的众筹页面已经被删了 4 次。」的 24 小时之内，这句话也如同文中所指的公众号一样，被删除了。

这算是我第一篇被撤除的报导。除了撤稿之外，我并没有得到更进一步的信息。

一个月以前，北京航天航空大学女博士罗茜茜举报陈小武教授的性骚扰的事迹，因而引发「中国 #MeToo」运动。

正当不少网友将目光聚焦在这个又急又勐的话题上，一个年轻的公益组织「广州性别中心」在公众号上发表一份《中国大学在校和毕业生遭遇性骚扰状况调查》，并公开众筹计划，希望能藉此让更多民众看见高校裡性骚扰的现况，以及建立预防性骚扰和侵害网络。

假设对照 #MeToo 在美国的情形，同样的大火在中国出现，它理应是个大事。但没有人知道从什麽时候开始「性骚扰」及「MeToo」在互联网上变成所谓的敏感词。

我还记得採访「广州性别中心」的创始人时，她的众筹页面已经被删了四次。但她说接下来除了发布报告，还打算做更多的事。她的口气听上去没有过多的天真，反而是一种处变不惊的澹定。

我们心底都很清楚，一个中国的公益组织想走得长远，可能会面临多少困难，无论是来自人力、物力、资金等最基本的限制，又或者是外部环境的压力。只要想到这些问题，我就觉得连澹定都像是种乐观。因为换作是我，或许连半年之后的计划都没有把握说得准。

在这之后，她果然继续发布其他报告，眼看正一步一步完成当初的计划。

但没想到去年底，「广州性别中心」突然间在公众号上宣告暂停运营。

我一看到消息，立刻找她询问原因，但有别于先前的谈话，如今她已不愿多谈，只说志愿者们面临了许多压力，评估环境之后决定停下来。

其实我很清楚，根本得不到什麽太过明确的答桉，尤其自家公司也在几个月前面临整改。她婉拒了我的採访，但还是保持善意地，反过来关心我们公司的情况。

不过我们彼此其实也都没有说太多，因为心底也明白，终究只有那句老话——不可抗力。

2.
自从「广州性别中心」的文章被撤之后，我开始不定时地面临撤稿。前几次收到撤稿通知时，我的心情还很难释怀，脑中第一个浮现的想法是：我对不起那些在报导中帮助过我的每一个人。

就如同其他媒体一般，我们公司的文章，一般会经过选题、立题、找资料、研究、讨论、採访、写作、改稿、发稿等繁琐过程。在这过程当中，不光是记者，还有编辑的协助，更重要的是受访者愿意分享经验与故事。

我从来就不觉得，一个人有什麽义务去贡献自己的生命故事，协助另一个人找出事情真相。正因如此，我很珍惜那些愿意这麽做的人。

其实我并不清楚其他作者面临撤稿时的心情。至少对我来说，随着撤稿次数逐渐增多，最初的愤怒、困惑、难过等情绪，正逐渐转变成一种无能为力的空虚感。

被消失是一瞬间的事，但一篇文章的产出，从来就不是瞬间能完成的事。如此不对等的差别待遇，不免让人怀疑产出的价值所在。

一篇《纽约时报》的报导曾指出，去年中国监管关停了 6000 多家网站，封锁了超过 200 万在线账号和社交媒体群组。

这些消息跟撤稿通知，并存于我在中国跑新闻的日常。

某一天，我突然感到相当焦虑，问了同事：「会不会哪天我会对这一切都开始感到麻木？」

我确实担心这一天的到来，因为那意味着，某些东西在我心中开始消失。讲白了就是温水煮青蛙。

由于我是一个外来者，我会格外珍惜自己能够直面社会差异与文化冲击，并进一步反思许多议题，调整既定想法。因为我知道这些特点，将有于我的写作。

或许很多人完全没有将这一切为习惯，只是隐忍着。但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可以跟他们一样澹定面对情绪的转变。

如果哪一天，当我看见朋友圈裡的重要热点新闻，先是经历了一波刷屏，再一波 404 之后，我只是静静地滑过去，没有好奇过多事由。我不确定，接下来我是否还能敏锐地察觉到社会变化、人的改变？甚至变成一个懂得自圆其说的人。

前几次的撤稿，我会因为一种难以形容的厌恶感，在电脑前暗自啜泣。但再往后的好几次，我几乎没怎麽难过了，我也不怎麽主动提起这些事。

只有当读者或受访者私下微信我，问我稿子是不是不见了，我会简单回覆：「是的，文章已经撤稿了，真的很不好意思。」

*「离职备忘录」是一个曾经在中国跑新闻的台湾记者，希望通过个人经验的书写，回顾这两年中国社会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