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六千万留守儿童群体中，发生过多少与韩国影片《熔炉》一样的故事，可能是我们永远也不能接近的真相。
2011年5月27日，海南屯昌县坡心镇石桥村，一名留守儿童自从学会写字后，小女孩在想念父母时，就在桌子上写“爸爸”、“妈妈”的字样。来源：视觉中国
文｜马丽
（康奈尔大学博士。2019年有两部关于社会转型和身份不平等以及当代女性口述历史的专著将面世，分别由Routledge 出版社和Palgrave Macmillan出版。）
近两年来，无论是在美国前国家体操队队医纳萨尔长时期性侵数百位未成年人的新闻，还是国内频频出现的关于未成年人被侵犯或强迫卖淫的消息，都会激起媒体和普通大众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很大程度上，性侵的受害者无论是成年人还是未成年人，在这个过程中，都遭受到了暴力的支配。
在一些社会理论家看来，“暴力支配”一词不仅仅是物理的伤害，更是对他人意志的侵害。在暴力支配的过程中，受害者往往都是权力上的弱者。这些人无论是女性（甚至男性）还是儿童，可能是因为经济、社会关系或身体等等处在一种被权力所支配的弱势地位上，从而被暴力侵犯、支配。相比于过去的社会，现代社会的权力运作并不直接能够反映在单个的权力中心中，相反，社会权力的分配以不同的方式形成了大量的场域和微观结构，然而在边缘群体或社会弱势群体中，这种权力的不平等关系却会以一种尖锐的方式表现出来。比如，在社会统计中，全球男性自杀的比率通常要比女性高，但是在中国农村却出现了相反的现象，很多研究就指出这种现象从侧面说明，农村妇女在经济和婚姻关系中就是权利被剥夺的弱势群体。在这种背景下，作为农村缺失完整家庭监护的留守儿童就更加弱势了。
根据“女童保护”网络监控数据的不完全统计，2013至2015三年间，全国各地被媒体曝光的性侵儿童案共968起，受害儿童超过1790人，其中百分之八十居住在农村。这些留守儿童最缺乏社会资本和身体的保护，也就最容易成为性暴力的受害者。在六千万留守儿童群体中，发生过多少与韩国影片《熔炉》一样的故事，可能是我们永远也不能接近的真相。
张远（化名）是我在2006年田野调研时认识的朋友，她长期做关怀农村留守儿童的图书馆项目，在全国各地跑。像她这样坚持在第一线的非政府组织（NGO）工作者非常少，因为大多数人的热情和坚持在两三年内就耗尽了。张远对我说，“看到的黑暗面太多，很多时候都觉得撑不下去了。”
她曾告诉我过一个故事。在某个偏僻贫困的村子，有一家父母长期出门打工，留下一个10岁女孩在农村。这家还有一个智力有些缺陷的叔叔，三、四十岁，还可以自理。张远每到一个村子，先去公立学校看看，询问一下图书室的使用情况，然后再去家访几个贫困的学生。有当地人带张远去看这个家庭，她与女孩交流几句，询问她生活和上学怎样。也许是察觉到了这个陌生大姐姐的善意关怀，女孩对她投来求助的眼神，同时用惧怕的神情，不时看一看旁边的叔叔。
张远更仔细地观察了一下周围环境，发现这家只有一间旧农舍，摆了两张床之后，还有几件简单的家具。她说，“当时我就想象，到了晚上，这间房的门一关上，可能会发生什么：一个成年男人和一个幼女？”她觉得自己的心被揪紧，无法挥去一种疼痛感。
家访完以后，张远从其他村民那里，证实了自己的直觉：这个女孩的确长期被自己叔叔性侵。但村民都不觉得怎样，毕竟那是别人家的事。离开那个村子以后，女孩的眼神和发现这一黑暗事实的刺激感、悲痛感，一直停留在张远的脑海中，让她没有办法忘记。当第二次和我谈到这件事时，她说，“我真想再回去一次，把那个孩子接走。”
张远最终无能为力。作为一个NGO机构的负责人，她只是那个村子的过客。实际上，作为一名单身女性，她自己也经历过性侵的危险。有一次，张远与另一个NGO的负责人下乡，住在镇上简陋的旅社。晚上，同行的这个男性兽性大发，要闯入她房间，与她发生关系，连门都被他踹坏了。
除了家庭父母角色在成长中的缺失外，每一件儿童性侵事件，都会带来三类人的“异化”，包括被侵犯者、施暴者和旁观者。对于身体和情感都尚未发育完全的儿童而言，性侵带来的创伤会持续一生，最首要的影响是不信任他人、自我羞耻感、社交恐惧和作为自我保护的暴力倾向。
2010年加拿大广播公司（CBC）发行的一部纪录片《背叛》中，讲述了1970年代发生的儿童性侵事件。有一个多子女的煤矿工人家庭，几个男孩都曾被同一位熟人性侵，彼此之间却互相不知道。其中一个孩子叫大卫，性侵发生在他7岁时。直到后来大卫成家，有了自己的孩子以后，他还多次想要自杀，结束折磨自己一生的羞耻感。他告诉纪录片摄制组，“我想，如果我死了，就没有人知道我的秘密了。”没想到，不久之后，大卫的哥哥自杀，留下遗言说，他再也无法忍受被性侵的这一秘密了。这时，大卫才意识到，自己若早一点说出来，哥哥也许就不会死了。
为什么一个男孩童年被性侵的经历，让他到了四十岁时仍痛苦万分、哭泣着回忆？性侵不同于其他侵害，它涉及对一个人身体私密部分的侵犯。同时，性是人对自己产生尊严感、价值感和身份认同的一个核心部分。当自身的纯洁与美好被践踏，受害者会产生一种强烈的羞耻感、厌恶和自恨。这种对心灵的创伤，令许多人一生都难以痊愈。
近些年，至少从新闻或公共媒体的报道来看，很多农村留守儿童甚至比成年女性遭受性侵犯的数量更多，施暴者的一个动机就是对这些留守儿童施暴更容易得手，并且风险更低。甚至在微博或者一些社交媒体上，一些施暴者会公开炫耀或讨论这些。将性侵暴力施加于最弱的儿童身上，居然会让施暴者得到一种扭曲的快乐，而且会不断消费此快感，这是一种极致的“异化”。可能这也是为什么一些国家会把有性侵儿童前科者的信息公开，以警示他居住周围的人，因为犯罪学家认为，这类人很可能会继续作案。
儿童性侵事件中的第三类人是旁观者。在张远的故事中，她和村民都是旁观者，但他们的反应形成鲜明对比。张远对邪恶始终保持着一种道德敏感，尽管她要与自己的压抑感和无力感作斗争，也并没有办法解救那个孩子。她只做到了让自己的心灵秩序不被这个悲惨世界“异化”，用悲痛和讲述来抵制恶的侵蚀。黑暗没有吞噬她，尽管她伤痕累累。
张远是悲惨世界中少数的良知，她无法改变现实，只能留下人性的泪水。与她形成反差的是麻木的村民和留守儿童幼儿园的纵容者，自私冷漠和经济利益成了他们异化的推动力。在观看性侵在他们眼前发生时，人所应具备的羞耻感、正义感都消失了。2015年美国电影《焦点》中，《波士顿环球报》记者从多年前处理性侵案的律师口中听到，“一个孩子被性侵，需要整个村子做帮凶（It takes a village to abuse a child）。”
每一个性侵事件的曝光，常常都会对人们的心灵秩序提出迫切的叩问。13年之后，张远并没有离开NGO界。她不断说自己爱心早就冷淡了，但探访农村留守儿童仍是她最愿意做的。她仍不断在黑暗的现实面前拷问自己，作为一个人，应该怎样活。在一个消费社会中，新闻可以过去，热点可以变换，甚至受害者和侵犯他人的人也都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然而，我们需要知道，在某些社会不经意的政策或状况，经济的变化，社会的地位，微小的原因就可能会造成一些人的权利、尊严、身体被侵犯和被剥夺，从而导致他们生命状况出现问题，甚至影响到他们爱的能力和对他人的信任。这些问题，也许被一个消费的社会，一个容易将女性或弱势群体物化的世界修饰而进行隐藏，甚至用消费或金钱交换的自由去隐藏这些权利的侵犯和剥夺，也许有人说一项研究片面，一篇文章也是杯水车薪，不可能改变户籍身份、家庭关系、经济地位和乡土环境等等给这些孩子们带来伤害的环境，我们自身都生活在一种无力感的现代社会中，如何去帮助其他的人呢？
我想在当下，当我们从自身无动于衷的生活转向去关注一些更需要帮助的弱者，不再将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仅仅维系成一种客体化的、物化的关系，而把他们当成有血有肉，有家庭、有情感、会疼痛、会羞耻、受侵犯会惧怕、会在沉默中痛苦的真正的人，也许就是对这些受到暴力伤害的弱者倾听和保护的开始。毕竟，行动远比无动于衷和冷漠更接近希望和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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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界面新闻
作者：马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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