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了伊藤诗织在北京单向空间的活动，一个非常难忘，想要与大家分享的夜晚，下面是会谈的整理。

为什么在自我介绍时，不说自己是受害者，而说自己是一个幸存者？

伊藤诗织：去报警的时候，警察问我问为什么不哭，如果不哭的话就难以相信我——可是我哭了，只是在家里。
相比受害者，幸存者这个词更有力量，虽然我并没有真正幸存下来，还在挣扎的活下去。
我就是我自己，不该被定义，比起这两个词，我更愿意做一个分享者。

怎么看待完美受害者这个词？

伊藤诗织：我不觉得自己是完美受害者，我也不可能成为完美受害者。你想看到我哭吗？我无法做到每时每刻都哭（像一个受害者）。
“伊藤诗织这么坚强”——我被很多人这么说过，但我并不坚强——即使如此，我依然是我。
之前我接受采访时，我穿衬衫，衬衫的扣子没有扣到下巴底下，人们因此荡妇羞辱我，无论我表现什么样，人们都可以找到攻击我的点，因此我不愿意做一个完美受害者。

关于被伤害的那件事，是否会有人指责你不够完美呢？（去吃饭、需要工作）

伊藤诗织：我也自责过，但我自责的主要是我不记得当时发生了什么，我不记得我什么时候去的酒店，只记得我在疼痛中醒来。
我不怪我自己喝过酒，因为我很能喝，这也很平常在日本，但我失去了一部分记忆。所以我觉得自己被下药了，没人相信这件事，但在日本很轻易在药店买到安眠药。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发生的，我没有立刻去警局，只想着把自己清理干净。
虽然我很外向，但我不知道立刻警察局报案，说真的很少有受害者第一时间想到去警察局报案，因为很多时候都是熟人作案，比如上司，很多人会觉得如果说出去了，就无法像原来一样生活了
但为什么要感到羞耻，即使没有第一时间去警察局报案，也并不应该自责，而应该对自己说：我已经努力了。

你觉得一个完善的社会，应该怎么处理这类的事件？

伊藤诗织：其实社会能做的有很多，首先是教育，其次是司法。
第一步应该是从媒体开始，让我们了解事件，这也是为什么我要接受报道，要说出来。很多人问我该怎么做，我也不知道，我觉得应该说出来
2017年，在我之后，日本才修改了刑法，强奸罪的最低刑期变成了五年。但日本，强奸罪要成立，受害者必须证明自己反抗过，挣扎过。但调查表明百分之七十的受害者在被强暴的时候会进入假死状态，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教育，不但是教育小孩，而是教育法官、教育成人、教育掌握权力的人。在三月，一个女儿被父亲强暴的案子被法官判无罪，因为法官认为没有反抗。
所以从哪儿开始呢，真是无从说起，我想第一步是说出来，然后大家各自努力，做自己能做的。

要改变现状，个人应该怎么做？

伊藤诗织：我的朋友们都非常支持我，没有一个人责备我，问我为什么不去警察局。
去年在韩国，一个受害者支援组织的阿姨对我说：你做的很好，因为你从现场逃走了，你洗澡了，你活到了今天。
听到那句话后，我哭了，我一直告诉别人自己没有错，但没机会对自己说：你已经做到最好了——我需要这么对自己说。
当我接受采访时，很多人对我说：我很抱歉你遭遇这一切，但我不需要同情，我需要的是我们一起做出努力改变现状。
可能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一切没那么简单。
我们需要理解，但我们更需要的是继续生活，今天出现在现场的，我的这位朋友，在事情发生后和我一起，让我在经历那一切之后继续工作、继续我喜欢的事情，这些日常让我坚持下去，感谢她。

支撑到现在的动力？

伊藤诗织：我知道要去控告一个有权势的人非常难。但我热爱自己的记者职业，在这件事发生后，很多人说如果我说出来了，就无法继续在日本生活，但如果我不说出来，我就无法活到今天。
对很多人来说，忘记那件事、继续生活都是继续活下去的方式，对我来说，继续活下去的方式，就是要一直去找当时的真相。

在那件事发生时，为什么要用英语，而不是日语，做出那句反抗？

伊藤诗织：在我从小生长的日本，我需要对年长的人说敬语，尤其是男人。所以当我说不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表达。
在日本的文化里，说不常常被理解为yes，这是一个难题。拒绝和欲擒故纵之间的差别是什么呢？
在瑞典，法律最近被改变为只有受害者表达了同意，事情才是被允许的，这是小的改变，但是大的进步。
我想日本也应该引进：滚/fuck off之类的词。

在面对很有权势的人时，如何说出不呢？

伊藤诗织：有权力的人应该去上上课，让他们知道什么是权力，自己该如何不滥用权力，他们应该有个证书，证明他们接受了这些教育。
权力需要界限。
我非常高兴今天现场不只是女性，还有男性，或许每个人在公司之类的地方都会遭遇这些事，但要怎么改变呢，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想。
难道我们每个人都要挥一个旗子去强调这件事吗？应该是有权力的人自己去反思。
骚扰如何发生，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性别问题，还是一个权力结构的问题。

面对纪录片播出后，面对有人说你叛国、抹黑日本的指责，你怎么看？

伊藤诗织：我只能说这个做法非常bbc，这个片子是我和bbc的成员一起做的，所以我让他们放手去做。关于片名有很多讨论，最后落到日本之耻这个名字。
片子播出恰逢日本修改刑法的讨论，片子帮助了我，但片名也让我受到很多指责，很多人甚至说要没收我的护照，防止我继续抹黑日本，
我很难过，有人认为我是叛国者，可如果我不是爱我自己的国家，我怎去那么去做（坚持）呢。

现在的现状：

伊藤诗织：在非洲拍摄一部关于割礼的纪录片，很多当地人和我说，这是我们的习俗，你们能做什么呢？
bbc 的纪录片以英国的视角观察了日本，我不可避免的在拍摄非洲时，也会以一个日本的视角观察非洲，我的经历会让我注意以共同的感受去表述。
在日本的时候，有一个女生告诉我，听了我的描述，仿佛自己也经历了一场割礼，我想无论在日本还是非洲，这是我们共同的处境。

很多媒体的报道的重点都在女性这边，你怎么看呢？

伊藤诗织：媒体报道的重心应该是如何不让这再次发生，而不是告诉女性怎么做。
在日本，媒体会让女生去专用车厢，指责去了男女混合车厢的女性，我认为这是不对的。

男女在经济地位上的不一样会对女性的处境产生影响吗？

伊藤诗织：瑞典有很多女性作为警察，但日本很多女性做家庭主妇，这会不会影响现状。
让更多女性进入高层可以改善这个情况，我们要努力改善这个情况。经济上男女平等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有很多可以去做，在日本只有百分之十的女性在政界高层，这些都是可以去做的。

为什么在接触了那么多受害者，听到那么多无疾而终的故事后，还会坚持在做这件事情？

伊藤诗织：每当我听到别人想我倾诉这类经历的时候，我都觉得很心痛、很挣扎。在英国如果他们找我倾诉，我能告诉他们找什么机构，但在日本我能做的很少。
我很感谢他们想我倾诉，因为光是倾诉就耗尽了全部的经历，我们应该从聆听开始，建立一个更健全的帮助女性的机制。

在日本，女性主义这个词还在发展之中？

伊藤诗织：对我个人来说，女性主义就是做自己。在日本，我们有非常森严的等级制度，即使在女性主义者的相关团体中也是这样。
我认为女性主义就是人人平等。

你接受了多少来自异性/同性的帮助？

伊藤诗织：我觉得男女对我的态度没有太大差别，我也有很多gay朋友帮助我。
但在我出版这本书后，受到的第一封邮件来自一位女性，而她非常严厉的指责了我，这给了很大的伤害。
我想我们在男权社会生活了这么久，是时候应该改变了，在纪录片里也有一位女生非常严肃的指责了我，我问她是否遭遇过这一切，她说是的。
我想我们每个人在面对创伤都有自己应对的方式。

你觉得受害者那么柔弱的形象，是媒体有意为之的吗？

我公开自己长相姓名的原因是日本关于过劳死与被霸凌的死者，他们的家人会站出来说，这不是受害者，这是我的孩子。
遗憾的是强奸在日本真的非常普遍，媒体不应刻画受害者的形象，对受害者来说，要不要站出来，完全是他们个人的决定。

结束语：
这是一个关乎我们每个人的问题，我们每个人都有性，都有性别，被保护是我们每个人的权利。
有一位女权主义者说过，“行动而不是光说”，希望回去之后，我们都能思考有什么是可以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