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原标题:没有上面的不可放过一个,哪来下面的宁可错杀一千|文字狱档
作者: 余少镭    来源:现代聊斋

满清文字狱高峰期,人人自危,却给那些栽赃诬告者以绝好的机会。

乾隆二十年就发生了这么一个案子:一个退休在家安享晚年的老干部,只因为三十年前自费出版的一本诗集,祸从天降,现安岁静的生活被打回原形。

程䥍(zhì),字艺农,号秋水。程家原来是安徽人,程䥍的祖上程以忠(这名字跟我一尊敬的师长辈很像,也是安徽人)到江苏淮安做生意,当盐商发了财,就在淮安置业安家。今天淮安的河下古镇,曾有过一座江南名园,叫且园,就是程家的别业,据说有二十二景,比唐诗人王维的辋川别业还多两景,可以想象,当年程家的日子有多么的红火。

但是,红火的前提是“红”。皇权时代,商人越有钱越没安全感,后来徽商最有名的代表人物胡雪岩,富可敌国,也得花钱向朝廷买平安,成了著名的“红顶商人”——当然,最后下场也很惨。

程氏发家的时代比胡雪岩早百年,他们当然也懂,不管盛世还是乱世,仅有钱是不够的,所以就花钱捐官,既买个护身符,也可光宗耀祖。

程䥍买官应该是雍正年间的事,先是当了刑部陕西司候选郎中,乾隆二年才转正,正五品,约等于现在司法部分管陕西事务的一个司长,正厅级。程䥍这一当官,果然家族也脸上有光了,雍正十三年、乾隆二年,朝廷两次加封其父母及妻子的诰命。

这些,正是商人们渴求的护身符。

程䥍后来告病还乡。可以理解,花钱买个官,原来就是为了保平安,就没有想着全心全意为大清百姓服务,官当到差不多了,就找了个借口,衣锦还乡,颐养天年,过上理想中退休老干部的生活。

老干部的标配之一,就是写诗,这方面程䥍早就有准备了,毕竟,当个商人再有钱,在上层社会里还是觉得低人一等的,能写诗就不一样了。所以,早在康熙年间,程䥍就自费出版了自己的诗集《秋水诗钞》。前面说了,秋水是他的号,诗意满而溢。

这样的身份,诗里写的什么,猜都能猜出来,正如最早奏报此案的富勒赫折中所说:“伏念程䥍家本素封,曾任部曹,今退居田里,优游盛世,自当感激皇上高厚隆恩,歌咏太平……”

这才是老干体嘛,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程䥍正是这么想也这么写的。

问题是,文字狱高峰期,你写什么不重要,别人认为你写什么才重要。

乾隆二十年九月,程䥍正在家中“优游盛世”、“歌咏太平”,不料祸从天降,家突然被抄。

前来抄家的,是山阳县知县带领的一帮衙役,抄家的原因,是一个叫赵永德的直隶(河北)人到县里告密,说他发现程䥍的诗集《秋水诗钞》里面有“诽谤悖逆”的内容。常看本专栏的朋友应该知道,这四个字若落实,就是人头滚滚,血流成河。

程䥍这一被抄家,《秋水诗钞》的诗本和板片就都被抄走。板片就是按书稿内容排好字粒的底板,其技术支持,就是最具创新精神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活字印刷术。

旧时印书用的活字板片

山阳县知县还算有脑子,仔细一看程䥍自己保存的诗集,还有原始板片上的内容,就发现“与赵永德所抄诗句不符”。讯问赵永德,赵支支吾吾,供说他还有一本完整的《秋水诗钞》刻本,要等到再上一级司法部门正式开审才可以拿出来。

知县再审程䥍,程䥍说出了另一个真相:赵永德将他的诗“更易诗题,改换字句,构造挟诈”,并伙同一个叫王序东的多次递书或亲自上门,敲诈勒索,程䥍不为所动,赵一伙恼羞成怒,才到县衙门告密。

至此,只要眼睛不被屎糊,都可以判断出,此案就是赵永德勒索未遂栽赃陷害。问题是,程䥍本人虽退休,但也享有一定级别的待遇,涉案情由“事关诽谤悖逆重情”,一个小小知县,即使知道程䥍被坑,也不敢擅自结案,只能将所有“罪证”及供词上报,请上级官员定夺。

哪些上级官员?从文字狱档收录的资料来看,分别是:江南河道总督富勒赫、江苏巡抚庄有恭、漕运总督瑚宝。江南河道总督是清廷设在江苏淮安的高级官员,从一品或正二品,主要负责江苏河道的疏浚及堤防;漕运总督则是清廷派出的统管全国漕运事务的高级官员,也驻节淮安,统有兵权,分管地方行政;而江苏巡抚则是江苏的最高行政长官。

山阳知县的案情通报一发出,以上这三位厅部级官员也赶紧在了解、审理之后,先后写奏折向乾隆汇报。

江苏巡抚管这事还好理解,怎么负责水运、粮食的官员也得管这事?不奇怪,前面说过,乾隆治下,思想战线无小事,不管哪级官员,不管哪个部门的负责人,发现苗头,都得第一时间审理并上奏。

统观这三位高级官员的奏折,此案真相大白,确实是赵永德栽赃诬告——程家太有钱了,姓赵的总想敲一笔。

而此事说起来,还跟同一年早些时候发生的另一文字狱大案有关。

胡中藻《坚磨生诗钞》案,此前我们已扒过(详情【传送门】),二月案发,四月胡中藻被“皇恩浩荡”由凌迟改为斩立决,其他手尾,包括株连及抄家没收财产等,到十月底才全部结案,也就是说,程䥍案发生时,胡中藻刚被斩没多久,株连甚广,全国读书人及官员人等,无不战战兢兢。

正是在胡中藻案“鼓励”下,赵永德等人有了灵感,才设局向程䥍敲诈勒索。

为什么是程䥍?除了程家富甲一方外,程䥍跟胡中藻一样,都是退休老干部(胡中藻曾当过广西学政及陕西学政),一样喜欢写诗,既然胡诗中能查出那么多“悖逆讥讪”之语,程䥍的诗集肯定也不那么干净。

赵永德就跟王序东等人串谋,先从《秋水诗钞》中深挖敏感词,没想到,程䥍根正苗红,一心向大清,整本诗集,不管用谐音、拆字等手法,愣是找不出一个“违碍字眼”。

这难不倒姓赵的,找不到就造呗,风声鹤唳的时候,只要稍微一要挟,有钱人还不都得乖乖花钱买命?于是,赵永德就真的将程䥍的诗改头换面,本来没有的诗题,也给安上,比如《避世吟》,单这个题目,就可以要他老命——你想,如今太平盛世,人人都在卷起袖子建设大清,你一个沐浴皇恩的前官员,居然想“避世”,这不是大逆不道是什么?

造好之后,赵永德就派人拿着这些“罪证”,三番四次上门要挟,最后,赵永德还说自己是旗人,来江南办大案的,各种明示暗示,反正就是要程䥍破财消灾。

姓赵,还是旗人,这身份吓不死人也能把人吓尿。没想到,程䥍也不知道哪来的底气,反正就是认为自己没写反诗,不受要挟,几次都把来人斥回。这下子,赵永德恼羞成怒,索性就到县衙门告密了。反正,案子一审,我钱拿不到,你不死也要剥层皮。

那么,既然从县到市、省,各级官员都看出此案明显是栽赃诬告,为什么还是不敢结案,非要推给乾隆呢?

很简单,事涉“悖逆”,案比天大,不管是悖逆还是栽赃,都得由皇帝来定夺。再说,万一《秋水诗钞》真有另一个刻本呢。要知道,有些诗人对自己原版诗作不满意,毁板重排也是有可能的嘛。

谁也没想到,这一次乾隆还真放下屠刀了。在江南河道总督富勒赫的奏折上,他批了现在成为网红的三个字,“知道了”;在江苏巡抚庄有恭的奏折上,他详批了:“此系赵永德讹诈无疑,已有旨谕汝应严审重处,并究其系何旗、何以行至彼,据实速奏。”在漕运总督瑚宝的奏折上,他批了“已有旨了”。

六天之后,乾隆即下旨,对此案定性:

朕阅程䥍抄刻诗册肤浅,本不成诗,但其中并无讥讪悖逆之语……富商无识,务名之习毕露,看来此事明系赵永德索诈不遂,挟谦(嫌)诬陷,富勒赫为其所愚,据以入奏耳。

翻过来就是:程䥍的诗写得极烂(根本不能跟朕比),但诗写得差,是学术问题,没必要上升到政治高度,只不过是钱多无脑,想求个虚名才出诗集。这事明显是赵永德敲诈不成才栽赃诬陷,富勒赫被他利用了,小题大做上奏。

因为赵永德供述他是受到胡中藻案启发才去讹诈程䥍的,乾隆又在谕旨中趁机为自己洗白:

从前胡中藻身为翰林,心怀怨望,竟作种种悖妄之词刊刻分送,若不重加惩治,无以正人心而端风纪,是以不得不行办理,倘因此案动于语言文字之间指摘苛求,则狡黠之徒藉以行其诬诈,有司不察辄以上闻,告讦纷繁,何所不至,迨至辩明昭雪而贻累已甚,此等刁风断不可长。

就是说,胡中藻该死,因为他是吃皇粮的,竟然心怀怨望,写了很多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不能显示的诗文,送给很多人,造成极坏影响,不杀的话,全国人民都会被他带坏了。但程䥍不一样,他被人诬告,动他,就是在“语言文字之间指摘苛求”,这么一来,将会助长不法之徒诬告之风,然后你们动不动就奏上来,巨细无遗,等到厘清案情平反昭雪,得浪费多少行政资源。所以,此风断不可长。

最后乾隆一锤定音:程䥍无罪开释,“赵永德着交该抚庄有恭严审定拟具奏”。

搞笑的是,因为乾隆在庄有恭的奏折上批了对赵永德要“究其系何旗、何以得至彼”,庄有恭便重点讯问赵永德的旗籍问题,最后赵供称,他根本就不是旗人,而且,讹诈程䥍,最初的起因是赵永德有一朋友叫王世凡,跟程䥍有私仇,是他看到胡中藻事发,来了灵感,才从北京跑到淮安,勾结赵永德设局诬陷的。

为什么要查是不是旗人?一来,赵永德以姓赵的旗人身份吓诈程䥍,所以乾隆也想知道,他到底是不是旗人,哪一旗的,这很重要,因为是不是旗人,就是不是“自家人”,量刑也不一样。

单看乾隆这道谕旨,是不是一个妥妥的明君形象,如他自己标榜的,“从不以语言文字罪人”。呵呵,只说一个事实:同一年,除了人头滚滚的胡中藻案,还有六月发生的刘裕后《大江滂》书案,一个因为父亲在水中溺毙而得了精神病的读书人,出了一本纪念父亲的书,书中有“讥刺朝廷之语,悖逆猖狂不法已极”,最后被“杖毙于市”,就是当众活活打死;年底,又有杨淮震投献《霹雳神策》案,山东德州一秀才,爱朝廷爱到发疯,脑洞大开,写了一本《霹雳神策》,讲怎么制造炮火的,想为国家贡献一分力量,结果虽然没被处死,却以“巧言令色希求进用”罪名,痛打四十大板,然后把秀才身份革除,真是不死也被剥层皮。

在《庄有恭奏赵永德供非旗人折》的最后,乾隆还朱批道:“知道了,此必待朕谕而后敢如是办理,可谓不知朕意,亦不识大臣之体矣,可愧!”

这样的小事,也得等我下旨才去办,实在太不了解我了,也太没有大局观了,你好意思吗?

问题是,庄有恭等官员是因为不了解乾隆才这么办案的吗?恰恰相反,是因为太了解了,从乾隆十六年开始,乾隆对每一桩文字狱都是从严从重,“不可放过一个”,不少官员还因为办案不力被他轻则训斥、重则撤职查办,这么一来,一发现“悖逆”嫌疑的文字,谁敢不往死里整?

总之,程䥍算是意外捡了一条命。这意外,有可能是因为他诗写得烂,让乾隆这位古今中外最伟大的诗人有了优越感;也有可能,他诗中全是老干体,除了歌功颂德,就是对现安岁静的赞美,让乾隆爽翻了天。

不难想象,程䥍被无罪释放,肯定忙不迭的感激皇帝圣明、皇恩浩荡。但他怎么可能想到,把他的诗和远方给毁了、让他差点人头落地的罪魁祸首,不是知县、巡抚、总督,甚至不是那些诬陷的小人,而是乾隆。没有他的“不可放过一个”,哪来官员们的“宁可错杀一千”。

(引文全部出自《清代文字狱档》增订本第二辑《程䥍<秋水诗钞>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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